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粗略算算，孟小冬立雪餘門幾年，學了三十多出戲，深得餘派精髓。餘叔岩曾告誡孟小冬：“我傳授你的每一腔每一字，都已千錘百鍊，也都是我的心血結晶，千萬不可擅自更改。”孟小冬牢記在心，從不敢篡改。盡管和李少春相比，她剛勁不足，但更具韻味。餘叔岩總結這位女弟子的學藝成績，認為她演唱為七分，念白為三分。這是餘派弟子中得分最高的。所以後來，人們將她當作餘派的“活標本”，以及領略餘派的“活渠道”。
孟小冬學餘派，除了餘叔岩悉心傳授外，還有一個人，也功不可沒，他就是琴師王瑞芝。他原是言菊朋的琴師，但對餘派也有很深的研究。孟小冬曾拜言，後又拜餘，王瑞芝也由言派轉向餘派。每天下午三四點，他都準時到孟家，為小冬吊嗓、說戲，幫她複習前一天的所學。後來，餘叔岩也很欣賞他的琴藝，讓他當了兼職琴師。
在學餘派的這幾年時間裏，孟小冬很少登台演出，一來正處抗戰時期，娛樂業蕭條；二來她也沒有經濟壓力。有的時候，她隻是應邀參加一些堂會。比如，1941年7月，她去了一趟天津，在英租界的陳某人家的堂會上，唱了一出《失空斬》。大部分時間，她都在王瑞芝的陪同下，專心向餘叔岩求學。
也就是孟小冬立雪餘門這幾年，餘叔岩的身體每況愈下，1941年確診為膀胱癌，在一家德國醫院動了手術。第二年，癌細胞擴散，他住進了美國協和醫院。這時，美、日剛剛交戰，協和醫院遭日本人封閉，美國人都撤出了醫院，撤出了北平，而中國醫學專家大多去了後方。餘叔岩拒絕日醫診治，病情日重。即便如此，孟小冬和琴師王瑞芝時常去餘府，餘叔岩精神不振時，他們就算是去探望、照顧餘師；餘叔岩精神振奮時，他們就照常學戲。
有一次，孟、王又到餘府。剛坐定，餘夫人姚氏來給餘叔岩注射營養劑。針剛紮下，有客到，姚氏迴頭招唿，不想餘叔岩胳膊紮針處冒出血來。餘叔岩大怒，一把推開姚氏，讓姚氏將針筒交給孟小冬，讓她幫他紮。孟小冬很尷尬，但也不敢違抗師命，隻好照辦。姚氏本來就不喜歡孟小冬，這下就更遷怒於她了。
熬過了1942年，1943年到來了。餘叔岩更加頻繁地發病。5月16日，他幾度昏迷。除了他的親人，夫人、女兒等，還有孟小冬、竇公穎等都陪侍在側。醫生也來了，但已迴天乏力。三天後，5月19日，他終於去世。
6月9日，梨園界在北平原田寺為餘叔岩舉行公祭。梅蘭芳托人送來了輓聯：
締交三世，遠武同繩，燈火華堂，讚樂獨懷黃幡綽；
闊別七年，赴書驟報，風煙舊闕，新聲竟失李龜年。
餘門最得意的弟子，孟小冬也送上了輓聯：
清方承世業，上苑知名，自從藝術寢衰，耳食孰能傳曲韻；
弱質感飄零，程門執贄，獨惜薪傳未了，心喪無以報師恩。
孟小冬更親至原田寺，參加公祭。她在師傅像前誠心磕頭，在香爐前虔誠焚香，然後流著淚往鼎鑊裏扔錫箔。正在這時，姚氏哭著而來。她往鼎鑊裏扔的不是錫箔，而是餘門祖傳的“餘派秘笈”，其中包括祖傳戲本、餘叔岩親自修訂過的手抄戲本、工尺曲譜本、聽譚戲的筆記，還有戲照、戲衣等。餘叔岩剛去世時，就有人四處打聽這些異常珍貴的秘笈的去向。他們有意將它們從姚氏手中買來，然後交給孟小冬。在大多數人看來，隻有孟小冬最有資格繼承這批餘門資料。
眼睜睜看著這批秘笈被姚氏扔進火中，孟小冬本能地想衝過去火中取栗，卻被姚氏的保姆攔住了。她傷痛不已，欲哭無淚。然後，主持人高唿：“起靈！”按照事先安排，由餘叔岩的兩個弟子孟小冬、李少春，餘叔岩原小舅子陳少霖，餘叔岩外甥女婿程硯秋四人抬靈出寺。至此，孟小冬結束了她的學餘經歷。
整個抗戰時期，孟小冬以學為主，甚少登台。梅蘭芳呢，他自從1938年去了香港後，完全脫離了舞台。八年的時間，他的生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後半部分，他隱居在上海。
在香港時，他學習英文、畫畫、打羽毛球、集郵、與朋友談掌故、收聽廣播、偶爾外出看看電影。表麵上看，他的生活雖然簡單但很充實，更無驚無險。然而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視舞台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視藝術為生命的人來說，不能演出，不能創作，無異於虛度生活浪費生命。為此，他極度痛苦。很多時間，在夜深人靜時，他關緊所有的門窗，再拉上特製的厚厚的窗簾，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彈自唱。
在日軍圍攻香港期間，梅蘭芳住的靠近日本駐港領事館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難的好地方，但那兒也並不是絕對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來，他們居然在女傭的房間裏發現了一枚穿牆而入的炮彈，幸好在這之前梅蘭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磚牆而可以防彈的房間，女傭才避免遭難。
梅蘭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為十幾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連天的情況下，已不能下山購買糧食，他隻有動用家中的存糧和一些罐頭，但他又無法預測香港究竟要被圍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糧和罐頭總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時的梅蘭芳隱藏起藝術家的豁達和大氣，多了些“斤斤計較”和“吝嗇小氣”，他小心計劃著分配每個人的口糧，規定：每頓飯每人隻有一碗飯，不許再添，每頓飯隻打開一個罐頭，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時候炸一小塊鹹魚，每人隻能分到一丁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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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冬學餘派，除了餘叔岩悉心傳授外，還有一個人，也功不可沒，他就是琴師王瑞芝。他原是言菊朋的琴師，但對餘派也有很深的研究。孟小冬曾拜言，後又拜餘，王瑞芝也由言派轉向餘派。每天下午三四點，他都準時到孟家，為小冬吊嗓、說戲，幫她複習前一天的所學。後來，餘叔岩也很欣賞他的琴藝，讓他當了兼職琴師。
在學餘派的這幾年時間裏，孟小冬很少登台演出，一來正處抗戰時期，娛樂業蕭條；二來她也沒有經濟壓力。有的時候，她隻是應邀參加一些堂會。比如，1941年7月，她去了一趟天津，在英租界的陳某人家的堂會上，唱了一出《失空斬》。大部分時間，她都在王瑞芝的陪同下，專心向餘叔岩求學。
也就是孟小冬立雪餘門這幾年，餘叔岩的身體每況愈下，1941年確診為膀胱癌，在一家德國醫院動了手術。第二年，癌細胞擴散，他住進了美國協和醫院。這時，美、日剛剛交戰，協和醫院遭日本人封閉，美國人都撤出了醫院，撤出了北平，而中國醫學專家大多去了後方。餘叔岩拒絕日醫診治，病情日重。即便如此，孟小冬和琴師王瑞芝時常去餘府，餘叔岩精神不振時，他們就算是去探望、照顧餘師；餘叔岩精神振奮時，他們就照常學戲。
有一次，孟、王又到餘府。剛坐定，餘夫人姚氏來給餘叔岩注射營養劑。針剛紮下，有客到，姚氏迴頭招唿，不想餘叔岩胳膊紮針處冒出血來。餘叔岩大怒，一把推開姚氏，讓姚氏將針筒交給孟小冬，讓她幫他紮。孟小冬很尷尬，但也不敢違抗師命，隻好照辦。姚氏本來就不喜歡孟小冬，這下就更遷怒於她了。
熬過了1942年，1943年到來了。餘叔岩更加頻繁地發病。5月16日，他幾度昏迷。除了他的親人，夫人、女兒等，還有孟小冬、竇公穎等都陪侍在側。醫生也來了，但已迴天乏力。三天後，5月19日，他終於去世。
6月9日，梨園界在北平原田寺為餘叔岩舉行公祭。梅蘭芳托人送來了輓聯：
締交三世，遠武同繩，燈火華堂，讚樂獨懷黃幡綽；
闊別七年，赴書驟報，風煙舊闕，新聲竟失李龜年。
餘門最得意的弟子，孟小冬也送上了輓聯：
清方承世業，上苑知名，自從藝術寢衰，耳食孰能傳曲韻；
弱質感飄零，程門執贄，獨惜薪傳未了，心喪無以報師恩。
孟小冬更親至原田寺，參加公祭。她在師傅像前誠心磕頭，在香爐前虔誠焚香，然後流著淚往鼎鑊裏扔錫箔。正在這時，姚氏哭著而來。她往鼎鑊裏扔的不是錫箔，而是餘門祖傳的“餘派秘笈”，其中包括祖傳戲本、餘叔岩親自修訂過的手抄戲本、工尺曲譜本、聽譚戲的筆記，還有戲照、戲衣等。餘叔岩剛去世時，就有人四處打聽這些異常珍貴的秘笈的去向。他們有意將它們從姚氏手中買來，然後交給孟小冬。在大多數人看來，隻有孟小冬最有資格繼承這批餘門資料。
眼睜睜看著這批秘笈被姚氏扔進火中，孟小冬本能地想衝過去火中取栗，卻被姚氏的保姆攔住了。她傷痛不已，欲哭無淚。然後，主持人高唿：“起靈！”按照事先安排，由餘叔岩的兩個弟子孟小冬、李少春，餘叔岩原小舅子陳少霖，餘叔岩外甥女婿程硯秋四人抬靈出寺。至此，孟小冬結束了她的學餘經歷。
整個抗戰時期，孟小冬以學為主，甚少登台。梅蘭芳呢，他自從1938年去了香港後，完全脫離了舞台。八年的時間，他的生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後半部分，他隱居在上海。
在香港時，他學習英文、畫畫、打羽毛球、集郵、與朋友談掌故、收聽廣播、偶爾外出看看電影。表麵上看，他的生活雖然簡單但很充實，更無驚無險。然而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視舞台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視藝術為生命的人來說，不能演出，不能創作，無異於虛度生活浪費生命。為此，他極度痛苦。很多時間，在夜深人靜時，他關緊所有的門窗，再拉上特製的厚厚的窗簾，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彈自唱。
在日軍圍攻香港期間，梅蘭芳住的靠近日本駐港領事館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難的好地方，但那兒也並不是絕對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來，他們居然在女傭的房間裏發現了一枚穿牆而入的炮彈，幸好在這之前梅蘭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磚牆而可以防彈的房間，女傭才避免遭難。
梅蘭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為十幾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連天的情況下，已不能下山購買糧食，他隻有動用家中的存糧和一些罐頭，但他又無法預測香港究竟要被圍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糧和罐頭總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時的梅蘭芳隱藏起藝術家的豁達和大氣，多了些“斤斤計較”和“吝嗇小氣”，他小心計劃著分配每個人的口糧，規定：每頓飯每人隻有一碗飯，不許再添，每頓飯隻打開一個罐頭，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時候炸一小塊鹹魚，每人隻能分到一丁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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