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現他為北宋政權的鞏固而出謀畫策不惜嘔心瀝
血。在這一時期，他的進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傳統的治國之道的要求進陳了“三言”、
“五規”。他的“三言”是指關係國家盛衰的君道、官吏、軍隊三大關鍵問題如何
改進。他把三個問題分別稱之“陳三德”，“言禦臣”，“言練兵”。關於君道問
題他提出了仁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大意是作為一個好的君主，必須
搞好自己的修養，提出人君的標準之一是“仁”，主要是“興教化，修政治，養百
姓，利萬物”；標準之二是“明”，主要是“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
第三是“武”，是要做到“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認為，
上述三條是人君治好國家的根本條件，因為在他看來，國家之盛衰繫於人君一身。
·他把國家命運完全寄託於皇帝。所謂“禦臣”，主要講的是對官吏的選拔和賞罰，
他說：“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在
“言練兵”一條中，他提出了整頓軍隊的意見，主張精簡軍隊，提高戰鬥素質。
關於“正規”之諫，是在“陳三德”的基礎上進行規勸人君治理好國家，提出
的一些補充意見。所謂“五規”，第一規謂之“保業”，勸誡皇帝要“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地求治，說明國家政權“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的道理。第二規謂之
“惜時”，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時機“立綱布紀，定萬世之業”，他把皇帝基業比做
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將以傳其子孫的皇帝“實其基堂，壯其柱石，強其棟樑，高
其垣塘，嚴其關鍵。”巨室築成之後，要求做到使其“亙千萬年無頹壞。”他說：
“夫君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
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這段話表明了司馬
光治國思想的基本觀點，完全是一派封建賢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規謂之“遠謀”，
勸皇帝要有深謀遠慮，“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第四規謂之“重微”，勸皇
帝時時警惕，做到防微杜漸，“銷惡於未萌，洱禍於未形。”第五規謂之“務實”，
強調“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凡一切政教設施，必須講求實際，做到“撥去浮
文，悉敦本實。”以上五規均以“保業”為目的，其餘四規都是為實現這一目的的
具體途徑。
“三言”，“五規”的提出，構成了司馬光治國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論思
想之綱目和明確的施政綱領。這些建議雖不曾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用，但卻在統治者
集團內部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第二件大事是繼續懇請建儲。這是司馬光為諫官之後所關注的第二件大事。作
諫官之前，他曾接連三次上疏，力陳早日建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諫官後的第一
次麵見仁宗皇帝，就當麵提醒他說：“臣昔通判並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卷2）仁宗帝也當麵讚揚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
是事隔很久，仍未實行，為此，司馬光又繼續上疏，催促仁宗接納他的請求，結果
終於使仁宗帝下了決心，把他的奏章發送中書省會議定實行。事隔不久，仁宗將其
堂兄濮安懿王趙永讓的第13子趙曙立為皇太子。兩年以後，仁宗就死了，遺詔命趙
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這個關係到統治核心是否穩固的大問題，在司馬光的努力
下，終於得到了解決。
第三件大事是調解英宗和皇太後的皇室內部矛盾。宋仁宗於嘉祐八年（1063年）
三月病故，趙曙於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幾天之後生了重病，不能親政，由皇太後
曹氏垂簾，代管軍國大事。當時北宋統治表麵平靜，實際上是內外矛盾尖銳，處在
危機四伏之中。司馬光等人為此憂心忡忡，深怕不是親生母子的曹太後同英宗皇帝
不和，造成統治核心的分裂。情況確實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後的關係時好時壞，
在病重時對母後“時有不遜語”，加上有人從中離間，弄得太後大不高興，一些曾
反對立英宗為太子的大臣就“乘機陰進廢立之說”（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
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兩宮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馬光絞盡腦汁，一再上疏調和兩宮的
關係，重點是明陳兩宮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勸導英宗孝謹太後，在他的調停
下終於收到很好的效果，從而鞏固了統治核心的內部團結，避免了一場危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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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在這一時期，他的進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傳統的治國之道的要求進陳了“三言”、
“五規”。他的“三言”是指關係國家盛衰的君道、官吏、軍隊三大關鍵問題如何
改進。他把三個問題分別稱之“陳三德”，“言禦臣”，“言練兵”。關於君道問
題他提出了仁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大意是作為一個好的君主，必須
搞好自己的修養，提出人君的標準之一是“仁”，主要是“興教化，修政治，養百
姓，利萬物”；標準之二是“明”，主要是“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
第三是“武”，是要做到“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認為，
上述三條是人君治好國家的根本條件，因為在他看來，國家之盛衰繫於人君一身。
·他把國家命運完全寄託於皇帝。所謂“禦臣”，主要講的是對官吏的選拔和賞罰，
他說：“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在
“言練兵”一條中，他提出了整頓軍隊的意見，主張精簡軍隊，提高戰鬥素質。
關於“正規”之諫，是在“陳三德”的基礎上進行規勸人君治理好國家，提出
的一些補充意見。所謂“五規”，第一規謂之“保業”，勸誡皇帝要“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地求治，說明國家政權“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的道理。第二規謂之
“惜時”，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時機“立綱布紀，定萬世之業”，他把皇帝基業比做
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將以傳其子孫的皇帝“實其基堂，壯其柱石，強其棟樑，高
其垣塘，嚴其關鍵。”巨室築成之後，要求做到使其“亙千萬年無頹壞。”他說：
“夫君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
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這段話表明了司馬
光治國思想的基本觀點，完全是一派封建賢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規謂之“遠謀”，
勸皇帝要有深謀遠慮，“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第四規謂之“重微”，勸皇
帝時時警惕，做到防微杜漸，“銷惡於未萌，洱禍於未形。”第五規謂之“務實”，
強調“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凡一切政教設施，必須講求實際，做到“撥去浮
文，悉敦本實。”以上五規均以“保業”為目的，其餘四規都是為實現這一目的的
具體途徑。
“三言”，“五規”的提出，構成了司馬光治國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論思
想之綱目和明確的施政綱領。這些建議雖不曾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用，但卻在統治者
集團內部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第二件大事是繼續懇請建儲。這是司馬光為諫官之後所關注的第二件大事。作
諫官之前，他曾接連三次上疏，力陳早日建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諫官後的第一
次麵見仁宗皇帝，就當麵提醒他說：“臣昔通判並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卷2）仁宗帝也當麵讚揚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
是事隔很久，仍未實行，為此，司馬光又繼續上疏，催促仁宗接納他的請求，結果
終於使仁宗帝下了決心，把他的奏章發送中書省會議定實行。事隔不久，仁宗將其
堂兄濮安懿王趙永讓的第13子趙曙立為皇太子。兩年以後，仁宗就死了，遺詔命趙
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這個關係到統治核心是否穩固的大問題，在司馬光的努力
下，終於得到了解決。
第三件大事是調解英宗和皇太後的皇室內部矛盾。宋仁宗於嘉祐八年（1063年）
三月病故，趙曙於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幾天之後生了重病，不能親政，由皇太後
曹氏垂簾，代管軍國大事。當時北宋統治表麵平靜，實際上是內外矛盾尖銳，處在
危機四伏之中。司馬光等人為此憂心忡忡，深怕不是親生母子的曹太後同英宗皇帝
不和，造成統治核心的分裂。情況確實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後的關係時好時壞，
在病重時對母後“時有不遜語”，加上有人從中離間，弄得太後大不高興，一些曾
反對立英宗為太子的大臣就“乘機陰進廢立之說”（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
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兩宮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馬光絞盡腦汁，一再上疏調和兩宮的
關係，重點是明陳兩宮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勸導英宗孝謹太後，在他的調停
下終於收到很好的效果，從而鞏固了統治核心的內部團結，避免了一場危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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