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宦遊三十餘載 忠直清正敢進言
按照宋朝的恩蔭製度，中級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後人都享有補
官的特權，司馬光的父親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歲的司馬光就
得到了恩補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為將作監主簿。這個職位是很低的小官，
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事做，他一麵以學習為主，一麵幹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鍛鍊。
但是，受恩補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視，胸懷大誌，飽讀經書的司馬光，畢竟不是
平庸之輩，宋仁宗寶元元年（1。38年）三月，剛滿20歲的司馬光便一舉高中進土甲
科，顯示了他自幼刻苦學習而造就成才的豐碩成果。這樣年輕就中了進士，在當時
是少見的。中進士後，朝廷授他以奉禮郎，華州判官之職，他在華州任職不到一年，
又隨他父親到蘇州做官，不久母親、父親相繼病逝，他按製度服喪數年，於宋仁宗
慶曆四年（1044年）結束了五年的丁憂閑居生活，繼續做官，慶曆四年擔任了武成
軍（今河南滑縣）判官之職，次年改任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韋城（治所在今河
南東）縣事，在那裏一年多就得到了“政聲赫然，民稱之”的美譽，在此期間，他
還利用政務之暇讀了許多典籍，寫出了歷史論文數十篇。自此以後，他更加熱愛史
學，集中精力研究歷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評議歷史人物和事件，意圖從中探索歷代
統治者的治國得失之道。
慶曆五年（1045年），27歲的司馬光被調到京城作官，改授為大理寺評事，補
國子監直講，不久又遷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親生前好友、
當時任宰相的龐籍推薦擔任了館閣校勘並同知太常寺禮院。館閣校勘是負責編校圖
書典籍工作的職務，這對愛好經史的司馬光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職務，為他借閱朝
廷秘閣藏書提供了方便，對於他經史研究十分有利。在這期間，他寫了《古文孝經
指解》，並約同館閣僚友集體上疏請求把荀子和揚子的書加以考訂印行，不致使先
賢之經典湮沒不傳。在同知太常寺禮院的職事中，他對於維護封建禮法製度也很認
真負責。
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又在龐籍的推薦下遷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他
從此擔任了史官的職務，在此期間，他更專心致誌地研究史學，探求先賢治國之道，
聯繫當時政治實際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後，他與當時很
有名的官僚學者歐陽修、王安石、範鎮、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誼，他們之間誌趣
相投，使司馬光在學術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這時由於多次舉薦他的龐籍失
去相位，出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知州司馬光也被調離朝廷，作了龐籍的助手，
出任鄆州學典，再升任該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隨龐籍去並州沖太原市）任通判。
在並州期間，司馬光感到自己官職卑小，不能在皇帝身邊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負，
寫了一首送友人的詩，其中說：
我今三十餘，汩沒無他奇。
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猶卑。
（《傳家集》卷2《守次道初登朝呈同言》）
感到前途渺茫，不能為時所用。不禁感嘆地在另一詩中說：“我年垂四十，安
待無華欺？所悲道業寡，泊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傳家集》
卷2《初見白髮慨然感懷》）。然而，他平生所懷“忠君、利國、養民”之誌，卻時
時不忘。當時的宋仁宗無後，到47歲還沒有立太子，朝野上下都為此事擔心，深恐
將來發生爭奪皇位的宮廷內亂。但是，一般官員都怕惹怒皇帝，招來橫禍，不敢進
言。對這樣的事，隻有極個別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麵進諫，當司馬光知道此事，並
得知自己在朝擔任諫官的好友範鎮已開始上疏請盡快立嗣，他也立即寫了《請建儲
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配合範鎮力爭早日建儲。他在上疏中懇切地詳陳利害，說
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務”。並在上疏中最後強調說：“若失時不斷，悔之無
及。”（《傳家集》卷19）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義無反顧的司馬光竟不怕危險，
又連上兩疏，決心以丟官和效死來竭力議爭。結果還是“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
莫有知其所終者。”（《傳家集》卷58《與範景仁書》）他不得已暫時沉默下來。
·
司馬光從20歲入仕做官直到68歲病死，其間除有15年時間從事《資治通鑑》編
修工作，其餘30餘年擔任官職。在這30多年的政治活動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他
以一個忠君、憂國和直言敢諫的賢臣的形象表現了他的政治見解並以此顯揚於當世。
特別是在他五年的諫官（公元1061—1065年）任上，認真履行了一個言官的職責，
關心政事，對朝廷竭盡忠誠，五年之中，前後共上奏章177餘招，其中對有些重大事
</br>
按照宋朝的恩蔭製度，中級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後人都享有補
官的特權，司馬光的父親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歲的司馬光就
得到了恩補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為將作監主簿。這個職位是很低的小官，
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事做，他一麵以學習為主，一麵幹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鍛鍊。
但是，受恩補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視，胸懷大誌，飽讀經書的司馬光，畢竟不是
平庸之輩，宋仁宗寶元元年（1。38年）三月，剛滿20歲的司馬光便一舉高中進土甲
科，顯示了他自幼刻苦學習而造就成才的豐碩成果。這樣年輕就中了進士，在當時
是少見的。中進士後，朝廷授他以奉禮郎，華州判官之職，他在華州任職不到一年，
又隨他父親到蘇州做官，不久母親、父親相繼病逝，他按製度服喪數年，於宋仁宗
慶曆四年（1044年）結束了五年的丁憂閑居生活，繼續做官，慶曆四年擔任了武成
軍（今河南滑縣）判官之職，次年改任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韋城（治所在今河
南東）縣事，在那裏一年多就得到了“政聲赫然，民稱之”的美譽，在此期間，他
還利用政務之暇讀了許多典籍，寫出了歷史論文數十篇。自此以後，他更加熱愛史
學，集中精力研究歷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評議歷史人物和事件，意圖從中探索歷代
統治者的治國得失之道。
慶曆五年（1045年），27歲的司馬光被調到京城作官，改授為大理寺評事，補
國子監直講，不久又遷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親生前好友、
當時任宰相的龐籍推薦擔任了館閣校勘並同知太常寺禮院。館閣校勘是負責編校圖
書典籍工作的職務，這對愛好經史的司馬光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職務，為他借閱朝
廷秘閣藏書提供了方便，對於他經史研究十分有利。在這期間，他寫了《古文孝經
指解》，並約同館閣僚友集體上疏請求把荀子和揚子的書加以考訂印行，不致使先
賢之經典湮沒不傳。在同知太常寺禮院的職事中，他對於維護封建禮法製度也很認
真負責。
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又在龐籍的推薦下遷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他
從此擔任了史官的職務，在此期間，他更專心致誌地研究史學，探求先賢治國之道，
聯繫當時政治實際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後，他與當時很
有名的官僚學者歐陽修、王安石、範鎮、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誼，他們之間誌趣
相投，使司馬光在學術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這時由於多次舉薦他的龐籍失
去相位，出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知州司馬光也被調離朝廷，作了龐籍的助手，
出任鄆州學典，再升任該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隨龐籍去並州沖太原市）任通判。
在並州期間，司馬光感到自己官職卑小，不能在皇帝身邊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負，
寫了一首送友人的詩，其中說：
我今三十餘，汩沒無他奇。
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猶卑。
（《傳家集》卷2《守次道初登朝呈同言》）
感到前途渺茫，不能為時所用。不禁感嘆地在另一詩中說：“我年垂四十，安
待無華欺？所悲道業寡，泊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傳家集》
卷2《初見白髮慨然感懷》）。然而，他平生所懷“忠君、利國、養民”之誌，卻時
時不忘。當時的宋仁宗無後，到47歲還沒有立太子，朝野上下都為此事擔心，深恐
將來發生爭奪皇位的宮廷內亂。但是，一般官員都怕惹怒皇帝，招來橫禍，不敢進
言。對這樣的事，隻有極個別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麵進諫，當司馬光知道此事，並
得知自己在朝擔任諫官的好友範鎮已開始上疏請盡快立嗣，他也立即寫了《請建儲
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配合範鎮力爭早日建儲。他在上疏中懇切地詳陳利害，說
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務”。並在上疏中最後強調說：“若失時不斷，悔之無
及。”（《傳家集》卷19）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義無反顧的司馬光竟不怕危險，
又連上兩疏，決心以丟官和效死來竭力議爭。結果還是“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
莫有知其所終者。”（《傳家集》卷58《與範景仁書》）他不得已暫時沉默下來。
·
司馬光從20歲入仕做官直到68歲病死，其間除有15年時間從事《資治通鑑》編
修工作，其餘30餘年擔任官職。在這30多年的政治活動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他
以一個忠君、憂國和直言敢諫的賢臣的形象表現了他的政治見解並以此顯揚於當世。
特別是在他五年的諫官（公元1061—1065年）任上，認真履行了一個言官的職責，
關心政事，對朝廷竭盡忠誠，五年之中，前後共上奏章177餘招，其中對有些重大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