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縣男，轉任給事中。給事中乃門下省要職，掌封駁政令，議論得失，穎達隨侍皇
帝左右，倍見親信。屢遷國子司業，祭酒，掌管一國教育。唐太宗對孔穎達寄以厚
望，將儲君的教育委與他，任他為太子右庶子，與左庶子於誌寧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幹。孔穎達兢兢業業，克盡職守，無奈太子承幹愛好聲色，漫遊無度，足智
飾非，不聽勸教；又因大宗偏愛魏王李泰，釀成嫡庶相爭之禍。承幹被廢後，其他
東宮屬官多被黜退，唯孔穎達、於誌寧等由於平時對承幹犯顏直諫，盡心盡職，太
宗於是對他們卻獎賞有加，信任如故。
作為當年秦王親信的幾個文臣之一，孔穎達在後來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諸
人，功業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貢獻不在於政治，而是在文化事業。
他學識淵博，文采出眾，每遇朝廷議論禮歷、商榷經義，他常發高論，多被採納。
他曾與魏徵、顏師古等修訂《隋書》，有“良史”之稱，被加位散騎常侍；又修訂
五禮，進爵為子。貞觀十四年（640），孔穎達為國子祭酒，太宗親臨國學，舉行祭
祀先聖孔子的釋奠大禮。會上，群儒執經宣義，孔穎達主講《孝經》，他聲若洪鍾，
口如懸河，義理分明。太宗令群儒發難辯駁，孔穎達“金湯易固，樓雉難攻”；排
難解紛，令眾儒師大為折服。太宗手詔褒之曰：“洪鍾待扣，扣無不應；幽穀發響，
聲無不答。……思湧珠泉，情抽蕙蘭。關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於
茲時！”稱讚他為“關西孔子”、西漢伏生，與先聖先師並輝齊明。
孔穎達在經學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詔編纂《五經正義》，為經學的統一和漢學的
總結做出卓越貢獻。如前所說，中國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當時
《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
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穀二傳，
公羊又有顏、嚴之學。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
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幹分枝，
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
之嘆”。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
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間經本有無，卷國殘全。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
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企圖解決經學分歧的統一工作，孔穎達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
法，遍注群經。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
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
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
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這同樣達不到學術統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觀會議後，古文經學不僅沒有歇息，反而從者更多，成就日豐。鄭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為依歸。他起而遍注群經，雜采今古文，今古文之異才日漸
消亡。但是鄭玄經注也未臻完善，學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晉，王肅又重注群經，與
之抗衡，並借用王朝力量立為學官，遂有“鄭學”“王學”之爭。隨著南北對峙局
麵的形成和玄學的興起，於是又出現清談“玄學”與傳統“漢學”、博學”與“北
學”的分歧。在學術風格上，南學主義理，重創新；北學主典實，重故訓。南朝治
經《易》尊王弼注，《尚書》用東晉出現的偽孔傳，《左傳》則用杜預集解；北朝，
《周易》《尚書》用鄭玄注，《左傳》用眼虔注。《毛詩》、《禮》南北同尊鄭注。
此其大致。當時南北王朝並未明確將經註定為一尊，學者誰主誰從，都是各行方便，
從其所好。特別是在南北勢力交會之處，更是南學與北學混，義理與典實雜。這樣
就給後生學習，經義取正，帶來困難。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
但天下統一之後，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
後，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史載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
紛給無所取正”（《隋書儒林傳》），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有鑑於此，唐太宗下
令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註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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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左右，倍見親信。屢遷國子司業，祭酒，掌管一國教育。唐太宗對孔穎達寄以厚
望，將儲君的教育委與他，任他為太子右庶子，與左庶子於誌寧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幹。孔穎達兢兢業業，克盡職守，無奈太子承幹愛好聲色，漫遊無度，足智
飾非，不聽勸教；又因大宗偏愛魏王李泰，釀成嫡庶相爭之禍。承幹被廢後，其他
東宮屬官多被黜退，唯孔穎達、於誌寧等由於平時對承幹犯顏直諫，盡心盡職，太
宗於是對他們卻獎賞有加，信任如故。
作為當年秦王親信的幾個文臣之一，孔穎達在後來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諸
人，功業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貢獻不在於政治，而是在文化事業。
他學識淵博，文采出眾，每遇朝廷議論禮歷、商榷經義，他常發高論，多被採納。
他曾與魏徵、顏師古等修訂《隋書》，有“良史”之稱，被加位散騎常侍；又修訂
五禮，進爵為子。貞觀十四年（640），孔穎達為國子祭酒，太宗親臨國學，舉行祭
祀先聖孔子的釋奠大禮。會上，群儒執經宣義，孔穎達主講《孝經》，他聲若洪鍾，
口如懸河，義理分明。太宗令群儒發難辯駁，孔穎達“金湯易固，樓雉難攻”；排
難解紛，令眾儒師大為折服。太宗手詔褒之曰：“洪鍾待扣，扣無不應；幽穀發響，
聲無不答。……思湧珠泉，情抽蕙蘭。關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於
茲時！”稱讚他為“關西孔子”、西漢伏生，與先聖先師並輝齊明。
孔穎達在經學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詔編纂《五經正義》，為經學的統一和漢學的
總結做出卓越貢獻。如前所說，中國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當時
《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
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穀二傳，
公羊又有顏、嚴之學。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
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幹分枝，
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
之嘆”。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
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間經本有無，卷國殘全。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
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企圖解決經學分歧的統一工作，孔穎達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
法，遍注群經。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
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
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
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這同樣達不到學術統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觀會議後，古文經學不僅沒有歇息，反而從者更多，成就日豐。鄭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為依歸。他起而遍注群經，雜采今古文，今古文之異才日漸
消亡。但是鄭玄經注也未臻完善，學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晉，王肅又重注群經，與
之抗衡，並借用王朝力量立為學官，遂有“鄭學”“王學”之爭。隨著南北對峙局
麵的形成和玄學的興起，於是又出現清談“玄學”與傳統“漢學”、博學”與“北
學”的分歧。在學術風格上，南學主義理，重創新；北學主典實，重故訓。南朝治
經《易》尊王弼注，《尚書》用東晉出現的偽孔傳，《左傳》則用杜預集解；北朝，
《周易》《尚書》用鄭玄注，《左傳》用眼虔注。《毛詩》、《禮》南北同尊鄭注。
此其大致。當時南北王朝並未明確將經註定為一尊，學者誰主誰從，都是各行方便，
從其所好。特別是在南北勢力交會之處，更是南學與北學混，義理與典實雜。這樣
就給後生學習，經義取正，帶來困難。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
但天下統一之後，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
後，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史載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
紛給無所取正”（《隋書儒林傳》），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有鑑於此，唐太宗下
令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註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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