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與編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穎達為其首領。在註疏編纂過程中，義例的製
定，是非的考論，皆由穎達我奪。首先，孔穎達在眾多的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優
秀的注釋作為標準注本，然後對經文注文詳加疏通闡釋。
《周易》經注，西漢的梁丘、施、高氏之學，都已亡於西晉，京氏、孟氏流於
讖緯災祥，學者不傳。南北朝唯傳鄭玄、王弼易注。鄭氏講爻辰象數，王氏詳玄學
義理，相比之下，王注義例明備，“獨冠古今”，故孔穎達《易》用王注。《書經》，
歐陽、大小夏侯也都亡於永嘉之亂，南北朝多尊鄭注。東晉梅賾進獻《尚書孔安國
傳》，號稱古文，篇章也比鄭注為多，時人不知其偽，大行於南朝，隋代“二劉”
也研習孔傳，孔穎達初本習鄭氏《尚書》，後從劉焯傳孔義，認為“其辭富而備，
其義弘而雅”（《尚書正義序》），遂定偽孔傳為圭桌。《詩經》，齊詩亡於曹魏，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而無傳人，唯毛詩鄭箋，獨行於世，孔穎達正義，《詩》
用毛傳鄭箋。《禮》，本有《儀禮》、《周禮》、《禮記》三經之別，但是《儀禮》、
《周禮》為製度儀文，缺乏義理，亦少文采，《禮記》則事文義理兼具，因此三禮
之中獨取《禮記》，注用鄭玄。《春秋》，亦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傳，其中公穀
空言說經，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傳》附經。孔穎達歷考漢晉訓貼，大多
雜取公穀，為例不純，唯西晉杜預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尊經重
本，“子應乎母，以膠投漆”（《春秋左傳正義序》）。更重要的是杜氏為《左傳》
總結有“五十凡例”，補充了左氏在三傳中義理貧乏之不足，與僅重文字訓詁的各
家傳注不可同日而語。見解最高，體例最善，故於眾解，獨取杜氏。
《唐會要》（卷77）說：“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工經義疏170卷，名曰
《義贊》，有詔改為《五經正義》”。考本傳，孔穎達貞觀六年除國子司業，七年
與魏徵等同修《隋書》，十一年修正禮，十二年官進國子祭酒。可見《五經正義》
的編修是在十二年孔穎達做國子祭酒任內。從受詔到成書，前後不過一年，文成數
十萬字，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蓋有二焉：一是得博學諸儒的通力
合作。參加修《周易正義》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幹葉、王琰、
於誌寧等；修《尚書正義》的有王德昭、李子雲；修《毛詩正義》的有王德昭、齊
威等；修《禮記正義》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範義囗、張權等；
修《春秋正義》的有穀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等。參修諸人都是當時儒學的第一流
人材，博極群書，精通五經。顏師古，是顏之推之後，“少傳家學，博覽群書，尤
精訓詁”，曾奉太宗詔考訂五經文字異同，撰《五經定本》，做了經書的文字統一
工作；又撰《漢書》注，大重於時，至今仍是研究《漢書》最優秀的古注。司馬才
章傳家學，通五經，為國子助教；王恭精三禮，並私撰《義證》，“甚為精博”；
馬嘉運兼通儒釋二教，“尤善論難”，高宗朝為國子博士，侍講殿中；穀那律淹貫
群書，被褚遂良稱為“九經庫”；朱子奢少習《左傳》，善屬文，為中書舍人；楊
士勛、賈公彥都是《春秋》、《禮》學專家，楊後來撰有《春秋穀梁傳疏》、賈撰
《周禮》《儀禮》二疏，與《五經正義》一併傳為千古儀則，為今傳《十三經註疏》
之一。其餘諸君也都以學問官至國子、太學、四門學的博士或助教。（兩《唐書》
儒林傳及本傳）孔穎達領導的《五經正義》編纂班子，真是英才薈萃，通儒群集，
難怪乎成書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鑑。南北朝時期，儒生依照佛教講疏的形式，
對五經作有多種義疏，孔穎達對各家義疏進行比較，選擇優秀底本，再融會眾說、
剪裁諸家，折衷以己意。善於利用前人勞動成果，有前人努力為基點，自然見效快，
成功偉。這就是《五經正義》成書快的又一個秘密。當時，《周易》，江南有義疏
十餘家，但都“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周易正義序》），於是孔穎達取其合乎
孔子思想，與王弼注並行不悖的說法，著為正義。《尚書》有蔡大寶、巢猗、費囗、
顧彪、劉炫、劉焯《正義》，前麵數人多互相因循，義理淺略，唯穎達老師“二劉”
“最為詳雅”。遂依“二劉”書疏為本，而刪其狂傲和虛華。《詩經》義疏有全緩、
何胤、舒援、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也是“二劉”詩疏“特為殊絕”，
於是“據以為本”（《毛詩正義序》），而匡其輕狂，補其疏略。《禮記》有賀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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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非的考論，皆由穎達我奪。首先，孔穎達在眾多的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優
秀的注釋作為標準注本，然後對經文注文詳加疏通闡釋。
《周易》經注，西漢的梁丘、施、高氏之學，都已亡於西晉，京氏、孟氏流於
讖緯災祥，學者不傳。南北朝唯傳鄭玄、王弼易注。鄭氏講爻辰象數，王氏詳玄學
義理，相比之下，王注義例明備，“獨冠古今”，故孔穎達《易》用王注。《書經》，
歐陽、大小夏侯也都亡於永嘉之亂，南北朝多尊鄭注。東晉梅賾進獻《尚書孔安國
傳》，號稱古文，篇章也比鄭注為多，時人不知其偽，大行於南朝，隋代“二劉”
也研習孔傳，孔穎達初本習鄭氏《尚書》，後從劉焯傳孔義，認為“其辭富而備，
其義弘而雅”（《尚書正義序》），遂定偽孔傳為圭桌。《詩經》，齊詩亡於曹魏，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而無傳人，唯毛詩鄭箋，獨行於世，孔穎達正義，《詩》
用毛傳鄭箋。《禮》，本有《儀禮》、《周禮》、《禮記》三經之別，但是《儀禮》、
《周禮》為製度儀文，缺乏義理，亦少文采，《禮記》則事文義理兼具，因此三禮
之中獨取《禮記》，注用鄭玄。《春秋》，亦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傳，其中公穀
空言說經，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傳》附經。孔穎達歷考漢晉訓貼，大多
雜取公穀，為例不純，唯西晉杜預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尊經重
本，“子應乎母，以膠投漆”（《春秋左傳正義序》）。更重要的是杜氏為《左傳》
總結有“五十凡例”，補充了左氏在三傳中義理貧乏之不足，與僅重文字訓詁的各
家傳注不可同日而語。見解最高，體例最善，故於眾解，獨取杜氏。
《唐會要》（卷77）說：“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工經義疏170卷，名曰
《義贊》，有詔改為《五經正義》”。考本傳，孔穎達貞觀六年除國子司業，七年
與魏徵等同修《隋書》，十一年修正禮，十二年官進國子祭酒。可見《五經正義》
的編修是在十二年孔穎達做國子祭酒任內。從受詔到成書，前後不過一年，文成數
十萬字，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蓋有二焉：一是得博學諸儒的通力
合作。參加修《周易正義》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幹葉、王琰、
於誌寧等；修《尚書正義》的有王德昭、李子雲；修《毛詩正義》的有王德昭、齊
威等；修《禮記正義》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範義囗、張權等；
修《春秋正義》的有穀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等。參修諸人都是當時儒學的第一流
人材，博極群書，精通五經。顏師古，是顏之推之後，“少傳家學，博覽群書，尤
精訓詁”，曾奉太宗詔考訂五經文字異同，撰《五經定本》，做了經書的文字統一
工作；又撰《漢書》注，大重於時，至今仍是研究《漢書》最優秀的古注。司馬才
章傳家學，通五經，為國子助教；王恭精三禮，並私撰《義證》，“甚為精博”；
馬嘉運兼通儒釋二教，“尤善論難”，高宗朝為國子博士，侍講殿中；穀那律淹貫
群書，被褚遂良稱為“九經庫”；朱子奢少習《左傳》，善屬文，為中書舍人；楊
士勛、賈公彥都是《春秋》、《禮》學專家，楊後來撰有《春秋穀梁傳疏》、賈撰
《周禮》《儀禮》二疏，與《五經正義》一併傳為千古儀則，為今傳《十三經註疏》
之一。其餘諸君也都以學問官至國子、太學、四門學的博士或助教。（兩《唐書》
儒林傳及本傳）孔穎達領導的《五經正義》編纂班子，真是英才薈萃，通儒群集，
難怪乎成書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鑑。南北朝時期，儒生依照佛教講疏的形式，
對五經作有多種義疏，孔穎達對各家義疏進行比較，選擇優秀底本，再融會眾說、
剪裁諸家，折衷以己意。善於利用前人勞動成果，有前人努力為基點，自然見效快，
成功偉。這就是《五經正義》成書快的又一個秘密。當時，《周易》，江南有義疏
十餘家，但都“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周易正義序》），於是孔穎達取其合乎
孔子思想，與王弼注並行不悖的說法，著為正義。《尚書》有蔡大寶、巢猗、費囗、
顧彪、劉炫、劉焯《正義》，前麵數人多互相因循，義理淺略，唯穎達老師“二劉”
“最為詳雅”。遂依“二劉”書疏為本，而刪其狂傲和虛華。《詩經》義疏有全緩、
何胤、舒援、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也是“二劉”詩疏“特為殊絕”，
於是“據以為本”（《毛詩正義序》），而匡其輕狂，補其疏略。《禮記》有賀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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