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尊嚴的等級學說感興趣，但對孔子的仁義思想卻置而不論。不再向孔子“問禮”，
並明確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齊國推行“仁義禮樂”的願望又落
空了。
孔子遂自齊返魯。當時還是季平子專政，孔子無心求仕，潛心自我修養，平靜
地迎來“40而不惑”。何謂“不惑”？“不惑”者，相對於“惑”之謂也。孔子曾
論“惑”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顏淵》）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可見“惑”
的特徵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極端，然則“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
頗，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說：“智者不惑。”（《子罕》）
又說：“40而見惡焉，其終也矣！”（《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歲已成為
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獨特的見識，再加
之正確的處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
孔子42歲時，魯昭公已從齊國奔於晉國，客死於潛溪。定公即位。5年後，季平
子死，子桓子繼為執政，政治形勢更加惡化，陽虎專權。陽虎是季氏家臣，從手桓
子祖父時就開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積久勢重，強奴逼主。季平子死後，
陽虎肆無忌憚，將桓子囚禁起來，趕走季氏親屬、殺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協
與他盟誓。從此，魯國政權又從大夫下移於家巨，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敗落局
勢。陽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會盟、發誓願、占國田，進而欲盡誅三桓之嫡，
立自己的親信勢力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虛弱的。為了孤假虎威，陽虎—
—這位從前蔑視孔子的勢利之徒，現在卻想借重孔子名氣，為他倒行逆旋扯上塊遮
羞布。孔子自然不會買帳。於是陽虎煞費苦心地製造了一個機會。一天，他派人趁
孔子不在家時將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的規矩，陽虎料定知禮的孔子肯定會上門稱謝。殊不知孔子也針鋒相對，趁陽虎不
在家時才去迴訪。具有戲劇性的是，孔子在迴來的路上又與陽虎相遇，剛想迴避卻
被陽虎叫住了。他問孔子：“懷揣絕技卻讓國家迷亂，可謂仁乎？”孔子答：“不
可。”“本來希望有所作為卻屢失良機，可謂智乎？”孔子答：“不可。”陽虎激
將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然，吾將仕矣”。
孔子一生講究“仁、智、勇”三“達德”，陽虎專挑仁智這兩個問題來諸難孔
子，可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連連稱是。但是，陽虎卻抽掉了孔子
思想中另兩個內容——禮和義。禮即自西周以來的奴隸製等級製度。義即宜，即是
盡本份，守原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統一。孔子認為：“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
象，後者則是春秋亂世的形勢。至孔子時，諸侯也不能“專征”了，而是政“自大
夫出”，其至“陪臣執國命”了，眼前的陽虎就是陪臣執國命的罪魁！。孔子又詛
咒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陽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幹預國政，上
淩君，下逼主，專生殺，擅於奪，哪裏還有一點仁義禮智的影子？君臣無序，主僕
易位，實乃無道之至！麵對這樣的亂臣賊子，他孔丘哪裏屑於合作！他歷來奉行的
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亦恥也。”（《泰伯》）在
無道之世而得榮華富貴，必將採用不義手段，這是孔子最為不齒的：“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裏仁》）如果說，從前孔子發憤努力，學習六藝，是為了
入仕、進入上流社會的話，那麽，當他認識到禮樂的還以仁義為內容，形成了“仁
義禮”三位一體的思想後，他的追求就從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進入了另一個道德
的境界，那就是為了推行仁義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微子》）既然此時出仕不能“行義”，與其作幫兇，不如潔身自好，
作個“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的隱君子。
“隱居以求其誌”。“誌”，即指“仁義禮”的政治抱負，也是“誌於道”之
“誌”，即對客觀規律的體認。如果說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時掌握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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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齊國推行“仁義禮樂”的願望又落
空了。
孔子遂自齊返魯。當時還是季平子專政，孔子無心求仕，潛心自我修養，平靜
地迎來“40而不惑”。何謂“不惑”？“不惑”者，相對於“惑”之謂也。孔子曾
論“惑”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顏淵》）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可見“惑”
的特徵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極端，然則“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
頗，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說：“智者不惑。”（《子罕》）
又說：“40而見惡焉，其終也矣！”（《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歲已成為
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獨特的見識，再加
之正確的處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
孔子42歲時，魯昭公已從齊國奔於晉國，客死於潛溪。定公即位。5年後，季平
子死，子桓子繼為執政，政治形勢更加惡化，陽虎專權。陽虎是季氏家臣，從手桓
子祖父時就開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積久勢重，強奴逼主。季平子死後，
陽虎肆無忌憚，將桓子囚禁起來，趕走季氏親屬、殺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協
與他盟誓。從此，魯國政權又從大夫下移於家巨，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敗落局
勢。陽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會盟、發誓願、占國田，進而欲盡誅三桓之嫡，
立自己的親信勢力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虛弱的。為了孤假虎威，陽虎—
—這位從前蔑視孔子的勢利之徒，現在卻想借重孔子名氣，為他倒行逆旋扯上塊遮
羞布。孔子自然不會買帳。於是陽虎煞費苦心地製造了一個機會。一天，他派人趁
孔子不在家時將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的規矩，陽虎料定知禮的孔子肯定會上門稱謝。殊不知孔子也針鋒相對，趁陽虎不
在家時才去迴訪。具有戲劇性的是，孔子在迴來的路上又與陽虎相遇，剛想迴避卻
被陽虎叫住了。他問孔子：“懷揣絕技卻讓國家迷亂，可謂仁乎？”孔子答：“不
可。”“本來希望有所作為卻屢失良機，可謂智乎？”孔子答：“不可。”陽虎激
將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然，吾將仕矣”。
孔子一生講究“仁、智、勇”三“達德”，陽虎專挑仁智這兩個問題來諸難孔
子，可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連連稱是。但是，陽虎卻抽掉了孔子
思想中另兩個內容——禮和義。禮即自西周以來的奴隸製等級製度。義即宜，即是
盡本份，守原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統一。孔子認為：“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
象，後者則是春秋亂世的形勢。至孔子時，諸侯也不能“專征”了，而是政“自大
夫出”，其至“陪臣執國命”了，眼前的陽虎就是陪臣執國命的罪魁！。孔子又詛
咒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陽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幹預國政，上
淩君，下逼主，專生殺，擅於奪，哪裏還有一點仁義禮智的影子？君臣無序，主僕
易位，實乃無道之至！麵對這樣的亂臣賊子，他孔丘哪裏屑於合作！他歷來奉行的
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亦恥也。”（《泰伯》）在
無道之世而得榮華富貴，必將採用不義手段，這是孔子最為不齒的：“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裏仁》）如果說，從前孔子發憤努力，學習六藝，是為了
入仕、進入上流社會的話，那麽，當他認識到禮樂的還以仁義為內容，形成了“仁
義禮”三位一體的思想後，他的追求就從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進入了另一個道德
的境界，那就是為了推行仁義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微子》）既然此時出仕不能“行義”，與其作幫兇，不如潔身自好，
作個“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的隱君子。
“隱居以求其誌”。“誌”，即指“仁義禮”的政治抱負，也是“誌於道”之
“誌”，即對客觀規律的體認。如果說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時掌握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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