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為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首先從排擊佛老，“扶樹教道”入手。
韓愈認為佛教傳入中國是“亂華”。他在《贈譯經僧》一詩中寫道：“萬裏休
言道路賒，有誰教汝度流沙？隻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他的反佛言論
主要存於《原道》、《論佛骨表》和其他一些詩文中。
在《原道》一文中，韓愈列舉了佛教流行給社會帶來的三項弊端和闢佛的三項
理由。（豆）佛教、道教盛行，造成白食者眾多。與韓愈同時的彭偃曾指出：“今
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
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至此。舉一藉以計天下，其費可知。”[注]韓愈更進一步指
出：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窮
且盜也！（《原道》）
他認為佛道二教存在，大量人口不事生產，造成社會財富不足，影響了社會安
定。這是經濟上的原因。（2）佛教“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即有悖於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之道，不合中華的倫理道德。（3）信佛乃是“舉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即佛教作為外來的異質文化，
卻大有淩駕於中華本土文化之上之勢，這有悖於孔子以來儒家“用夏變夷”的精神，
有可能喪失中國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徵。
在《論佛骨表》中，韓愈也講了三點理由作為反佛依據。（1）從華夷之辨出發，
指斥佛教為“夷狄之法”，與中國先王之教相悖違。（2）從歷代盛衰來驗證佛教的
實際效果，指出佛法傳入中國之前，百姓安樂壽考，自有佛法以後，反而“亂亡相
繼，運作不長”，“宋、劉、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由此
得出結論：“事佛求福，乃更得禍”。（3）指出天子帶頭崇佛，會煽起宗教狂熱，
出現“焚頂燒指”、“解衣散錢”的情況，以至“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
俗，傳笑四方”。這是從教化角度上計，將瘋狂的拜佛行為看成野蠻不文明的表現。
韓愈站在中華本位文化的立場上，以儒家文化為華夏正統，佛是夷狄之法，不
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他的反佛論點，或著眼政治經濟，或著眼倫理道德。他的
這些論點，大抵在他之前都有人提出過，如唐初傅奕曾說：“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其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注]韓愈不同於前人之處在於，他敏銳地從佛道德三教勢力的消長中，感覺到儒家
文化麵臨的困境。他不單單停留在對佛教、道教的抨擊上麵，而企圖建立一個完整
的、與佛道二教對抗的理論體係。這個理論體係的輪廓就體現在《原道》、《原性》、
《原人》等著作中。
三、扶樹教道 倡明道統
在《原道》一文中，韓愈以濃墨重彩闡發了儒家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著重
提出並論述了與老釋二教的“道”“德”迥異的儒家“道”“德”觀，指出：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因此，“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即“道德”
與“仁義”是相統一的。而佛、老之“道德”，隻不過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
的沒有意義的“一人之私言”。韓愈所說的“道”，是指人倫之道，他說：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
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
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可見，他所說的“道”並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見之日用的，故與佛、老二教之
“道”有著本質的不同。所以他說：“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
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原道》）在他看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仁義道德。
所謂“仁”，就是對人充滿溫情的關懷與熱愛，這是一種無差別的“博愛”，始於
孝敬父母，友愛兄弟，而推及其他人，而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原人》）。
這種博愛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能得體適宜，就是“義”，由“仁義”出發向前走，
就是“道”，無須外界的幫助和安慰，切實具備“仁義”，達到自足自樂的境界就
是“德”。韓愈以“仁義”來限定“道德”，所以說“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
</br>
韓愈認為佛教傳入中國是“亂華”。他在《贈譯經僧》一詩中寫道：“萬裏休
言道路賒，有誰教汝度流沙？隻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他的反佛言論
主要存於《原道》、《論佛骨表》和其他一些詩文中。
在《原道》一文中，韓愈列舉了佛教流行給社會帶來的三項弊端和闢佛的三項
理由。（豆）佛教、道教盛行，造成白食者眾多。與韓愈同時的彭偃曾指出：“今
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
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至此。舉一藉以計天下，其費可知。”[注]韓愈更進一步指
出：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窮
且盜也！（《原道》）
他認為佛道二教存在，大量人口不事生產，造成社會財富不足，影響了社會安
定。這是經濟上的原因。（2）佛教“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即有悖於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之道，不合中華的倫理道德。（3）信佛乃是“舉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即佛教作為外來的異質文化，
卻大有淩駕於中華本土文化之上之勢，這有悖於孔子以來儒家“用夏變夷”的精神，
有可能喪失中國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徵。
在《論佛骨表》中，韓愈也講了三點理由作為反佛依據。（1）從華夷之辨出發，
指斥佛教為“夷狄之法”，與中國先王之教相悖違。（2）從歷代盛衰來驗證佛教的
實際效果，指出佛法傳入中國之前，百姓安樂壽考，自有佛法以後，反而“亂亡相
繼，運作不長”，“宋、劉、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由此
得出結論：“事佛求福，乃更得禍”。（3）指出天子帶頭崇佛，會煽起宗教狂熱，
出現“焚頂燒指”、“解衣散錢”的情況，以至“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
俗，傳笑四方”。這是從教化角度上計，將瘋狂的拜佛行為看成野蠻不文明的表現。
韓愈站在中華本位文化的立場上，以儒家文化為華夏正統，佛是夷狄之法，不
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他的反佛論點，或著眼政治經濟，或著眼倫理道德。他的
這些論點，大抵在他之前都有人提出過，如唐初傅奕曾說：“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其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注]韓愈不同於前人之處在於，他敏銳地從佛道德三教勢力的消長中，感覺到儒家
文化麵臨的困境。他不單單停留在對佛教、道教的抨擊上麵，而企圖建立一個完整
的、與佛道二教對抗的理論體係。這個理論體係的輪廓就體現在《原道》、《原性》、
《原人》等著作中。
三、扶樹教道 倡明道統
在《原道》一文中，韓愈以濃墨重彩闡發了儒家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著重
提出並論述了與老釋二教的“道”“德”迥異的儒家“道”“德”觀，指出：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因此，“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即“道德”
與“仁義”是相統一的。而佛、老之“道德”，隻不過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
的沒有意義的“一人之私言”。韓愈所說的“道”，是指人倫之道，他說：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
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
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可見，他所說的“道”並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見之日用的，故與佛、老二教之
“道”有著本質的不同。所以他說：“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
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原道》）在他看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仁義道德。
所謂“仁”，就是對人充滿溫情的關懷與熱愛，這是一種無差別的“博愛”，始於
孝敬父母，友愛兄弟，而推及其他人，而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原人》）。
這種博愛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能得體適宜，就是“義”，由“仁義”出發向前走，
就是“道”，無須外界的幫助和安慰，切實具備“仁義”，達到自足自樂的境界就
是“德”。韓愈以“仁義”來限定“道德”，所以說“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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