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創新之間，以“文以載道”的形式貫穿了起來。唐代的古文運動與儒學復興運動，
是作為一對孿生兄弟，幾乎同時誕生的。
由韓愈倡導的儒學復興運動，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熾，給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而發展到了高峰。與此同時，引
發出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在韓愈之前，許多有識之士對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
狄仁傑曾指出：
裏巷動有經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征，法事所須，嚴於製敕；
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了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
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舊唐書·狄仁傑傳》）
武周一世，“鑄浮屠，立廟塔，絕無虛歲”，到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時，
信佛佞佛之風更盛，中外臣民，‘如癡似狂，“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唐
代宗“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門，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注]。德宗貞元六年在，“詔出歧山無憂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眾，傾
都瞻禮，施財巨萬”[注]。德宗迎佛骨於禁中拜奉，已開憲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
勢力的惡性發展，對封建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加之封建帝
王、大臣多焚香禮佛，將儒家思想棄之不顧，而以佛教義理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這勢必威脅到封建意識形態——儒家學說的生存。韓愈在一首詩中，以飽含文化憂
患的筆觸寫道：“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
製，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注]因此，儒家文化麵臨嚴重的挑
戰。
除佛教之外，道教對唐代社會生活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
因緣附會，造說老子（李耳）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漸取得政治、社
會上的地位，至玄宗時而極盛，如以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號，為之
立廟，祀以祖宗之禮。除《老子》為《道德經》外，更名莊、文、列、庚桑諸子為
《南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並設崇玄學以課生徒，同於國子
監。更為可笑的是，東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將老子列為第三等，唐代升
為一等，並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後。塑像時還把孔子像侍於老子之側。三教序位為道
教在先，儒教為次，釋教為未。唐玄宗還親自為《老子》作注，頒之全國，下詔要
求“士庶家藏一本，勸令習讀，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還迷信道教長生術，
服食煉丹，對唐代政治、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麵對異質文化的威脅，儒家學說在此時逐漸顯得蒼白無力，缺乏應戰能
力。
先秦儒學發展到漢代，經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
地位。但這是以犧牲它的活力為代價的。以章句訓詁為主要形式的繁瑣方法代替了
對儒家義理的發揮。而佛、道二教發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係。特別
是佛教關於心性義理之探討，較之變得刻板枯燥的儒學，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吸
引力。而佛教的來世說、輪迴說，道教的長生術、神仙說，不僅招來了大批士大夫
信徒，對於生活社會底層的廣大勞苦大眾，也無疑是一種精神安慰劑。因此，寺觀
香火之興盛，與孔門氣氛之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唐太宗、高宗欽定的
《五經正義》被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並集漢以來註疏學之大成，促進了經學的統
一，但並沒有形成一個足以與釋、老抗衡的新儒學理論體係。唐代經學隻不過承繼
了南北朝以來的繁瑣方法。高宗、則天之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
材以下進身之階，為人所不齒。所以到韓愈時代，已全失其社會政治地位。因此，
經學統一對儒學在文化意義上的復興並無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韓愈時代大體上麵臨著上述兩個緊迫的危機。據《全唐文》卷735韓
門弟子沈亞之《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
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表，不能與之等矣。
同書卷686皇甫提《送孫生序》也說：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則當時士人多信佛，足見中國文化危機之深。韓愈受時代召喚，首先舉起了復
興儒學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喚起士大夫群體自覺，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
</br>
是作為一對孿生兄弟，幾乎同時誕生的。
由韓愈倡導的儒學復興運動，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熾，給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而發展到了高峰。與此同時，引
發出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在韓愈之前，許多有識之士對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
狄仁傑曾指出：
裏巷動有經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征，法事所須，嚴於製敕；
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了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
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舊唐書·狄仁傑傳》）
武周一世，“鑄浮屠，立廟塔，絕無虛歲”，到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時，
信佛佞佛之風更盛，中外臣民，‘如癡似狂，“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唐
代宗“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門，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注]。德宗貞元六年在，“詔出歧山無憂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眾，傾
都瞻禮，施財巨萬”[注]。德宗迎佛骨於禁中拜奉，已開憲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
勢力的惡性發展，對封建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加之封建帝
王、大臣多焚香禮佛，將儒家思想棄之不顧，而以佛教義理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這勢必威脅到封建意識形態——儒家學說的生存。韓愈在一首詩中，以飽含文化憂
患的筆觸寫道：“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
製，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注]因此，儒家文化麵臨嚴重的挑
戰。
除佛教之外，道教對唐代社會生活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
因緣附會，造說老子（李耳）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漸取得政治、社
會上的地位，至玄宗時而極盛，如以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號，為之
立廟，祀以祖宗之禮。除《老子》為《道德經》外，更名莊、文、列、庚桑諸子為
《南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並設崇玄學以課生徒，同於國子
監。更為可笑的是，東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將老子列為第三等，唐代升
為一等，並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後。塑像時還把孔子像侍於老子之側。三教序位為道
教在先，儒教為次，釋教為未。唐玄宗還親自為《老子》作注，頒之全國，下詔要
求“士庶家藏一本，勸令習讀，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還迷信道教長生術，
服食煉丹，對唐代政治、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麵對異質文化的威脅，儒家學說在此時逐漸顯得蒼白無力，缺乏應戰能
力。
先秦儒學發展到漢代，經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
地位。但這是以犧牲它的活力為代價的。以章句訓詁為主要形式的繁瑣方法代替了
對儒家義理的發揮。而佛、道二教發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係。特別
是佛教關於心性義理之探討，較之變得刻板枯燥的儒學，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吸
引力。而佛教的來世說、輪迴說，道教的長生術、神仙說，不僅招來了大批士大夫
信徒，對於生活社會底層的廣大勞苦大眾，也無疑是一種精神安慰劑。因此，寺觀
香火之興盛，與孔門氣氛之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唐太宗、高宗欽定的
《五經正義》被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並集漢以來註疏學之大成，促進了經學的統
一，但並沒有形成一個足以與釋、老抗衡的新儒學理論體係。唐代經學隻不過承繼
了南北朝以來的繁瑣方法。高宗、則天之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
材以下進身之階，為人所不齒。所以到韓愈時代，已全失其社會政治地位。因此，
經學統一對儒學在文化意義上的復興並無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韓愈時代大體上麵臨著上述兩個緊迫的危機。據《全唐文》卷735韓
門弟子沈亞之《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
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表，不能與之等矣。
同書卷686皇甫提《送孫生序》也說：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則當時士人多信佛，足見中國文化危機之深。韓愈受時代召喚，首先舉起了復
興儒學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喚起士大夫群體自覺，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