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麽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
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簷底
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
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隻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
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
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
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
“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
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
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
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
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
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
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
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
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託身儒門，
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
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
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
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隻是一種知識的象徵，隻
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
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
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
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
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麽鴻儒就是
“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
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
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
奇》）漢代的穀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
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
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
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
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
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鬆《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
臨辟雍的盛典：
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
袁山鬆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後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
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
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
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
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麽，至少在永平元
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
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
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台，望雲物，吹奏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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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簷底
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
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隻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
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
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
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
“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
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
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
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
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
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
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
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
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託身儒門，
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
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
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
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隻是一種知識的象徵，隻
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
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
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
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
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麽鴻儒就是
“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
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
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
奇》）漢代的穀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
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
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
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
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
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鬆《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
臨辟雍的盛典：
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
袁山鬆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後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
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
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
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
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麽，至少在永平元
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
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
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台，望雲物，吹奏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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