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係用魯國近、現代史寓教，涉及許多當世尊者、賢者、親者， 其間褒貶之意不便明確見之於文字，隻口授心傳，給弟子。孔子卒後，弟子人人異 言，一部《春秋》，被解釋得五花八門，彼此異義。迄至漢代已形成五大係統：公 羊氏、穀梁氏、左氏、鄒氏、夾氏。《公羊傳》、《穀梁傳》皆在漢代著於竹帛， 《左氏傳》亦發現於秘府，鄒氏無傳人，夾氏未有書，具有流傳價值者，隻《公羊》、 《穀梁》、《左氏》三傳而已。三傳之中，公、穀傳《春秋》之義理，注重微言大 義；左氏傳《春秋》之事實，注重歷史依據。《春秋》本是極其簡單的綱目，宋人 曾譏之為“斷爛朝報”；後人能知其微言大義者，以有《公羊》、《穀梁》二傳； 能知其義例之依據者，則端賴《左傳》的史實記載。三傳相需而行，互濟不足，前 人因門戶家法的籬藩而是此非彼、抑此揚彼於其間，皆淺學曲士之見，不足為法。
綜而言之，就內容觀之，《詩經》是詩歌，屬於文學；《書經》言政事，屬於 政論；《禮經》言行為規範，是士大夫行為守則（《周禮》講設官分職，是官製； 《禮記》講禮意，是倫理哲學。）；《易經》講陰陽變化，是哲學著作；《春秋》 講名分，是政治學和歷史學教材。就其功能言之，《詩》可以發抒性情，陶冶情操； 《書》可知歷史得失，開發智力；《禮》可知行為準則，循規蹈矩；《易》可知吉 兇，見微知著，提高預見能力；《春秋》可知禮義，正確地進退去取。另外還有佚 失的《樂經》，可以抒發情感，加強和樂氣氛。如果用今天的分類法來歸類，《詩》 學、《樂》學屬於美育，《禮》學屬於倫理學，《書》學、《易》學屬於智育， 《春秋》學屬於政治學和歷史學，六經分別由美育、智育、德育和政治指導諸方麵， 完成對士人的培育和塑造工作。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董仲舒曰：“六學皆 大而各有長。”正是就六經各有所長、相輔而行這一功能說的。六經的唯一缺陷是 缺少數理方麵的內容。但是在知識還不太廣博的古代社會，儒家能夠選擇出這樣係 統的教材來教育和造就人材，已經是舉世無雙的了。六經教育基本適應和滿足了古 代社會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倫理生活的需要，因此它才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數 千年相傳而不息；也正由於它內容基本包括了古代社會知識的各個方麵，故數千年 中國士子文人，無不以五經啟蒙，又以五經立命，終其生遊心於此而不疲。五經既 是中國人的啟蒙益智的教科書，也是中國人立言立命取之不盡、演繹不窮的聖經寶 典。始於五經，終於五經，形成了一個世界少有的、有趣的文化學術怪圈。
三、儒學的內容
自孔子整理和闡釋六經之後，儒學著作無慮千萬；自孔子建立“仁義禮”結合 的理論體係之後，儒家理論也歷經演變。但是，就其基本特色言之，儒學又有其一 以貫之的基本理論框架——自覺的人格意識論、和諧的社會關係論、合一的天人關 係論——數千年相承而不絕。任何一門人文學說，都迴避不了人的問題、人與人和 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儒家，可以說是人類認識史上第一個就這些問題作出全麵係 統地解答和論證的學派。在迴答這些問題時，儒家力倡培養自覺的人格意識，追求 和諧的社會關係，提倡天人相與、天人合一的人天關係，從而形成不僅具有鮮明個 性，而且具有發人深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關於“人”、“社會”、“自然” 的博大的（也是實際的）理論體係。
人是什麽？怎樣作人？什麽是理想人格？……這是自有史以來就始終困擾著人 類自身的問題。隻有認識了人和人的本性，才能解決怎樣作人和塑造理想人格的問 題。關於人性，儒家有所謂“性善”、“性惡”說：性善論者認為，人之初，性本 善，人性中天然地存在“仁義禮智”四種善端，隻要加以喚醒和培育，“人皆可以 為堯舜”（孟子）。與此相反，性惡論者認為，人之初，性本惡，隻有通過教育和 法製才能使人性變善——“善者其偽也”（荀子）。此外，還有“性無善惡論” （世碩）、“性善情惡論”（董仲舒）、“性善惡混論”（揚雄）以及“性三品 （善、善惡混、惡）說”（韓愈）和“天命之性（善）”與“氣質之性（惡）”之 分（朱熹），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無論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還是別的 人性論，他們所得的結論不是對人類喪失信心，而是對人類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們 一致認為人性具有可塑性，先天的善可能因後天“所染”而喪失，先天的惡可以通 過後天的造就而改變。故教育和陶冶是必要的。他們一致承認，通過後天的努力， 變化氣質，人性總是可以臻於至善的，人人可以成善人，個個可以為良民，甚至可 以作“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使是持性惡說最堅的荀子也不否認這一 點，認為“塗之人可以為禹”。中國儒家“人性向善”的信念，激發了他們恭行教 化、“內聖外王”的雄心，滿腔熱忱地興禮樂、辦教育，起先知、覺後覺，為喚起 善心，培養善行，使芸芸眾生都成為人格自覺、個性自由的完全意義的人而奔走唿 號，不暇暖席。為了造就自覺的人格，孔子提出了“仁、義、禮”三大法寶，孟子 增加“智”，力倡仁、義、禮、智“四德”；董仲舒又加入“信”，宣揚仁、義、 禮、智、信“五常”。其中“仁義禮”是最基本的德行，是先決的修養。仁者人也， 是愛心，是人類本然具有的對同類的仁慈和寬恕情懷；義者宜也，是原則，表現為 人類待人處事恰當的分寸；禮者履也，是踐仁行義的具體規定，是仁義之節文。從 社會學角度看，仁，表現為人類團結；義，表現為社會秩序；禮，表現為社會文明。 從道德角度看，仁，表現為人對自性人格覺悟；義，表現為自我道德自律；禮，則 表現為個性修養的圓滿。一個既具有仁心、義舉，又能依禮而行的人，就處處表現 出充分的好心善意和優雅恰當的舉止。仁心用於事親則是孝，用於交友則是愛，用 於對人則是“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義用於事兄則是悌，用於對人則是尊重，用於交友則是信，用於事君則是忠， 用於治世則是秩序。禮用於治身就是文質彬彬，用於社會則是文明生活……一個在 人格上自性覺悟，在道德上嚴格自律，而又過著文明生活的人，自然是自覺而又自 由的完全意義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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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就內容觀之，《詩經》是詩歌，屬於文學；《書經》言政事，屬於 政論；《禮經》言行為規範，是士大夫行為守則（《周禮》講設官分職，是官製； 《禮記》講禮意，是倫理哲學。）；《易經》講陰陽變化，是哲學著作；《春秋》 講名分，是政治學和歷史學教材。就其功能言之，《詩》可以發抒性情，陶冶情操； 《書》可知歷史得失，開發智力；《禮》可知行為準則，循規蹈矩；《易》可知吉 兇，見微知著，提高預見能力；《春秋》可知禮義，正確地進退去取。另外還有佚 失的《樂經》，可以抒發情感，加強和樂氣氛。如果用今天的分類法來歸類，《詩》 學、《樂》學屬於美育，《禮》學屬於倫理學，《書》學、《易》學屬於智育， 《春秋》學屬於政治學和歷史學，六經分別由美育、智育、德育和政治指導諸方麵， 完成對士人的培育和塑造工作。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董仲舒曰：“六學皆 大而各有長。”正是就六經各有所長、相輔而行這一功能說的。六經的唯一缺陷是 缺少數理方麵的內容。但是在知識還不太廣博的古代社會，儒家能夠選擇出這樣係 統的教材來教育和造就人材，已經是舉世無雙的了。六經教育基本適應和滿足了古 代社會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倫理生活的需要，因此它才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數 千年相傳而不息；也正由於它內容基本包括了古代社會知識的各個方麵，故數千年 中國士子文人，無不以五經啟蒙，又以五經立命，終其生遊心於此而不疲。五經既 是中國人的啟蒙益智的教科書，也是中國人立言立命取之不盡、演繹不窮的聖經寶 典。始於五經，終於五經，形成了一個世界少有的、有趣的文化學術怪圈。
三、儒學的內容
自孔子整理和闡釋六經之後，儒學著作無慮千萬；自孔子建立“仁義禮”結合 的理論體係之後，儒家理論也歷經演變。但是，就其基本特色言之，儒學又有其一 以貫之的基本理論框架——自覺的人格意識論、和諧的社會關係論、合一的天人關 係論——數千年相承而不絕。任何一門人文學說，都迴避不了人的問題、人與人和 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儒家，可以說是人類認識史上第一個就這些問題作出全麵係 統地解答和論證的學派。在迴答這些問題時，儒家力倡培養自覺的人格意識，追求 和諧的社會關係，提倡天人相與、天人合一的人天關係，從而形成不僅具有鮮明個 性，而且具有發人深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關於“人”、“社會”、“自然” 的博大的（也是實際的）理論體係。
人是什麽？怎樣作人？什麽是理想人格？……這是自有史以來就始終困擾著人 類自身的問題。隻有認識了人和人的本性，才能解決怎樣作人和塑造理想人格的問 題。關於人性，儒家有所謂“性善”、“性惡”說：性善論者認為，人之初，性本 善，人性中天然地存在“仁義禮智”四種善端，隻要加以喚醒和培育，“人皆可以 為堯舜”（孟子）。與此相反，性惡論者認為，人之初，性本惡，隻有通過教育和 法製才能使人性變善——“善者其偽也”（荀子）。此外，還有“性無善惡論” （世碩）、“性善情惡論”（董仲舒）、“性善惡混論”（揚雄）以及“性三品 （善、善惡混、惡）說”（韓愈）和“天命之性（善）”與“氣質之性（惡）”之 分（朱熹），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無論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還是別的 人性論，他們所得的結論不是對人類喪失信心，而是對人類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們 一致認為人性具有可塑性，先天的善可能因後天“所染”而喪失，先天的惡可以通 過後天的造就而改變。故教育和陶冶是必要的。他們一致承認，通過後天的努力， 變化氣質，人性總是可以臻於至善的，人人可以成善人，個個可以為良民，甚至可 以作“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使是持性惡說最堅的荀子也不否認這一 點，認為“塗之人可以為禹”。中國儒家“人性向善”的信念，激發了他們恭行教 化、“內聖外王”的雄心，滿腔熱忱地興禮樂、辦教育，起先知、覺後覺，為喚起 善心，培養善行，使芸芸眾生都成為人格自覺、個性自由的完全意義的人而奔走唿 號，不暇暖席。為了造就自覺的人格，孔子提出了“仁、義、禮”三大法寶，孟子 增加“智”，力倡仁、義、禮、智“四德”；董仲舒又加入“信”，宣揚仁、義、 禮、智、信“五常”。其中“仁義禮”是最基本的德行，是先決的修養。仁者人也， 是愛心，是人類本然具有的對同類的仁慈和寬恕情懷；義者宜也，是原則，表現為 人類待人處事恰當的分寸；禮者履也，是踐仁行義的具體規定，是仁義之節文。從 社會學角度看，仁，表現為人類團結；義，表現為社會秩序；禮，表現為社會文明。 從道德角度看，仁，表現為人對自性人格覺悟；義，表現為自我道德自律；禮，則 表現為個性修養的圓滿。一個既具有仁心、義舉，又能依禮而行的人，就處處表現 出充分的好心善意和優雅恰當的舉止。仁心用於事親則是孝，用於交友則是愛，用 於對人則是“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義用於事兄則是悌，用於對人則是尊重，用於交友則是信，用於事君則是忠， 用於治世則是秩序。禮用於治身就是文質彬彬，用於社會則是文明生活……一個在 人格上自性覺悟，在道德上嚴格自律，而又過著文明生活的人，自然是自覺而又自 由的完全意義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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