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成後，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寫出文章，發表了對人性問題的看法。至宋儒遂愈
演愈烈，“性情”問題成為理學的主題。經韓愈倡導，宋儒的發展，佛教原有的性
理之學方麵的優勢逐漸被新儒學取代，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確定了下
來。
四、千秋萬歲名不寂寞
韓愈革新儒學，倡導古文，開一代新風。史學大師陳寅烙在《論韓愈》一文中，
對他予以極高的評價：
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
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
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折點之人物也。
這一評價非常中肯。但是，韓愈生前生後並非一貫受人尊崇。正如李漢所說的，
在他生前“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韓昌黎
集》序）“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鬥雲。”（《新唐書·韓愈傳》）
唐末皮日休甚至請求以韓愈配享太學。
到了宋初，韓愈的地位大大下降，“號為時能文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
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到了慶曆年間，經過歐陽修、蘇軾等人的大力提倡，
“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注]又重
新出現了韓文熱。歐陽修尊之為文宗，石介列之於道統，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
竟贊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二程則欣賞韓愈抬高孟子的做法，
說“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
但宋人對韓愈也不是一味推崇。如對韓愈評價極高的蘇軾，雖然肯定韓愈尊孔
孟、拒佛老，但認為“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
“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盪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注]理學大師朱熹雖然
肯定韓愈“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文字言語
之工”，評韓愈《原道》是“無頭學問”，評《讀墨》也說韓公“第一義是學文字，
第二義方究道理。”批評他在理論上缺乏深度和建樹。[注]王安石則對韓愈貶多褒
少。他在《讀韓》一詩中寫道：“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
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說韓愈並沒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勞無
益。宋人評韓還涉及到韓愈的人品，如說他貪祿喜進、言行失儉、沽名釣譽等等。
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18引蘇軾責備韓愈“示兒皆利祿事”，《河南程氏遺書》
卷18記伊川語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說“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
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張子韶《橫浦日新》說“韓退之求官書略
不知恥”。朱熹甚至說韓愈“當初本隻是要討官職做，始終隻是這心。他隻是要做
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隻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韓愈的道、文、詩、德無一褒詞，說他
“所奉者義也，所誌者利也。”直到現代，人們對韓愈的評價仍無定論，聚訟紛紛，
真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錢鍾書語）。
對韓愈評價，不能失之片麵和武斷。韓愈這個人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對他勇於
進取、追逐功名這一點，我們要看到他不像後來的道學家那樣虛偽。而且他積極入
世，勇於任責，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懷，為了維護自己所懷之“道”，敢於直言
忤君，觸犯逆鱗，這表現了一個正直士大夫應有的品格。至於以利祿誘子一事，封
建社會有幾人不是在利益驅動之下讀書做官的？
韓愈的一生，幾經浮沉。特別是處在朋黨、宦官、藩鎮鬥爭的三角關係中，個
人的命運更難以捉摸。他依違其間，盡管各個集團之中都有與他交往的友人，但雙
方都懷著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時感到非常的孤獨。他自述說：“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不善交人，無相
生相死之友於朝。”（《釋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
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何為乎？”（《與李翱書》）但總的來說，韓愈雖屢被貶
黜，卻能得以善終，平生的名位也不為不高。他有一首《示兒詩》這樣寫道：“始
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
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還是較為滿意的。他雖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並不滿足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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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性情”問題成為理學的主題。經韓愈倡導，宋儒的發展，佛教原有的性
理之學方麵的優勢逐漸被新儒學取代，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確定了下
來。
四、千秋萬歲名不寂寞
韓愈革新儒學，倡導古文，開一代新風。史學大師陳寅烙在《論韓愈》一文中，
對他予以極高的評價：
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
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
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折點之人物也。
這一評價非常中肯。但是，韓愈生前生後並非一貫受人尊崇。正如李漢所說的，
在他生前“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韓昌黎
集》序）“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鬥雲。”（《新唐書·韓愈傳》）
唐末皮日休甚至請求以韓愈配享太學。
到了宋初，韓愈的地位大大下降，“號為時能文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
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到了慶曆年間，經過歐陽修、蘇軾等人的大力提倡，
“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注]又重
新出現了韓文熱。歐陽修尊之為文宗，石介列之於道統，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
竟贊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二程則欣賞韓愈抬高孟子的做法，
說“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
但宋人對韓愈也不是一味推崇。如對韓愈評價極高的蘇軾，雖然肯定韓愈尊孔
孟、拒佛老，但認為“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
“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盪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注]理學大師朱熹雖然
肯定韓愈“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文字言語
之工”，評韓愈《原道》是“無頭學問”，評《讀墨》也說韓公“第一義是學文字，
第二義方究道理。”批評他在理論上缺乏深度和建樹。[注]王安石則對韓愈貶多褒
少。他在《讀韓》一詩中寫道：“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
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說韓愈並沒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勞無
益。宋人評韓還涉及到韓愈的人品，如說他貪祿喜進、言行失儉、沽名釣譽等等。
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18引蘇軾責備韓愈“示兒皆利祿事”，《河南程氏遺書》
卷18記伊川語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說“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
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張子韶《橫浦日新》說“韓退之求官書略
不知恥”。朱熹甚至說韓愈“當初本隻是要討官職做，始終隻是這心。他隻是要做
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隻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韓愈的道、文、詩、德無一褒詞，說他
“所奉者義也，所誌者利也。”直到現代，人們對韓愈的評價仍無定論，聚訟紛紛，
真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錢鍾書語）。
對韓愈評價，不能失之片麵和武斷。韓愈這個人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對他勇於
進取、追逐功名這一點，我們要看到他不像後來的道學家那樣虛偽。而且他積極入
世，勇於任責，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懷，為了維護自己所懷之“道”，敢於直言
忤君，觸犯逆鱗，這表現了一個正直士大夫應有的品格。至於以利祿誘子一事，封
建社會有幾人不是在利益驅動之下讀書做官的？
韓愈的一生，幾經浮沉。特別是處在朋黨、宦官、藩鎮鬥爭的三角關係中，個
人的命運更難以捉摸。他依違其間，盡管各個集團之中都有與他交往的友人，但雙
方都懷著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時感到非常的孤獨。他自述說：“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不善交人，無相
生相死之友於朝。”（《釋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
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何為乎？”（《與李翱書》）但總的來說，韓愈雖屢被貶
黜，卻能得以善終，平生的名位也不為不高。他有一首《示兒詩》這樣寫道：“始
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
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還是較為滿意的。他雖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並不滿足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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