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沒有儒生的這些工作，禮義廢弛，綱常渙散，秩序混亂，農民缺乏耕地的安定環
境，戰士沒有從征的物質條件，縱然有耕戰之士也無所用其武藝了。正如齊景公所
感慨的“若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之哉”！
其次，儒生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王充說：“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奸者，文
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儒生習經典，修大道，“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
人之操”，有仁義為準繩，有道德為約束，行身處事，率由道軌。在上下級關係中，
“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官長），不可則止，有大臣之誌；以經（經典）勉（努
力）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量知》）他們正直對上，公正處事，能言敢諫，
不搞陰謀詭計。可是那些不是由經術進的文吏就恰恰相反：“文吏幼則筆墨，手習
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
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收刮），處右則弄權，幸上（上級）則賣將（長官）。
一旦在位，鮮（華）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併兼”（《程材篇》）。與儒生形成
鮮的對比，文吏不聞仁義，但知舞文弄法，營私為己，趨炎赴勢，賣將求榮；一旦
得勢，峨冠利劍，耀武揚威；一旦受任方麵，便兼併土地，侵漁細民……無所不用
其極，毫無廉恥可言！
其三，儒生在才能上也比文吏優異。在漢代，儒生往往因不習吏事，不曉簿書，
不被長官重視，因而沉淪下僚，仕屢不遷，世俗之人也因而瞧不起他們。王充認為
造成這現狀的直接原因是“將”的無能：“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相反儒生不僅不比文吏能力差，而且還比文吏優異。很簡單：“儒生能為文吏之事，
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儒生治經義，究大道，通聖意，與隻知考簿書，知民事的
循文之吏相比固已自見高低了。況且“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能治一經的儒生，
讓他去治一個部門的事情，旬月之間即可學會；相反治一個部門的文吏，讓他去治
一經，就是給他一年時間也辦不到。這好比“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一（
《程材》）。
儒生在事業、道德、才能等方麵都比文吏優異和高尚，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和
重用。可偏偏位不進來爵不尊，窮困潦倒，壯誌難酬！而刀筆簿書之吏，卻峨冠大
車，超升越次，肥鮮輕騎，厚祿高官……。“儒生務忠良，文吏重理事”，觀乎儒
生和文吏的進退榮辱，則世風之優劣，官長之高下，舉可知矣：“誌在修德，務在
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
必優事理亂者也。”（《程材》）儒生在社會上得意與否，即是識別這個社會治與
不治、大不太平的重要尺度。
與他曾經問過孔、刺過孟一樣，王充對儒生也不一概姑息護短，更不以短為長。
他在許多篇章中都批評過俗儒淺學的可笑、荒唐和錯誤的說法，更在《謝短篇》中
詳細考察了儒生的缺陷。他指出，儒生所短，不隻不曉簿書而已。他說：儒者所習，
在於五經。他們“南麵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十分熟悉），義理究備”，這
對於五經本身來說，是無可苛求的了。但是，對於五經之後的事情，如秦漢之事，
還有不知道的，“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者，所謂陸沉者也”；對於
五經之前，天地開闢，帝王初立的事情，儒生又不能知，“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
瞽”，五經與上古相比就是“今”，隻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者，所謂盲
瞽者也”。陸沉盲替之人，乃智慧短淺、見識狹小之人也。儒生不僅不通古今，有
的甚至連自己專經為守的經學問題也難以通曉，都是因為他們“信守師說，不頗博
覽之咎也”。王充認識到儒生有這些弱點，但並不菲薄、排斥他們，而是給儒生指
出了努力的方向，給他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儒生泛觀博覽，成為“文儒”：
“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效力》）文儒的特徵是：“懷先王之道，含百
家之言。”與俗儒隻知守師法，讀經書形成鮮明對比。如前所說，王充在《超奇篇》
中將儒生分為四等，即儒生、通人、文人、鴻儒，文儒即兼有通人、文人、鴻儒的
三重身份，他既博學、通古今，又明大義、善著述，是知識、智慧、文采、德道的
綜合體，是超人，是奇士。可見王充是崇儒尊儒的，在儒生與文吏相比時，他無條
件地傾向於儒生；在對儒生作專門分析時，他又為俗儒守文、見識鄙陋而痛心疾首，
因而提倡通博的“文儒”。他愛儒，愛其明大道，有氣節；他非儒，非其淺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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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戰士沒有從征的物質條件，縱然有耕戰之士也無所用其武藝了。正如齊景公所
感慨的“若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之哉”！
其次，儒生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王充說：“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奸者，文
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儒生習經典，修大道，“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
人之操”，有仁義為準繩，有道德為約束，行身處事，率由道軌。在上下級關係中，
“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官長），不可則止，有大臣之誌；以經（經典）勉（努
力）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量知》）他們正直對上，公正處事，能言敢諫，
不搞陰謀詭計。可是那些不是由經術進的文吏就恰恰相反：“文吏幼則筆墨，手習
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
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收刮），處右則弄權，幸上（上級）則賣將（長官）。
一旦在位，鮮（華）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併兼”（《程材篇》）。與儒生形成
鮮的對比，文吏不聞仁義，但知舞文弄法，營私為己，趨炎赴勢，賣將求榮；一旦
得勢，峨冠利劍，耀武揚威；一旦受任方麵，便兼併土地，侵漁細民……無所不用
其極，毫無廉恥可言！
其三，儒生在才能上也比文吏優異。在漢代，儒生往往因不習吏事，不曉簿書，
不被長官重視，因而沉淪下僚，仕屢不遷，世俗之人也因而瞧不起他們。王充認為
造成這現狀的直接原因是“將”的無能：“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相反儒生不僅不比文吏能力差，而且還比文吏優異。很簡單：“儒生能為文吏之事，
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儒生治經義，究大道，通聖意，與隻知考簿書，知民事的
循文之吏相比固已自見高低了。況且“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能治一經的儒生，
讓他去治一個部門的事情，旬月之間即可學會；相反治一個部門的文吏，讓他去治
一經，就是給他一年時間也辦不到。這好比“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一（
《程材》）。
儒生在事業、道德、才能等方麵都比文吏優異和高尚，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和
重用。可偏偏位不進來爵不尊，窮困潦倒，壯誌難酬！而刀筆簿書之吏，卻峨冠大
車，超升越次，肥鮮輕騎，厚祿高官……。“儒生務忠良，文吏重理事”，觀乎儒
生和文吏的進退榮辱，則世風之優劣，官長之高下，舉可知矣：“誌在修德，務在
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
必優事理亂者也。”（《程材》）儒生在社會上得意與否，即是識別這個社會治與
不治、大不太平的重要尺度。
與他曾經問過孔、刺過孟一樣，王充對儒生也不一概姑息護短，更不以短為長。
他在許多篇章中都批評過俗儒淺學的可笑、荒唐和錯誤的說法，更在《謝短篇》中
詳細考察了儒生的缺陷。他指出，儒生所短，不隻不曉簿書而已。他說：儒者所習，
在於五經。他們“南麵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十分熟悉），義理究備”，這
對於五經本身來說，是無可苛求的了。但是，對於五經之後的事情，如秦漢之事，
還有不知道的，“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者，所謂陸沉者也”；對於
五經之前，天地開闢，帝王初立的事情，儒生又不能知，“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
瞽”，五經與上古相比就是“今”，隻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者，所謂盲
瞽者也”。陸沉盲替之人，乃智慧短淺、見識狹小之人也。儒生不僅不通古今，有
的甚至連自己專經為守的經學問題也難以通曉，都是因為他們“信守師說，不頗博
覽之咎也”。王充認識到儒生有這些弱點，但並不菲薄、排斥他們，而是給儒生指
出了努力的方向，給他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儒生泛觀博覽，成為“文儒”：
“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效力》）文儒的特徵是：“懷先王之道，含百
家之言。”與俗儒隻知守師法，讀經書形成鮮明對比。如前所說，王充在《超奇篇》
中將儒生分為四等，即儒生、通人、文人、鴻儒，文儒即兼有通人、文人、鴻儒的
三重身份，他既博學、通古今，又明大義、善著述，是知識、智慧、文采、德道的
綜合體，是超人，是奇士。可見王充是崇儒尊儒的，在儒生與文吏相比時，他無條
件地傾向於儒生；在對儒生作專門分析時，他又為俗儒守文、見識鄙陋而痛心疾首，
因而提倡通博的“文儒”。他愛儒，愛其明大道，有氣節；他非儒，非其淺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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