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
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裏“分均若
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
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
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
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
《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
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
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台，
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裏讀書作文，
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
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
經學家。其父賈徽嚐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
《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
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
《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家
的《大夏侯尚書》、《穀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
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明帝時，
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台校書。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
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誌詩》，以殷高宗賢相傅
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采
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台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
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
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台，拜校書
郎。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
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響
應，結果隻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
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
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讚美說：
“蘭台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
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台，“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
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四、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後漢書》說王
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
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
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
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
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
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
“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後名師儒者，
“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
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
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王充認為：
“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
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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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裏“分均若
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
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
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
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
《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
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
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台，
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裏讀書作文，
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
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
經學家。其父賈徽嚐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
《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
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
《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家
的《大夏侯尚書》、《穀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
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明帝時，
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台校書。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
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誌詩》，以殷高宗賢相傅
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采
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台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
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
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台，拜校書
郎。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
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響
應，結果隻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
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
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讚美說：
“蘭台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
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台，“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
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四、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後漢書》說王
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
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
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
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
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
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
“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後名師儒者，
“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
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
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王充認為：
“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
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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