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
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三、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
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
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徵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
墳籍，雲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
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
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
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
（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
‘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範曄《後漢書·班因傳》李賢注。班
因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
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
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
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覆記誦，味同嚼臘；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
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
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
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
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人，東漢
有名的古文經學家、歷史學家，史稱“通儒上材”。曾續司馬遷《史記》，作《史
記後傳》。他為人的特點是：“仕不為祿，所如（往）不合”；治學的特點是：
“學不為人，博而不俗”；寫作的特點是：“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漢書·
自紀》）其子班因，宇孟堅，即《漢書》的作者，亦博學多通。史書說他“博貫載
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後漢
書·班彪列傳》）當時亦在太學肄業。王充對班氏父子十分讚賞，說：“班叔皮續
太史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理浹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於男孟堅
為尚書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裏（小國）也，乃夫周召魯衛（大國）之
謂也。”將班氏父子視為超人奇士，比作文華秀美的泱泱大國（《超奇》）。王充
以班彪為師，以班因為友，日誦詩書，砥礪德行，在學問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
其影響。本傳說王充“後至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
班彪並未任職太學，王充師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覽不守章句”，正是師承
於班氏“博而不俗”，“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的家學風格。後來王允“仕郡為
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著書“形露易觀”，“直露其文，集以俗言。”這些都
與班彪“仕不為祿，所如不合”，“言不為華”的為人處事方法和文章風格絕相類
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
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
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
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
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麵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
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
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讚賞說：“（桓譚）又作《新論》，
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
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
漢之賢人也。”（《定賢》）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贊
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
（《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雲（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
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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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三、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
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
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徵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
墳籍，雲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
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
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
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
（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
‘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範曄《後漢書·班因傳》李賢注。班
因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
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
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
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覆記誦，味同嚼臘；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
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
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
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
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人，東漢
有名的古文經學家、歷史學家，史稱“通儒上材”。曾續司馬遷《史記》，作《史
記後傳》。他為人的特點是：“仕不為祿，所如（往）不合”；治學的特點是：
“學不為人，博而不俗”；寫作的特點是：“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漢書·
自紀》）其子班因，宇孟堅，即《漢書》的作者，亦博學多通。史書說他“博貫載
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後漢
書·班彪列傳》）當時亦在太學肄業。王充對班氏父子十分讚賞，說：“班叔皮續
太史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理浹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於男孟堅
為尚書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裏（小國）也，乃夫周召魯衛（大國）之
謂也。”將班氏父子視為超人奇士，比作文華秀美的泱泱大國（《超奇》）。王充
以班彪為師，以班因為友，日誦詩書，砥礪德行，在學問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
其影響。本傳說王充“後至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
班彪並未任職太學，王充師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覽不守章句”，正是師承
於班氏“博而不俗”，“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的家學風格。後來王允“仕郡為
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著書“形露易觀”，“直露其文，集以俗言。”這些都
與班彪“仕不為祿，所如不合”，“言不為華”的為人處事方法和文章風格絕相類
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
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
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
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
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麵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
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
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讚賞說：“（桓譚）又作《新論》，
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
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
漢之賢人也。”（《定賢》）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贊
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
（《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雲（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
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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