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實篇》中列舉16證說明“聖人不能先知”之理，還孔子以人的本來麵目。聖人
學而後知，那麽聖人也可學習：“聖可學為”，“聖賢可學”。將孔子從漢儒所供
奉的古廟冷宮裏，搬迴到人間煙火中來，世人皆可仿照學習，修養成聖，此亦孟子
“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也。
但是，王充“問孔”、“刺孟”也確有其事，不過我們不能就此而論定王充反
孔非儒，而應看其所論何事，所非何因？他是從什麽樣的動機出發，又是怎樣非議
孔孟言行的。王充的《問孔篇》問難孔子凡17事，《刺孟篇》駁論孟子凡10事，並
且常常針鋒相對，論辯尖銳。但是他的出發點不是肆意低毀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
闡明聖道。他在《問孔篇》開宗明義地說：“世之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聖賢
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間難。”王充反對對聖人一味盲從的學風，認為聖賢
下筆著述，用意專精，尚有不完全對的地方，何況他們一倉促吐言，安能皆是”？
因此他在《問孔》、《刺孟》兩篇中專就孔孟的“倉促”率爾之言進行辯駁。當然
兩篇之中也有辯所不當帶者，也有對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對孔孟思想的核
心內容，即所謂“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並無半點非議。由此可見王充之問孔
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僅不會傷害孔孟之道，而且會使孔孟之道更為
純粹，更為明審。他說：“荀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
知，伐孔子之說，何道於理？”西洋哲人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王充也
是既愛孔子，更愛聖道；既尊聖人，更重真理。因為聖人之所以可貴可敬，端在於
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為追求真理而不惜問孔刺孟，又有什麽過錯呢？正如
世人不能因醫生為人類治病救難而斥其非人一樣，我們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
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為受儒家經典教育出來，受漢世“獨尊儒術”之風薰陶出來的王充，對儒學
也是傾心服膺的，他對儒生也抱著讚賞和同情的態度。王充《論衡》一書幾乎處處
有批評俗儒誤說的言論，但同時又時時可見他用儒學的標尺來衡事評物，《自紀篇》
介紹他的著書方法是“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才”，“聖道”，即孔孟之道，即儒
學原理；“通才”，即通博之人，指諸子百家。聖道是王充論事定斷（折衷）的準
尺，諸子是王充闡明道理的佐證。主次清楚，重心明了。為了申說其重儒貴學的思
想，王充專門寫下了《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
奇》、《狀留》七篇文字，還在《非韓篇》中申說了相同的觀點。王充貴儒主要從
事業、道德、才能三個方麵來說明的。首先，王充認為，儒者有高尚的事業追求：
儒生以五經為業，文吏以簿書為事。五經是講大道，求真理的；簿書隻是處理具體
事務的。《周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
而上的道，具有原則、規律和真理的性質。文吏所事的簿書即形而下的器，隻是具
體的辦事方法。以此見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業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
不止一次地反覆強調：
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
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
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謝短》）
韓非輕仁義，重耕戰，認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為“五台”之一。又將儒
生比為鹿，有用之吏比為馬，說世有千金之馬，以其有用也；而無千金之鹿，以其
無用也。遂認定儒生為無用。王充針鋒相對地指出：韓非隻知以鹿馬喻，而不知以
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為履，其高低貴賤不言自明。儒生講求的道，在當時
社會具體講就是仁義，仁義是維繫社會機製有秩序、有等級地運行的保證。故“仁
義至重，不可棄也”，“儒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棄也。他說：
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而求飲食也。使禮
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纓，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飢死，農不得耕，士
不得戰也。（《非韓》）
王充認為“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儒生講求大道，
闡明禮義，為維護統治秩序服務，他們以身作則，“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
義之人。民知禮義，愛其主上”，這是保證統治者得以實現其統治的首要前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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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後知，那麽聖人也可學習：“聖可學為”，“聖賢可學”。將孔子從漢儒所供
奉的古廟冷宮裏，搬迴到人間煙火中來，世人皆可仿照學習，修養成聖，此亦孟子
“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也。
但是，王充“問孔”、“刺孟”也確有其事，不過我們不能就此而論定王充反
孔非儒，而應看其所論何事，所非何因？他是從什麽樣的動機出發，又是怎樣非議
孔孟言行的。王充的《問孔篇》問難孔子凡17事，《刺孟篇》駁論孟子凡10事，並
且常常針鋒相對，論辯尖銳。但是他的出發點不是肆意低毀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
闡明聖道。他在《問孔篇》開宗明義地說：“世之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聖賢
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間難。”王充反對對聖人一味盲從的學風，認為聖賢
下筆著述，用意專精，尚有不完全對的地方，何況他們一倉促吐言，安能皆是”？
因此他在《問孔》、《刺孟》兩篇中專就孔孟的“倉促”率爾之言進行辯駁。當然
兩篇之中也有辯所不當帶者，也有對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對孔孟思想的核
心內容，即所謂“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並無半點非議。由此可見王充之問孔
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僅不會傷害孔孟之道，而且會使孔孟之道更為
純粹，更為明審。他說：“荀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
知，伐孔子之說，何道於理？”西洋哲人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王充也
是既愛孔子，更愛聖道；既尊聖人，更重真理。因為聖人之所以可貴可敬，端在於
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為追求真理而不惜問孔刺孟，又有什麽過錯呢？正如
世人不能因醫生為人類治病救難而斥其非人一樣，我們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
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為受儒家經典教育出來，受漢世“獨尊儒術”之風薰陶出來的王充，對儒學
也是傾心服膺的，他對儒生也抱著讚賞和同情的態度。王充《論衡》一書幾乎處處
有批評俗儒誤說的言論，但同時又時時可見他用儒學的標尺來衡事評物，《自紀篇》
介紹他的著書方法是“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才”，“聖道”，即孔孟之道，即儒
學原理；“通才”，即通博之人，指諸子百家。聖道是王充論事定斷（折衷）的準
尺，諸子是王充闡明道理的佐證。主次清楚，重心明了。為了申說其重儒貴學的思
想，王充專門寫下了《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
奇》、《狀留》七篇文字，還在《非韓篇》中申說了相同的觀點。王充貴儒主要從
事業、道德、才能三個方麵來說明的。首先，王充認為，儒者有高尚的事業追求：
儒生以五經為業，文吏以簿書為事。五經是講大道，求真理的；簿書隻是處理具體
事務的。《周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
而上的道，具有原則、規律和真理的性質。文吏所事的簿書即形而下的器，隻是具
體的辦事方法。以此見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業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
不止一次地反覆強調：
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
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
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謝短》）
韓非輕仁義，重耕戰，認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為“五台”之一。又將儒
生比為鹿，有用之吏比為馬，說世有千金之馬，以其有用也；而無千金之鹿，以其
無用也。遂認定儒生為無用。王充針鋒相對地指出：韓非隻知以鹿馬喻，而不知以
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為履，其高低貴賤不言自明。儒生講求的道，在當時
社會具體講就是仁義，仁義是維繫社會機製有秩序、有等級地運行的保證。故“仁
義至重，不可棄也”，“儒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棄也。他說：
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而求飲食也。使禮
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纓，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飢死，農不得耕，士
不得戰也。（《非韓》）
王充認為“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儒生講求大道，
闡明禮義，為維護統治秩序服務，他們以身作則，“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
義之人。民知禮義，愛其主上”，這是保證統治者得以實現其統治的首要前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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