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
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幾乎！”（《淵
騫》）
揚雄崇孟而輕荀，已開唐宋之儒道統之說。韓昌黎曰：“晚得揚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亦聖人之徒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
純而小疵。”[注]就是明證。
揚雄比較孟荀並崇孟抑荀，但並不將荀子一概罵倒，而是取其學說之合理內核，
為統一儒學服務。這突出表現在他對孟荀人性論思想的融合上。孟氏主性善，荀子
說性惡。孟子由性善而力主貴在開啟人類自覺意識的仁義之教；荀子由性惡而力主
重在強製外爍的禮樂之化。性善性惡，不可兩立；重仁重禮，似難兩全。揚雄並不
這樣絕對，也不走極端。揚認為人性有善有惡，提出“人性善惡混”的著名命題：
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修身》）
人性既不如孟氏所說純然為善，也不如荀氏所雲天然為惡，而是具有趨善趨惡
兩種可能。培育人的善性就為善人，誘導人的惡性就成惡人。人並無先驗固定的善
惡，全在乎後天的教導。他說：“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歌，入自禽門；由於禮義，
人自入門；由於獨智，人自聖門。”（《修身》）無疑，在解決人性善惡問題上，
揚雄比喜走極端的孟子荀子都要聰明得多。建立在人性善惡混認識基礎上，在對待
仁義禮樂問題上，揚雄繼承董仲舒的“五常”學說，認為仁義禮智信三者皆重，不
可偏廢：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修身》）
仁是人應當經常保持的愛人品德；義是人的行為準則；禮是人的麵貌外觀；智
是人認識是非的能力；信是人取信於人的保證。一個君子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須以
仁為居，以義為路，以禮為飾，以智辨物，以信取信。仁義禮智信五者，都同等重
要，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多餘的東西。他又說：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
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問道》）
用道作為行動指南，用德來獲取人們的歸附，用仁來愛人，用義來做準則，用
禮來立身處事。這四者協調相配（合）就成為渾然一體的全人（渾），離開了（離）
就不成風格（散）。一個人皆具道德仁義禮這些品質，就可以全身保性。可見，孟
氏仁義，荀氏禮樂，都各有所需，不可或缺。於是將儒學內部孟荀的分爭彌縫起來
了。
四是援道入儒，豐富儒理。揚雄貶諸子，斥黃老，但並不是不分精華和糟粕地
一概排斥，他充分注意到道家的合理內涵，力圖援引道學精華以豐富儒學理論。如
前所述，揚雄一方麵批評老子“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另一方麵又讚賞老子的
“道德”學說（《問道》）；一方麵批評莊子“盪而不法”（《五百》），也指出
莊子“齊生死，同貧富，等貴賤”的詭辯學說不同乎“聖人之說”（《君子》），
另一方麵又讚賞莊子的淡然“少欲”（《問道》），揚雄一生“清靜亡為，少嗜欲”，
“恬於勢利”，正是受老莊思想的深刻影響。如果說“崇道德”，“少嗜欲”還屬
於修身範圍，那麽，揚雄從老莊那裏繼承的“道法自然”、“物極必反”和他建立
的龐大的“玄學”體係，則是他援引道學對儒學的重大補充。
先談自然。揚雄繼承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說：“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
循即因循，指歷史的繼承性；體自然即遵照自然法則，是客觀的規律性。前者是儒
家的“因循”重史的傳統，後者是道家自然無為的精神。前者重視人文的經驗，後
者重視自然的法則。揚雄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主張既“循”又“體”，繼承歷
史的經驗，依準自然的規律，相輔相存。他說：“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
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繼
承歷史的東西越浩大、率直，他體驗出的自然法則就越壯盛渾厚；否則繼承歷史的
東西越細小、迂曲，其體驗的自然法則也就越微薄、疏散。在人文和自然的關係上，
揚雄認為自然是主幹，人文是表末：“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也。”（
《太玄·玄瑩》）人事有增減，歷史經驗也可損益：“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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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幾乎！”（《淵
騫》）
揚雄崇孟而輕荀，已開唐宋之儒道統之說。韓昌黎曰：“晚得揚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亦聖人之徒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
純而小疵。”[注]就是明證。
揚雄比較孟荀並崇孟抑荀，但並不將荀子一概罵倒，而是取其學說之合理內核，
為統一儒學服務。這突出表現在他對孟荀人性論思想的融合上。孟氏主性善，荀子
說性惡。孟子由性善而力主貴在開啟人類自覺意識的仁義之教；荀子由性惡而力主
重在強製外爍的禮樂之化。性善性惡，不可兩立；重仁重禮，似難兩全。揚雄並不
這樣絕對，也不走極端。揚認為人性有善有惡，提出“人性善惡混”的著名命題：
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修身》）
人性既不如孟氏所說純然為善，也不如荀氏所雲天然為惡，而是具有趨善趨惡
兩種可能。培育人的善性就為善人，誘導人的惡性就成惡人。人並無先驗固定的善
惡，全在乎後天的教導。他說：“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歌，入自禽門；由於禮義，
人自入門；由於獨智，人自聖門。”（《修身》）無疑，在解決人性善惡問題上，
揚雄比喜走極端的孟子荀子都要聰明得多。建立在人性善惡混認識基礎上，在對待
仁義禮樂問題上，揚雄繼承董仲舒的“五常”學說，認為仁義禮智信三者皆重，不
可偏廢：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修身》）
仁是人應當經常保持的愛人品德；義是人的行為準則；禮是人的麵貌外觀；智
是人認識是非的能力；信是人取信於人的保證。一個君子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須以
仁為居，以義為路，以禮為飾，以智辨物，以信取信。仁義禮智信五者，都同等重
要，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多餘的東西。他又說：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
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問道》）
用道作為行動指南，用德來獲取人們的歸附，用仁來愛人，用義來做準則，用
禮來立身處事。這四者協調相配（合）就成為渾然一體的全人（渾），離開了（離）
就不成風格（散）。一個人皆具道德仁義禮這些品質，就可以全身保性。可見，孟
氏仁義，荀氏禮樂，都各有所需，不可或缺。於是將儒學內部孟荀的分爭彌縫起來
了。
四是援道入儒，豐富儒理。揚雄貶諸子，斥黃老，但並不是不分精華和糟粕地
一概排斥，他充分注意到道家的合理內涵，力圖援引道學精華以豐富儒學理論。如
前所述，揚雄一方麵批評老子“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另一方麵又讚賞老子的
“道德”學說（《問道》）；一方麵批評莊子“盪而不法”（《五百》），也指出
莊子“齊生死，同貧富，等貴賤”的詭辯學說不同乎“聖人之說”（《君子》），
另一方麵又讚賞莊子的淡然“少欲”（《問道》），揚雄一生“清靜亡為，少嗜欲”，
“恬於勢利”，正是受老莊思想的深刻影響。如果說“崇道德”，“少嗜欲”還屬
於修身範圍，那麽，揚雄從老莊那裏繼承的“道法自然”、“物極必反”和他建立
的龐大的“玄學”體係，則是他援引道學對儒學的重大補充。
先談自然。揚雄繼承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說：“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
循即因循，指歷史的繼承性；體自然即遵照自然法則，是客觀的規律性。前者是儒
家的“因循”重史的傳統，後者是道家自然無為的精神。前者重視人文的經驗，後
者重視自然的法則。揚雄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主張既“循”又“體”，繼承歷
史的經驗，依準自然的規律，相輔相存。他說：“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
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繼
承歷史的東西越浩大、率直，他體驗出的自然法則就越壯盛渾厚；否則繼承歷史的
東西越細小、迂曲，其體驗的自然法則也就越微薄、疏散。在人文和自然的關係上，
揚雄認為自然是主幹，人文是表末：“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也。”（
《太玄·玄瑩》）人事有增減，歷史經驗也可損益：“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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