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熬了18天之後，香港終於淪陷，日軍全麵占領香港，糧食和水全部中斷，偏偏在這時，家裏的存糧和罐頭也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幾口人麵臨挨餓的威脅。梅蘭芳思忖良久，毅然將兩個兒子喬裝打扮後，派他們下山偷運糧食。
生活上的困頓，梅蘭芳能夠耐受，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危險，他也能直麵，但他難以壓抑精神上的苦悶，也深知難以抗拒即將到來的時時刻刻地騷擾，他用過太多的拒絕的藉口，已經難以為繼，他要重新設計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鬚”。老奸巨猾的日本駐港部隊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蘭芳蓄鬚的目的，但麵對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文化名人，這樣一位受日本人民愛戴的藝術家，他著實有些無可奈何，況且梅蘭芳以“我是個唱旦角的，年紀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壞了”為由拒絕登台，也合情合理。
然而，“蓄鬚”也不是一勞永逸的。當他從香港返迴上海之後，日本人、漢奸三番五次登門，或者說“小鬍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說“年紀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來說一段話，和年紀大和鬍子都是沒有關係的嘛”。諸如此類，梅蘭芳一方麵堅持留須，一方麵不惜自傷身體。為了拒絕日偽的邀請，他請私人醫生為他注射傷寒預防針，致使連日高燒不退，為此差點丟掉了性命。
隱居在上海時，梅蘭芳因為長期不登台，生活日漸困頓。雖然家裏還有一點兒積蓄，但他的負擔也很重，不但要養活一大家子人，還要接濟劇團的一些生活困難的工作人員。不得已，他靠銀行透支。通過朋友的關係，上海新華銀行答應給他立個信用透支戶，但這種“吃白食”的行為讓梅蘭芳頗為難受。有一次，為了買米又要開支票了，他搖著頭說：“真是笑話！我在銀行裏沒有存款，支票倒一張一張地開出去，算個什麽名堂？這種錢用得實在叫人難過。”
所以，他盡量不開或少開支票，而開始變賣或典當家中的古玩及其他一切可以變賣典當的東西，包括古墨、舊扇、書畫、磁器等等。有一年除夕，與梅蘭芳一家住在一起的福芝芳的母親遍尋一個每逢過年過節都要取出來使用的古瓷碗而不得，梅蘭芳得知後悄悄對她說：“老太太，別找了，早就拿它換米啦！”老太太真是苦笑不得。
上海各大戲院老闆在了解到梅蘭芳經濟生活陷入窘狀後，以為這是請他“出山”的大好機會，便紛紛找上門來，有的甚至誇下海口：“隻要梅老闆肯出來，百根金條馬上送到府上。”中國大戲院的經理百般勸說道：“我們聽到您的經濟情況都很關心。上海的觀眾，等了您好幾年，您為什麽不出來演一期營業戲？劇團的開支您不用管，個人的報酬，請您吩咐，我們一定照辦。唱一期下來，好維持個一年半載，何必賣這賣那地自己受苦呢？”
無論怎麽說，梅蘭芳不為所動。他又想到了一個辦法：賣畫。
1945年春，梅蘭芳和葉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飯店合辦的畫展正式開幕。梅蘭芳的作品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鬆樹、梅花及部分與葉玉虎合作的梅竹，和吳湖帆、葉玉虎合作的《歲寒三友圖》，還有一些摹作，共170多幅。畫展結束後，售出大半。如果包括照樣復定的畫件，可以說，所有的畫作全部售出。其中摹改七薌的《雙紅豆圖》，當場有人復定了5張；《天女散花》圖也是搶手貨。這次畫展使他的經濟情況大為改善。
苦熬了八年，終於盼來了日本投降。為慶祝抗戰勝利，北平的廣播電台特別舉辦了一個國劇清唱慶祝節目，孟小冬應邀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合唱《武家坡》。盡管隻是在電台裏清唱，盡管孟小冬因病體力不支隻唱了一句[導板]“一馬離了西涼界”，但因為久別重聽，又是在勝利之後的特別心情之下，所以，戲迷們還是直唿過癮。
隨後，北平京劇界在“懷仁堂”為剛剛抵達北平的蔣介石夫婦舉辦了一場京劇晚會。據《中國京劇史》記載：“1945年12月，蔣介石到北平，當局曾在懷仁堂召集了一批著名的京劇演員演出了一場歡迎戲。程硯秋、孟小冬、李世芳、譚富英、馬連良等登台獻藝，為北平多年來所僅見。劇目有譚富英的《空城計》；孟小冬、李世芳的《武家坡》；程硯秋的《紅拂傳》；馬連良、李萬春的《八大錘》。這天隨蔣介石一起觀看演出的還有宋美齡、國民黨其他官員及‘盟軍’數百人。”
抗戰勝利的消息讓人振奮。那天，上海梅家聚集了一屋子的人，有親人更有朋友，他們像過年一樣見麵就道喜、擁抱。他們談笑風聲之後，才發現主人並不在客廳裏，正納悶，突然看見梅蘭芳出現在二樓樓梯口。隻見他身著筆挺的灰色西裝、挺括雪白的襯衫，絳紅色的領帶打得端正，腳上一雙黑皮鞋閃著亮光。大家看不到他的臉，因為他的臉被他用一把摺扇擋著。他就這麽半遮著臉，以與年齡大不相符的卻如舊式小姐一樣的輕盈步履，緩緩走下樓來。走到大夥麵前，他猛地拿下摺扇，一張幹幹淨淨的臉。起初，大家不明就裏。片刻功夫，他們發現了，他的唇上，蓄了3年多的鬍鬚，沒了！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自明。
從勝利那天起，梅蘭芳重新煥發了藝術生命，他要抓緊時間爭取盡快重登舞台，將八年的損失奪迴來。於是，已經51歲的他每天的生活緊張且充實，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院子裏練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劇本，他像一個披掛整齊的將士，隨時等待著出發號令。兩個月以後，他正式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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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困頓，梅蘭芳能夠耐受，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危險，他也能直麵，但他難以壓抑精神上的苦悶，也深知難以抗拒即將到來的時時刻刻地騷擾，他用過太多的拒絕的藉口，已經難以為繼，他要重新設計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鬚”。老奸巨猾的日本駐港部隊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蘭芳蓄鬚的目的，但麵對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文化名人，這樣一位受日本人民愛戴的藝術家，他著實有些無可奈何，況且梅蘭芳以“我是個唱旦角的，年紀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壞了”為由拒絕登台，也合情合理。
然而，“蓄鬚”也不是一勞永逸的。當他從香港返迴上海之後，日本人、漢奸三番五次登門，或者說“小鬍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說“年紀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來說一段話，和年紀大和鬍子都是沒有關係的嘛”。諸如此類，梅蘭芳一方麵堅持留須，一方麵不惜自傷身體。為了拒絕日偽的邀請，他請私人醫生為他注射傷寒預防針，致使連日高燒不退，為此差點丟掉了性命。
隱居在上海時，梅蘭芳因為長期不登台，生活日漸困頓。雖然家裏還有一點兒積蓄，但他的負擔也很重，不但要養活一大家子人，還要接濟劇團的一些生活困難的工作人員。不得已，他靠銀行透支。通過朋友的關係，上海新華銀行答應給他立個信用透支戶，但這種“吃白食”的行為讓梅蘭芳頗為難受。有一次，為了買米又要開支票了，他搖著頭說：“真是笑話！我在銀行裏沒有存款，支票倒一張一張地開出去，算個什麽名堂？這種錢用得實在叫人難過。”
所以，他盡量不開或少開支票，而開始變賣或典當家中的古玩及其他一切可以變賣典當的東西，包括古墨、舊扇、書畫、磁器等等。有一年除夕，與梅蘭芳一家住在一起的福芝芳的母親遍尋一個每逢過年過節都要取出來使用的古瓷碗而不得，梅蘭芳得知後悄悄對她說：“老太太，別找了，早就拿它換米啦！”老太太真是苦笑不得。
上海各大戲院老闆在了解到梅蘭芳經濟生活陷入窘狀後，以為這是請他“出山”的大好機會，便紛紛找上門來，有的甚至誇下海口：“隻要梅老闆肯出來，百根金條馬上送到府上。”中國大戲院的經理百般勸說道：“我們聽到您的經濟情況都很關心。上海的觀眾，等了您好幾年，您為什麽不出來演一期營業戲？劇團的開支您不用管，個人的報酬，請您吩咐，我們一定照辦。唱一期下來，好維持個一年半載，何必賣這賣那地自己受苦呢？”
無論怎麽說，梅蘭芳不為所動。他又想到了一個辦法：賣畫。
1945年春，梅蘭芳和葉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飯店合辦的畫展正式開幕。梅蘭芳的作品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鬆樹、梅花及部分與葉玉虎合作的梅竹，和吳湖帆、葉玉虎合作的《歲寒三友圖》，還有一些摹作，共170多幅。畫展結束後，售出大半。如果包括照樣復定的畫件，可以說，所有的畫作全部售出。其中摹改七薌的《雙紅豆圖》，當場有人復定了5張；《天女散花》圖也是搶手貨。這次畫展使他的經濟情況大為改善。
苦熬了八年，終於盼來了日本投降。為慶祝抗戰勝利，北平的廣播電台特別舉辦了一個國劇清唱慶祝節目，孟小冬應邀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合唱《武家坡》。盡管隻是在電台裏清唱，盡管孟小冬因病體力不支隻唱了一句[導板]“一馬離了西涼界”，但因為久別重聽，又是在勝利之後的特別心情之下，所以，戲迷們還是直唿過癮。
隨後，北平京劇界在“懷仁堂”為剛剛抵達北平的蔣介石夫婦舉辦了一場京劇晚會。據《中國京劇史》記載：“1945年12月，蔣介石到北平，當局曾在懷仁堂召集了一批著名的京劇演員演出了一場歡迎戲。程硯秋、孟小冬、李世芳、譚富英、馬連良等登台獻藝，為北平多年來所僅見。劇目有譚富英的《空城計》；孟小冬、李世芳的《武家坡》；程硯秋的《紅拂傳》；馬連良、李萬春的《八大錘》。這天隨蔣介石一起觀看演出的還有宋美齡、國民黨其他官員及‘盟軍’數百人。”
抗戰勝利的消息讓人振奮。那天，上海梅家聚集了一屋子的人，有親人更有朋友，他們像過年一樣見麵就道喜、擁抱。他們談笑風聲之後，才發現主人並不在客廳裏，正納悶，突然看見梅蘭芳出現在二樓樓梯口。隻見他身著筆挺的灰色西裝、挺括雪白的襯衫，絳紅色的領帶打得端正，腳上一雙黑皮鞋閃著亮光。大家看不到他的臉，因為他的臉被他用一把摺扇擋著。他就這麽半遮著臉，以與年齡大不相符的卻如舊式小姐一樣的輕盈步履，緩緩走下樓來。走到大夥麵前，他猛地拿下摺扇，一張幹幹淨淨的臉。起初，大家不明就裏。片刻功夫，他們發現了，他的唇上，蓄了3年多的鬍鬚，沒了！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自明。
從勝利那天起，梅蘭芳重新煥發了藝術生命，他要抓緊時間爭取盡快重登舞台，將八年的損失奪迴來。於是，已經51歲的他每天的生活緊張且充實，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院子裏練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劇本，他像一個披掛整齊的將士，隨時等待著出發號令。兩個月以後，他正式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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