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說:“其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無形,不可


    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


    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過程是看不見的,“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成之


    不如機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機匠剪裁那樣,用有形物來拚


    合。人們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這一過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調,


    五味不形”。(《論語·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論語釋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


    合過程了。


    產生新物的這個過程,也不是“天”有意誌、有目的行為結果,因為這些細微


    物質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


    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萬物自然生成,這就摒


    棄了神化的天命論。


    王弼對天地的生成和萬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確知有某種具體的細微物質,


    卻因科學的水平,又不能說得更具體一些,所以隻好把它叫“無”。許多後輩學者


    把他的“無”理解為虛無不實際存在的東西,這也怪不得了。唐代劉禹錫和柳宗元


    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劉禹錫《天論中》)。“獨所謂


    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無”即是無常形之物,


    卻能生成萬物。


    “無”能生“有”,“無”是萬物之本,而一切具體事物都隻是“有”,是


    “末”。所以要“以無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這個規律,人類社會也應


    當遵循。所以治理國家應“無為而治”。王弼並未陷於空談哲學理論,他從社會政


    治入手研究,把社會現象也提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實際上,他是想用高層次的哲


    學理論來指導社會政治。


    (二)“無為而治”的治國謀略


    曹魏正始時期,我國的北方雖然取得了局部的統一和相對的安定,但全國尚未


    實現統一,曹魏政權的內部矛盾也日益尖銳。麵對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王弼進行


    了認真的觀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順各種關係,以達到大治的政治謀略思


    想。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顯示才華的難得機會。


    王弼認為:“處困之極,行無通路,居無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


    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用謀之時也。”(《周易·困卦》注)處於困境之時,正


    是有識之士出謀劃策的好時機。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的變化有相通之處,所以,


    “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周易·黃卦》注)


    要掌握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規律,了解它們的內在聯繫,採取正確的治國方法。“以


    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政)治國則奇兵起也。……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


    (政)治國,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這裏的“道”和


    “本”都是指“無”。這個“無”,是哲學概念“無”的具體運用,在治國問題上,


    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糾纏枝節,國家就能大治。相反,隻注重政權的威勢、刑法


    的苛煩,隻能導致頻繁用兵,結果不僅不能治理好國家,而且可能導致失去天下。


    如何處理“本”“末”,是事關大局的關鍵問題。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舉末”、“崇本統未”幾個說法。“息”


    與“舉”“統”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實際上,“統”“舉”,是就“本”與“末”


    的關係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會政治中起主導作用,它統攝各種


    表象,所以,應當“崇”或“舉”。“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論語·


    陽貨》皇侃疏引王弼《論語釋疑》)抓住了“本”,即“無”這個綱,對具體問題


    就能處理恰當。“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統眾也。”(《老子》第十一章注)


    “息”是對“本”“末”的具體處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對各種具體現象可以


    採取不同辦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舉”,有的則應取消或限製,所以要“息”。


    了解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抓住問題的關鍵、根本,才能治理好國


    家。他說:“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


    本以舉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關係來比喻本與末。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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