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一文中，他徵引《大學》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試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
指明儒學有體有用，異於佛、老之空虛不實。韓愈對《大學》的推崇，在中國
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評價說：
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
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
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不世出之人傑，
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又觀退之《寄盧全詩》，則知此種研究經學
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稱獎之同輩中發其端，與前此經詩著述大意，而開啟宋代新儒學
家治經之途徑者也。
陳寅恪評韓愈發明《大學》之旨著重於三點：其一是受新禪宗之影響；其二是
奠定新儒學之基礎；其三是開啟新儒學治經新方法。這是非常中肯的。
韓愈在革除儒學積弊，發明正心誠意之旨，直指人倫的同時，提出了一種新人
性論，即“性三品”說。
韓愈在《性論》一文中，對以前各家的人性論作了總結。他開宗明義地給“性”
“情”下了定義：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也就是說，“性”是先天就有的；“情”是後天所得的。性、情二分法是從董
仲舒那裏繼承下來的。接著，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論：“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
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
關於性分上中下三品，韓愈解釋說：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
惡焉而已矣。”
可知，韓愈所謂上品之性，隻有善而無惡；中品之性，則可以善，也可以惡，
關鍵在於引導；下品之性，則隻有惡而無善。這樣，韓愈把“性善”論，“性有善
有惡”論及“性惡”論統一在“性三品”說之中。他批評前人說：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韓愈認為孟、荀、揚三子言性皆是以偏概全，缺乏分析。
構成“性”的要素有五，即仁、禮、信、義、智這五種道德品質（五常），在
“性三品”中，這五種道德品質的比重不一：
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其於四也
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
即上品之性五常俱備，而統於仁，下品之性反於仁而違背其餘四種品質，中品
之性裏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餘四者雜而不純。正因為有了這五種規定性，所以與
佛、老在“虛”“無”基礎上言性是根本區別的。他把“性”說建立在人倫的基點
上，這就拈出了儒家文化與佛老文化本質區別。後來朱熹對韓愈的性論評論說：
“退之說性，隻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注]
韓愈認為情是“接於物而生”，即後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種。情也分為上中下三品，並與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對應。上品之性有上品
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說：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可見，韓愈並不否認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張“情”要適“中”，這個中就是
合乎儒家的倫理規範，“性三品”與“情三品”是一致的。
韓愈的“性三品”說的思想淵源，與董仲舒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人
之性”、“鬥筲之性”三類有密切關係。但董仲舒主張“性善情惡”，把“性”、
“情”對立起來，這並沒有被韓愈接受，在這一點上，韓愈比董仲舒前進了一步。
從理論上說，韓愈把封建的道德說成是人類的普遍人性，這並沒有從本質上解
決人性問題，而且他將人性品級化，從社會作用上來說，在於論證封建倫理秩序合
乎人性。他說：“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
可製也。”（《原性》）對於下品之性，既然無法改變，隻有以威相加，以刑相製
了。
繼先秦、兩漢以後，韓愈重提儒家人性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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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試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
指明儒學有體有用，異於佛、老之空虛不實。韓愈對《大學》的推崇，在中國
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評價說：
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
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
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不世出之人傑，
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又觀退之《寄盧全詩》，則知此種研究經學
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稱獎之同輩中發其端，與前此經詩著述大意，而開啟宋代新儒學
家治經之途徑者也。
陳寅恪評韓愈發明《大學》之旨著重於三點：其一是受新禪宗之影響；其二是
奠定新儒學之基礎；其三是開啟新儒學治經新方法。這是非常中肯的。
韓愈在革除儒學積弊，發明正心誠意之旨，直指人倫的同時，提出了一種新人
性論，即“性三品”說。
韓愈在《性論》一文中，對以前各家的人性論作了總結。他開宗明義地給“性”
“情”下了定義：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也就是說，“性”是先天就有的；“情”是後天所得的。性、情二分法是從董
仲舒那裏繼承下來的。接著，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論：“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
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
關於性分上中下三品，韓愈解釋說：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
惡焉而已矣。”
可知，韓愈所謂上品之性，隻有善而無惡；中品之性，則可以善，也可以惡，
關鍵在於引導；下品之性，則隻有惡而無善。這樣，韓愈把“性善”論，“性有善
有惡”論及“性惡”論統一在“性三品”說之中。他批評前人說：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韓愈認為孟、荀、揚三子言性皆是以偏概全，缺乏分析。
構成“性”的要素有五，即仁、禮、信、義、智這五種道德品質（五常），在
“性三品”中，這五種道德品質的比重不一：
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其於四也
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
即上品之性五常俱備，而統於仁，下品之性反於仁而違背其餘四種品質，中品
之性裏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餘四者雜而不純。正因為有了這五種規定性，所以與
佛、老在“虛”“無”基礎上言性是根本區別的。他把“性”說建立在人倫的基點
上，這就拈出了儒家文化與佛老文化本質區別。後來朱熹對韓愈的性論評論說：
“退之說性，隻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注]
韓愈認為情是“接於物而生”，即後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種。情也分為上中下三品，並與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對應。上品之性有上品
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說：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可見，韓愈並不否認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張“情”要適“中”，這個中就是
合乎儒家的倫理規範，“性三品”與“情三品”是一致的。
韓愈的“性三品”說的思想淵源，與董仲舒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人
之性”、“鬥筲之性”三類有密切關係。但董仲舒主張“性善情惡”，把“性”、
“情”對立起來，這並沒有被韓愈接受，在這一點上，韓愈比董仲舒前進了一步。
從理論上說，韓愈把封建的道德說成是人類的普遍人性，這並沒有從本質上解
決人性問題，而且他將人性品級化，從社會作用上來說，在於論證封建倫理秩序合
乎人性。他說：“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
可製也。”（《原性》）對於下品之性，既然無法改變，隻有以威相加，以刑相製
了。
繼先秦、兩漢以後，韓愈重提儒家人性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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