事關係上，他主張以理為本。司馬光說：“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
（《迂書·無怪》）前半句話是說，凡一事皆有一理，後半句是說，既然事事皆有
其理，那麽，沒有某事的理就沒有某事的出現。總起來說，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
生的，這個觀點和二程的觀點是一致的。
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處。二程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
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卷25）認為格物就是窮理。司馬光說：“格猶扡
也，禦也，能扡禦外物也。”為什麽要這樣來解釋格物這個概念了司馬光說：“人
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
之也，物趨之也。”（《致知在格物論》）他認為，人們雖然都喜歡善，不喜歡惡，
以是為慕，以非為羞，但實際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聖賢，實在不容易，為什
麽呢？這是因為受到外物的引誘和蒙蔽的緣故，所以必須抵製外物的引誘才能做到
去惡從善，去非存是。司馬光說，他訓格物為抵製外物對人的侵害，也是為了更好
地求得知識，因為隻有能抵製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誘，才能獲得知識，他是從修養論
和認識論一致的前提下，講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馬光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
本是一致的。
對誠意、正心的問題，司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學家一樣，對《大
學》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提
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夠“依仁
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
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論》）其中，他著重對誠意、正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講
述。司馬光說：“《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無所賦也。”“‘誠
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答秉國第二書》）把“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講得十分言簡意賅。講到誠的重要性時，他說：“君子所以感人
者，其為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書》）
司馬光自己很重視待人以誠，他說：“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嚐須臾離也，故
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2）說到“正心”，“司馬光
認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說：“學者所以求治心者，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
學為？”又說：“小人治跡，君子治心。”（《迂書》）在如何治心的問題上，司
馬光說：“帥庸》所謂中者，動靜雲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皆雖為治心之術，其
事則殊矣。”（《答秉國第二書》）使語言行為不過分，無不足，達到“適中”，
恰到好處，就是治心之術。
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是理學家們對修身治國的“君子”“賢人”之基本要求，
所以討論得很多，司馬光也不例外，他在這方麵的見解，對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
影響。
對性理問題，司馬光不主張講得太玄妙。他說：“《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跋懸而不可及，積瞀而不能知，則晝
麗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書》）他認為，有
些人把性理問題講得玄乎其玄，弄得人們神智不清，不過是欺人之談。其實，所謂
理，無非是個是不是的問題，所謂“命”，無非就是決定人的材質（本質）的那個
東西。他對性理問題雖然講得不多，但比較切合實際。
五、立身處事有則 道德文章啟後人
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有如下評論：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
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這是對司馬光個人品德的一個簡要概括。這個評價雖然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
上是符合實際的。比如說前麵提到他終生力行於一個“誠”字，這就是事實。他居
洛陽時，曾派人去賣他騎過的馬，替他賣馬的人臨走時，他囑咐說：“此馬夏天有
病，若有買者，事先告訴他。”（《宋人軼事彙編》卷11）此事後來被人傳為美談。
他做官直言敢諫，為人處事“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嚐有餘裕。”（同
上卷12）修《資治通鑑》能據事直書，不為尊者諱，該褒則褒，該貶則貶，盡量按
照歷史的本來麵目據實直書。在治學態度上刻苦踏實，學而無厭，敢於攀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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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書·無怪》）前半句話是說，凡一事皆有一理，後半句是說，既然事事皆有
其理，那麽，沒有某事的理就沒有某事的出現。總起來說，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
生的，這個觀點和二程的觀點是一致的。
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處。二程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
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卷25）認為格物就是窮理。司馬光說：“格猶扡
也，禦也，能扡禦外物也。”為什麽要這樣來解釋格物這個概念了司馬光說：“人
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
之也，物趨之也。”（《致知在格物論》）他認為，人們雖然都喜歡善，不喜歡惡，
以是為慕，以非為羞，但實際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聖賢，實在不容易，為什
麽呢？這是因為受到外物的引誘和蒙蔽的緣故，所以必須抵製外物的引誘才能做到
去惡從善，去非存是。司馬光說，他訓格物為抵製外物對人的侵害，也是為了更好
地求得知識，因為隻有能抵製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誘，才能獲得知識，他是從修養論
和認識論一致的前提下，講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馬光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
本是一致的。
對誠意、正心的問題，司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學家一樣，對《大
學》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提
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夠“依仁
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
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論》）其中，他著重對誠意、正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講
述。司馬光說：“《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無所賦也。”“‘誠
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答秉國第二書》）把“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講得十分言簡意賅。講到誠的重要性時，他說：“君子所以感人
者，其為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書》）
司馬光自己很重視待人以誠，他說：“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嚐須臾離也，故
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2）說到“正心”，“司馬光
認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說：“學者所以求治心者，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
學為？”又說：“小人治跡，君子治心。”（《迂書》）在如何治心的問題上，司
馬光說：“帥庸》所謂中者，動靜雲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皆雖為治心之術，其
事則殊矣。”（《答秉國第二書》）使語言行為不過分，無不足，達到“適中”，
恰到好處，就是治心之術。
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是理學家們對修身治國的“君子”“賢人”之基本要求，
所以討論得很多，司馬光也不例外，他在這方麵的見解，對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
影響。
對性理問題，司馬光不主張講得太玄妙。他說：“《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跋懸而不可及，積瞀而不能知，則晝
麗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書》）他認為，有
些人把性理問題講得玄乎其玄，弄得人們神智不清，不過是欺人之談。其實，所謂
理，無非是個是不是的問題，所謂“命”，無非就是決定人的材質（本質）的那個
東西。他對性理問題雖然講得不多，但比較切合實際。
五、立身處事有則 道德文章啟後人
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有如下評論：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
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這是對司馬光個人品德的一個簡要概括。這個評價雖然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
上是符合實際的。比如說前麵提到他終生力行於一個“誠”字，這就是事實。他居
洛陽時，曾派人去賣他騎過的馬，替他賣馬的人臨走時，他囑咐說：“此馬夏天有
病，若有買者，事先告訴他。”（《宋人軼事彙編》卷11）此事後來被人傳為美談。
他做官直言敢諫，為人處事“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嚐有餘裕。”（同
上卷12）修《資治通鑑》能據事直書，不為尊者諱，該褒則褒，該貶則貶，盡量按
照歷史的本來麵目據實直書。在治學態度上刻苦踏實，學而無厭，敢於攀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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