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還依據人們對“仁義禮”的掌握和保持程度，將人劃分為小人、庸人、士、 君子、賢人、聖人幾個等級：小人道德敗壞，庸人隻知謀財，士人追求向善，君子 才是理想人格。君子堅守仁義，依禮而行，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裏仁》）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衛靈公》）除了仁義禮之外，君子還具有仁智勇“三達德”，孔子曰：“君子 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君子是道德純粹、人格 完美、知識豐富的人，他具有優秀的品德，高尚的情操，醇熟的處世經驗和優雅的 行為舉止。他們心懷善心，愛人利人，立人達人；他們追求真理，忘卻物慾；“君 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他們既極積入世，以天下 為己任——“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又誌趣高雅，超拔幹 流俗之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裏仁》）；他們樂天知命，無憂無 懼，視富貴如浮雲，窮達不住放心而“安之若命”；又豁達大度，寬人嚴己——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衛靈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君子是人間真 善美的化身，時時處處表現出仁慈的愛心和智慧、正義的光彩，將溫馨與文明灑滿 人間。君子又與宗教修士和遁世高蹈的隱士不同，君子高雅，但不避世；君子入世， 但不庸俗……他們是生於人間，長於人間，並服務於人間的，從人世間來又迴到人 世間去的世之精英、人中俊傑。儒家追求理想人格、造就“君子”風度不是目的， 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君子去治世行善，拯救人類。修己的目的是“安人”、“安百姓”， 是“博施濟眾”，這就是在君子之後還設定賢人、聖人的原因。簡言之，修養高的 君子多做善事就是賢人，功德圓滿就是聖人。君子就是下欲撫救蒼生，上欲成賢企 聖的最佳人選。他們進則兼濟百姓，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 想，完成“內聖外王”的事業；退則堅守人格的自性完滿，嚴守操行，獨善其身， 任何威脅利誘都不可移易，此即孟子描述的“大丈夫”形象：“後天下之廣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除了對君子典型人格的提倡外，還注重對廣大人民群眾道德意識和文明知 識的啟發和培養，認為統治者接受教育會仁慈愛人，下層人民接受教育就會知規矩、 聽使喚——“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因此儒者認為，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注意人 民的物質利益是必要的，主張為政首當“足食、足兵”和“庶之、富之”，但並不 以此為終點，更不以此為目的。儒家清楚地看到，倘若富而不仁、逸居無教，不知 自律，不守道德，那麽人就與禽獸無別。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荀子說：“無富無以養民性，無教無以理民性。”故孔子在強調“庶矣 富矣”、“足食足兵”同時，沒忘了“教之”“信之”；孟子在主張“飽食暖衣、 逸居”的同時，亦重視“教以人倫”；荀子在“富之”之後也強調“立大學，設庫 序，修六禮，明七教”以提高人民修養。故《詩經》說：“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都闡明同一個道理：在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努力提高人民的道德修養和精神文明。
在社會問題上，儒家特別崇尚和諧的社會秩序。和諧，與實行殘酷的階級壓迫 固然迥異，也與不講條件、不顧事實地推行平均主義、世界大同大異其趣。儒家的 和諧是建立在秩序基礎上有序的和諧，而秩序又以社會等級為基礎。儒家社會和諧 理論建立的哲學基礎是自然、社會普遍存在的差別。首先，儒家看到天地萬物、社 會百態無不幹差萬別，不可齊一，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荀子曰： “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天高地卑，上智下愚，此優彼劣，東長西短……皆客觀 存在，不可忽視。如果忽視這一差別，小則賢不肖易位，優劣顛倒，社會動盪；大 則智愚相爭，貴賤相伐，導致天下大亂。麵對這些差別，儒家不是愚蠢地、不切實 際地作“比而同之”的胡思亂想和胡作非為，而是正視現實，承認差別，並根據差 別來確定等級，使是非賢愚、長短高下各就各位，各得其所，以便各盡其能，各用 其才。從而形成上下等級和貴賤秩序。荀子說：“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明王始立 而處國有製。”（《荀子·王製》）等，即差別性；製，即等級製。孟子又從社會 分工的角度，肯定了勞逸貴賤關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滕文公上》）社會分工的差別，是形成貴賤等級的客觀依據：賢者在上， 不賢者在下；賢者勞心，不賢者勞力；勞心者享受供養，勞力者供養於人……在儒 家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東西。否則，如果以不肖居位，賢者在下；或者將賢和不肖 等量齊觀，都會造成混亂——“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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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除了對君子典型人格的提倡外，還注重對廣大人民群眾道德意識和文明知 識的啟發和培養，認為統治者接受教育會仁慈愛人，下層人民接受教育就會知規矩、 聽使喚——“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因此儒者認為，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注意人 民的物質利益是必要的，主張為政首當“足食、足兵”和“庶之、富之”，但並不 以此為終點，更不以此為目的。儒家清楚地看到，倘若富而不仁、逸居無教，不知 自律，不守道德，那麽人就與禽獸無別。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荀子說：“無富無以養民性，無教無以理民性。”故孔子在強調“庶矣 富矣”、“足食足兵”同時，沒忘了“教之”“信之”；孟子在主張“飽食暖衣、 逸居”的同時，亦重視“教以人倫”；荀子在“富之”之後也強調“立大學，設庫 序，修六禮，明七教”以提高人民修養。故《詩經》說：“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都闡明同一個道理：在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努力提高人民的道德修養和精神文明。
在社會問題上，儒家特別崇尚和諧的社會秩序。和諧，與實行殘酷的階級壓迫 固然迥異，也與不講條件、不顧事實地推行平均主義、世界大同大異其趣。儒家的 和諧是建立在秩序基礎上有序的和諧，而秩序又以社會等級為基礎。儒家社會和諧 理論建立的哲學基礎是自然、社會普遍存在的差別。首先，儒家看到天地萬物、社 會百態無不幹差萬別，不可齊一，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荀子曰： “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天高地卑，上智下愚，此優彼劣，東長西短……皆客觀 存在，不可忽視。如果忽視這一差別，小則賢不肖易位，優劣顛倒，社會動盪；大 則智愚相爭，貴賤相伐，導致天下大亂。麵對這些差別，儒家不是愚蠢地、不切實 際地作“比而同之”的胡思亂想和胡作非為，而是正視現實，承認差別，並根據差 別來確定等級，使是非賢愚、長短高下各就各位，各得其所，以便各盡其能，各用 其才。從而形成上下等級和貴賤秩序。荀子說：“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明王始立 而處國有製。”（《荀子·王製》）等，即差別性；製，即等級製。孟子又從社會 分工的角度，肯定了勞逸貴賤關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滕文公上》）社會分工的差別，是形成貴賤等級的客觀依據：賢者在上， 不賢者在下；賢者勞心，不賢者勞力；勞心者享受供養，勞力者供養於人……在儒 家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東西。否則，如果以不肖居位，賢者在下；或者將賢和不肖 等量齊觀，都會造成混亂——“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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