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代學者一般認為，梅氏所獻多出的25篇，是梅氏偽造（也有人說是 王肅偽造），58篇傳注亦是梅氏所撰。不過清人還承認，偽《書》文字多係綴拾古 書所引佚《書》的零篇斷簡而成，還具有一定史料價值。隻要知其來源，校以原文， 仍可引據。清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和孫星衍《尚書今 古文註疏》發覆偽《古文尚書》根抵甚詳，是清代辯偽的代表作。不過，孔穎達 《尚書正義·堯典篇》引十八家《晉書》，列舉了古文《尚書》自西晉鄭沖、蘇愉、 梁柳、臧曹，到梅賾（即梅頤）的傳授世次，還指出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邊 （處）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前儒錯誤 地否定了古文《尚書》這一傳授記載，已經陳夢家、蔣善國、李學勤等先生考定證 實。根據《帝王世紀》輯本，皇甫謐當時已引及《五子（之）歌》、《伊訓》、 《湯誥》、《仲扈之誥》、《君牙》、《伯囗》（即《囗命》）。還徵引孔安國傳 兩處。此外，仲長統還引述過《周官》，應劭引《泰誓》，徐幹引《蔡仲之命》， 鄭玄引《伊訓》、《周官》，郭噗亦引孔傳等等。前賢已多有指出。可見58篇古文 《尚書》，在梅頤之前（甚至早在東漢中後期）即已流行，廣為學人徵引，師傳有 自。還有學者研究指出，清儒指責是偽書的古文《尚書》孔傳，與王肅《書》學不 合，古文《尚書》及孔傳也不可能是王肅所撰。因此，盡管古文《尚書》問題已歷 經宋明清以及近代學人研究，定為偽書，但是麵對這樣多難已解釋的現象，仍有學 者主張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還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甚至是一個需要 重新思考的問題。
禮 禮是政治倫理、行為規範的總稱。從歷史的角度看，禮起於俗。二者的區別 在於：俗本於自然，禮出於製作；俗是禮建立的基礎，禮是經典化了的俗。儒家對 禮的起源補充了許多哲學的論證，一則以為“禮本於太一”（《禮記·禮運》）。 在陰陽未剖，天地未形之時，禮的根據即已具備。天地既分，禮就形成了，如自然 界的天尊地卑，動物界的長幼之序，即是禮的最初形式。一則曰：禮本於性情。此 說以荀子為代表，認為人生性惡，性惡必有爭，有爭必生亂，故聖人製禮，節之以 度，文之以禮，以絕亂源。儒家還說，早期的禮十分繁雜，有“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這當是包括禮與俗而言。今流傳下來的所謂“禮”有三種，即《儀禮》、 《周禮》、《禮記》。《儀禮》又稱“士禮”，是關於士人婚喪嫁娶、祭祀社交的 禮儀規定。《禮記》則是關於《儀禮》意義的文字說明。《周禮》原名“周官”， 是先秦所傳周人設官分職的記錄，西漢末年劉歆表彰之，視為周公治國平天下的大 經大法，題稱“《周禮》”。禮經三書，各有專主，《儀禮》主儀節，《周禮》主 製度，《禮記》主義理，相需而行，是有關先秦時期政治、倫理、社會製度禮儀的 具體規定和理論闡述。
易 又稱《易經》、《周易》。關於易的內容，前人每曰：“易本卜籃之書”， 莊子則曰：“易以道陰陽”。前說得易之“用”，後說得易之“體”。在易學的早 期歷史上，《易經》正是以陰陽為內容來占筮吉兇的書籍。《易大傳》說：“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正好揭 示了《易經》作者的宇宙生成觀和《易經》創作的哲這基礎。兩儀即陰陽，天地為 其代表；四象即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四時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來，天地萬 物、宇宙洪荒，無不根基於“太極”，肇始於陰陽。自太極而剖分為陰陽，由陰陽 形成天地；又自陰陽而演化為四象，流為四時。自天地運行、陰陽合氣、四時化生， 然後萬事萬物得以化成。為了表現這一宇宙生成圖式，《易》作者用“一”代表陽， 用“一一”代表陰；兩畫相重以為四象，三畫重之以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盪） 即為六十四封，代表萬物。既然天地萬物皆是陰陽運行摩盪的產物，那麽陰陽的流 行、消長，自然也會影響事物的窮通利鈍。基於這樣的認識，人們便運用卦象變化、 交位升降的原理，來判斷吉兇、預知禍福。其原理不能說毫無根據，但是何以能將 實在的事物與抽象的卦形、交象必然地聯繫在一起，抽象的符號之變何以能預示事 實之變？卻無人作出滿意的、可信的解釋。因此用《易》來卜筮，表麵上看起來有 理有據，但是一旦與實踐相驗證，則多歸於荒唐。《易經》結構，分經分傳，由幹、 坤至既濟、未濟共六十四卦，其卦畫、卦辭、爻辭即經。其附於卦下的《彖辭》、 《象辭》和幹、坤之《文言》，及《序卦》、《繫辭》、《說卦》、《雜卦》為解 經之傳，其中象分上下，象有大小，繫辭二篇，共十篇，號稱“十翼”。關於《易》 的作者，自古以來糾葛最多，傳統看法是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 子作“十翼”。其說雖然不必堅確不易，但就各篇成書時代論之，則大致不差。
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道大 行，有詩可以觀、可以諷；王道板蕩，風雅掃地，上篡下替，名份蕩然，於是孔子 起而作《春秋》。《春秋》正是孔子為了重整社會秩序、重訂等級名份而創作的一 部政治教科書。《春秋》原係魯史，孔子據之，上斷自魯隱公元年，下迄於魯哀公 十四年，共242年，相當於魯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史。孔子之所以選擇這段歷史來垂教， 是由於這段時期形勢最亂，欲通過褒譏貶絕於亂世之間，讓人們知道什麽是正義， 什麽是邪惡，明乎是非去取。孟子曾述孔子作《春秋》之意曰：“晉之《乘》，楚 之《(木壽)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也。” 孔子所修《春秋》，就其歷史事實看，與晉《乘》、楚《禱機》沒有兩樣，但若問 其中的“義”，則是孔子的獨家創造，與二史有本質不同。所謂“義”，即精神實 質，經學上稱之為“微言大義”。孔子的《春秋》與一般史書不同，她是一部孔氏 思想史，是一部政治教科書。孔子修《春秋》，以“仁義”為指導，以周禮為準繩， 對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取其可奉為榜樣或可吸取教訓者，筆則筆，削則削，嚴格去 取，一絲不苟。行文措辭，或褒或貶，或譏或刺，用語十分微妙，這就是“一字褒 貶”。故董仲舒曰：“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 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仁義）而已矣。”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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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禮是政治倫理、行為規範的總稱。從歷史的角度看，禮起於俗。二者的區別 在於：俗本於自然，禮出於製作；俗是禮建立的基礎，禮是經典化了的俗。儒家對 禮的起源補充了許多哲學的論證，一則以為“禮本於太一”（《禮記·禮運》）。 在陰陽未剖，天地未形之時，禮的根據即已具備。天地既分，禮就形成了，如自然 界的天尊地卑，動物界的長幼之序，即是禮的最初形式。一則曰：禮本於性情。此 說以荀子為代表，認為人生性惡，性惡必有爭，有爭必生亂，故聖人製禮，節之以 度，文之以禮，以絕亂源。儒家還說，早期的禮十分繁雜，有“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這當是包括禮與俗而言。今流傳下來的所謂“禮”有三種，即《儀禮》、 《周禮》、《禮記》。《儀禮》又稱“士禮”，是關於士人婚喪嫁娶、祭祀社交的 禮儀規定。《禮記》則是關於《儀禮》意義的文字說明。《周禮》原名“周官”， 是先秦所傳周人設官分職的記錄，西漢末年劉歆表彰之，視為周公治國平天下的大 經大法，題稱“《周禮》”。禮經三書，各有專主，《儀禮》主儀節，《周禮》主 製度，《禮記》主義理，相需而行，是有關先秦時期政治、倫理、社會製度禮儀的 具體規定和理論闡述。
易 又稱《易經》、《周易》。關於易的內容，前人每曰：“易本卜籃之書”， 莊子則曰：“易以道陰陽”。前說得易之“用”，後說得易之“體”。在易學的早 期歷史上，《易經》正是以陰陽為內容來占筮吉兇的書籍。《易大傳》說：“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正好揭 示了《易經》作者的宇宙生成觀和《易經》創作的哲這基礎。兩儀即陰陽，天地為 其代表；四象即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四時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來，天地萬 物、宇宙洪荒，無不根基於“太極”，肇始於陰陽。自太極而剖分為陰陽，由陰陽 形成天地；又自陰陽而演化為四象，流為四時。自天地運行、陰陽合氣、四時化生， 然後萬事萬物得以化成。為了表現這一宇宙生成圖式，《易》作者用“一”代表陽， 用“一一”代表陰；兩畫相重以為四象，三畫重之以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盪） 即為六十四封，代表萬物。既然天地萬物皆是陰陽運行摩盪的產物，那麽陰陽的流 行、消長，自然也會影響事物的窮通利鈍。基於這樣的認識，人們便運用卦象變化、 交位升降的原理，來判斷吉兇、預知禍福。其原理不能說毫無根據，但是何以能將 實在的事物與抽象的卦形、交象必然地聯繫在一起，抽象的符號之變何以能預示事 實之變？卻無人作出滿意的、可信的解釋。因此用《易》來卜筮，表麵上看起來有 理有據，但是一旦與實踐相驗證，則多歸於荒唐。《易經》結構，分經分傳，由幹、 坤至既濟、未濟共六十四卦，其卦畫、卦辭、爻辭即經。其附於卦下的《彖辭》、 《象辭》和幹、坤之《文言》，及《序卦》、《繫辭》、《說卦》、《雜卦》為解 經之傳，其中象分上下，象有大小，繫辭二篇，共十篇，號稱“十翼”。關於《易》 的作者，自古以來糾葛最多，傳統看法是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 子作“十翼”。其說雖然不必堅確不易，但就各篇成書時代論之，則大致不差。
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道大 行，有詩可以觀、可以諷；王道板蕩，風雅掃地，上篡下替，名份蕩然，於是孔子 起而作《春秋》。《春秋》正是孔子為了重整社會秩序、重訂等級名份而創作的一 部政治教科書。《春秋》原係魯史，孔子據之，上斷自魯隱公元年，下迄於魯哀公 十四年，共242年，相當於魯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史。孔子之所以選擇這段歷史來垂教， 是由於這段時期形勢最亂，欲通過褒譏貶絕於亂世之間，讓人們知道什麽是正義， 什麽是邪惡，明乎是非去取。孟子曾述孔子作《春秋》之意曰：“晉之《乘》，楚 之《(木壽)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也。” 孔子所修《春秋》，就其歷史事實看，與晉《乘》、楚《禱機》沒有兩樣，但若問 其中的“義”，則是孔子的獨家創造，與二史有本質不同。所謂“義”，即精神實 質，經學上稱之為“微言大義”。孔子的《春秋》與一般史書不同，她是一部孔氏 思想史，是一部政治教科書。孔子修《春秋》，以“仁義”為指導，以周禮為準繩， 對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取其可奉為榜樣或可吸取教訓者，筆則筆，削則削，嚴格去 取，一絲不苟。行文措辭，或褒或貶，或譏或刺，用語十分微妙，這就是“一字褒 貶”。故董仲舒曰：“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 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仁義）而已矣。”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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