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性，王充著有《本性篇》專門討論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但沒有人善惡性的現成答案。其再傳弟子世碩主“性有善有惡”，認為啟發人的善
根，“養而致之則善長”；引導人的惡端，“養而致之則惡長”。孟子主“性善”，
認為人生來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舉此
“四心”擴而充之，則成為世間最美好的道德——仁義禮智。與之同時有告子“性
無善惡”說，喻性如水，“決之東則東，濯之西則西”。人性亦然，引之善則善，
引之惡則惡。荀子主“性惡”，認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從而形成人性論上
性善性惡的分歧。董仲舒提出“性善情惡”和“性三品”說：認為天有陰陽，人有
性情，“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故性善情惡。孟荀之間的分歧，
不過知陰知陽，見性見情之別而已。同時董仲舒又提出有“聖人之性”，有“鬥筲
之性”，有“中民之性”。揚雄主“性善惡混”，與世碩同趨。王充歷考諸家，而
獨取世碩與董仲舒。認為“人性有善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本性》）。形成
人性善惡的原因是氣稟的不同：“稟氣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惡也。”（《率性》）
他根據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和“性相近習相遠”二語，推導出人性分三品：
上智為善性，下愚為惡性，二者皆天生地造，不可移易：“高不可下，下不可高”；
中智善惡混，可習而改：“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
（《本性》）他認為人性問題十分重要，它是禮義之所生，人治的出發點：“情性
者，人治之本，禮義所由生也。”（同前）“上智”至善，其言行莫不為善，他們
製禮作樂，為世師表，但這種天生善人很少，百不能一。“下愚”性惡，當然就隻
有繩之以法了。世間大量存在的是善惡混的“中人”，中人之性可以改變，故需要
教育，創造優良的環境，他說：“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夫
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當整個社會環境改造好了，不僅可以
多出善人，減少犯罪，而且連下愚的天生惡人也有改好的希望：一夫性惡者比木石，
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率性》）
王充鑑於“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正說》），因撰《語增》、《儒增》、
《藝增》諸篇駁正之；鑑於俗儒俗言俗行，故在《超奇》、《程材》、《謝短》刺
譏之。但是王充對儒家的五經並不非毀，認為是大道之藏，真理所在；對儒家的祖
師孔孟並不輕蔑，猶奉為聖賢；對儒家理論的許多重要方麵尤多發揮；特別是對儒
學的核心內容“仁義”，更是讚不絕口。他多次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也。民
無仁義，傾國亡主。”因而唿籲王者“重禮愛義”、“率無禮之民，激無義之士”
的儒生。在治國方略上，王充認為：“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一日養力。”
養德即教化，養力即耕戰。二者相須而行，國乃大治，“二者偏駁，各有不足”。
因此他十分反對韓非養力不養德，任刑不任禮的法家想思，特著《非韓》之篇。
總之，無論就王充所接受的教育，還是就其思想體係，感情色彩來看，王充都
是一個地道的儒者。他知識淵博，博古通今，議論風發，文章燦然，是東漢一代大
儒，也是中國儒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名儒。他追求真理，堅持實誠，痛斥虛妄，與盛
行一時的章句之儒，神異之說大異其趨。有時甚至不免問及儒家聖賢，非及孔孟，
於是受到傳統學者的非議，甚至被現代學者樹為孔孟的對立麵，這不是肆意歪曲，
就是一知半解。章太炎先生說王充“作為《論衡》，趣以正虛妄，審向背，懷疑之
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摘，不避上聖。僅得一人焉，可以振恥。”（《檢論·學變》）
實為知人之論！
（舒大剛 撰）
主要參考書：
(1)《後漢書·王充傳》
(2)蔣祖怡《王充卷》
(3)北京大學歷史係《論衡注釋》
(4)黃中業陳思林《論衡選譯》
(5)金春峰《漢代思想史·王充思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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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大師 鄭玄
（127——200）
鄭玄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
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
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註疏中，對於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的流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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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人善惡性的現成答案。其再傳弟子世碩主“性有善有惡”，認為啟發人的善
根，“養而致之則善長”；引導人的惡端，“養而致之則惡長”。孟子主“性善”，
認為人生來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舉此
“四心”擴而充之，則成為世間最美好的道德——仁義禮智。與之同時有告子“性
無善惡”說，喻性如水，“決之東則東，濯之西則西”。人性亦然，引之善則善，
引之惡則惡。荀子主“性惡”，認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從而形成人性論上
性善性惡的分歧。董仲舒提出“性善情惡”和“性三品”說：認為天有陰陽，人有
性情，“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故性善情惡。孟荀之間的分歧，
不過知陰知陽，見性見情之別而已。同時董仲舒又提出有“聖人之性”，有“鬥筲
之性”，有“中民之性”。揚雄主“性善惡混”，與世碩同趨。王充歷考諸家，而
獨取世碩與董仲舒。認為“人性有善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本性》）。形成
人性善惡的原因是氣稟的不同：“稟氣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惡也。”（《率性》）
他根據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和“性相近習相遠”二語，推導出人性分三品：
上智為善性，下愚為惡性，二者皆天生地造，不可移易：“高不可下，下不可高”；
中智善惡混，可習而改：“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
（《本性》）他認為人性問題十分重要，它是禮義之所生，人治的出發點：“情性
者，人治之本，禮義所由生也。”（同前）“上智”至善，其言行莫不為善，他們
製禮作樂，為世師表，但這種天生善人很少，百不能一。“下愚”性惡，當然就隻
有繩之以法了。世間大量存在的是善惡混的“中人”，中人之性可以改變，故需要
教育，創造優良的環境，他說：“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夫
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當整個社會環境改造好了，不僅可以
多出善人，減少犯罪，而且連下愚的天生惡人也有改好的希望：一夫性惡者比木石，
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率性》）
王充鑑於“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正說》），因撰《語增》、《儒增》、
《藝增》諸篇駁正之；鑑於俗儒俗言俗行，故在《超奇》、《程材》、《謝短》刺
譏之。但是王充對儒家的五經並不非毀，認為是大道之藏，真理所在；對儒家的祖
師孔孟並不輕蔑，猶奉為聖賢；對儒家理論的許多重要方麵尤多發揮；特別是對儒
學的核心內容“仁義”，更是讚不絕口。他多次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也。民
無仁義，傾國亡主。”因而唿籲王者“重禮愛義”、“率無禮之民，激無義之士”
的儒生。在治國方略上，王充認為：“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一日養力。”
養德即教化，養力即耕戰。二者相須而行，國乃大治，“二者偏駁，各有不足”。
因此他十分反對韓非養力不養德，任刑不任禮的法家想思，特著《非韓》之篇。
總之，無論就王充所接受的教育，還是就其思想體係，感情色彩來看，王充都
是一個地道的儒者。他知識淵博，博古通今，議論風發，文章燦然，是東漢一代大
儒，也是中國儒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名儒。他追求真理，堅持實誠，痛斥虛妄，與盛
行一時的章句之儒，神異之說大異其趨。有時甚至不免問及儒家聖賢，非及孔孟，
於是受到傳統學者的非議，甚至被現代學者樹為孔孟的對立麵，這不是肆意歪曲，
就是一知半解。章太炎先生說王充“作為《論衡》，趣以正虛妄，審向背，懷疑之
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摘，不避上聖。僅得一人焉，可以振恥。”（《檢論·學變》）
實為知人之論！
（舒大剛 撰）
主要參考書：
(1)《後漢書·王充傳》
(2)蔣祖怡《王充卷》
(3)北京大學歷史係《論衡注釋》
(4)黃中業陳思林《論衡選譯》
(5)金春峰《漢代思想史·王充思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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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大師 鄭玄
（127——200）
鄭玄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
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
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註疏中，對於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的流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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