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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另類史：超級帝國 作者：未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七章 不僅跨穩戰馬更要握緊鋤頭
馬背上的民族是對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形容。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馬背上可以解決的。在大汗帶領蒙古軍橫掃天下的時候，馬背政策是蒙古軍製勝的法寶。然而當硝煙漸漸散去，馬兒漸漸放慢腳步，需要考慮的就應該是下馬之後的事情了。那隻有鋤頭才是治國安天下的硬道理。在消滅了金國之後，北方農村遭到嚴重的破壞。忽必烈建立元朝後，開始拿起了鋤頭，更加重視農業的發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設司，由農司掌管農桑水利，禦史中丞為大司農卿，督課各地方官勸農。司農司還頒行農桑之製十四條，作為督率農業生產的依據。忽必烈一朝，北方和兩淮地區，農業漸得恢復。江南和邊疆各地區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元朝經過開墾荒地、開發邊疆和興修水利，使農田麵積逐漸有所增加。
元朝首先加強的就是要對荒地的開墾，1277年，元朝規定，各處荒地在限期內許舊主認領；逾限，許自願耕種。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開耕荒地，每丁撥地百畝，三年後再依例納稅。經過墾荒，兩淮地區逐漸出現變廢墟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邊境的開發對於元朝建國後的鞏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國後，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軍餉，分軍屯、民屯兩種。據1308年的統計，全國屯田有120餘所，墾田麵積約在20萬頃以上。北達漠北，南至海南都進行屯田，對各邊境地區的開發，起著顯著的作用。
農業的發展離不開水，大規模的農業耕作更需要相應的水利建設。元朝初年，張文謙、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屬西夏境內的唐來、漢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萬餘頃；又開闢中興、西涼、瓜、沙等州的旱田為水田。忽必烈以朵兒赤為中興路新民總管，統領南軍子弟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農田開墾上花了大力氣外，還在種植的內容上作了細緻的研究。木棉的推廣就是成功的典範。木棉的種植在元代江南一帶被推廣的更為普遍。桑哥執政時，曾設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每年向民間徵收木棉布10萬匹。桑哥敗後，罷廢6處木棉提舉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徵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餘萬。
成宗時，木棉布開始列入正賦，說明木棉的種植和紡織，已遍及於民間。北方地區在金代種棉甚少。隻是西北地區從迴鶻略有傳入。北方民間甚至仍流傳著木棉是“壠種羊”的傳說（城上種羊臍，從土中生長）。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賦詩說：“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棉，是為壠種羊。”元代北方也逐漸推廣種植木棉。王楨《農書》記木棉說：“江東、陝右亦多種，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自陝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個重農政策就是關注耕作技術的交流。元朝建國後，曾經長期隔絕的北方與江南人民之間以及各族人民之間，得以交流耕作技術。漢族農民遷往漠北後，在一些地區開始經營農耕。山北道居民原來不知稼穡，姚天福任按察使時，提倡樹藝耕作，漸致富庶。雲南爨、僰等族人民從漢人學會蠶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園農藝等大力發展的天堂。而江南農民則來到大都東南，開墾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產區。元朝一代不乏此類事例，說明各地區各民族間在農業生產中廣泛地交流了經驗和技術，這為元朝的農業帶來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躍的農業活動的基礎上，關於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成果也是不容忽視的。1273年，元朝頒行《農桑輯要》一書，彙編歷代農學著述，並依據農業生產的實際經驗予以增訂，但它隻限於當時北方的農業成就。元朝建國後，王禎編著《農書》一書有37卷（現存36卷），是中國古代一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麵係統論述的偉大著作。
中國古代關於農業方麵的著作，《呂氏春秋》與漢朝的《氾勝之書》，僅殘存片言隻語，而後魏的《齊民要術》在係統性上也遠不如王禎的《農書》。而《農書》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全文分為《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
全書著意於總結南北方農業生產的經驗，“南北通知，隨宜而用，使不偏廢”。書中論述荊桑與魯桑各有優長，應以荊桑為本，以魯桑條嫁接，便能久遠盛茂。又論述生產工具：北方多用鏵，南方皆用饞，應依老農經驗，南北互用，饞鏵不偏廢。墾生地宜用饞，熟地宜用鏵。經驗技術的交流，無疑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後來在這方麵的論述，也沒有超越王禎的。
第八章 空前活躍的經貿往來
由於元朝在經濟上奉行開放的政策，積極鼓勵並參與同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這樣空前活躍的貿易活動加深了中國同世界各國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讓世界看到了一個空前強大的東方帝國。在頻繁的貿易往來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空前繁榮，無疑是元朝經濟發展的最直接動力。
元朝繼承與發揚了兩宋開放沿海與沿江的政策，並且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進一步擴大口岸開放，在口岸城市設立專門管理商業船運及貿易的行政機構。元朝口岸極其繁華，無論是規模還是數量均遠遠超過兩宋時期。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專家學者考證，當時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航船進出的燈塔遺蹟。當時的剌桐港港口裏船舶相連無邊無盡，巨宗貨物堆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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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背上的民族是對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形容。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馬背上可以解決的。在大汗帶領蒙古軍橫掃天下的時候，馬背政策是蒙古軍製勝的法寶。然而當硝煙漸漸散去，馬兒漸漸放慢腳步，需要考慮的就應該是下馬之後的事情了。那隻有鋤頭才是治國安天下的硬道理。在消滅了金國之後，北方農村遭到嚴重的破壞。忽必烈建立元朝後，開始拿起了鋤頭，更加重視農業的發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設司，由農司掌管農桑水利，禦史中丞為大司農卿，督課各地方官勸農。司農司還頒行農桑之製十四條，作為督率農業生產的依據。忽必烈一朝，北方和兩淮地區，農業漸得恢復。江南和邊疆各地區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元朝經過開墾荒地、開發邊疆和興修水利，使農田麵積逐漸有所增加。
元朝首先加強的就是要對荒地的開墾，1277年，元朝規定，各處荒地在限期內許舊主認領；逾限，許自願耕種。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開耕荒地，每丁撥地百畝，三年後再依例納稅。經過墾荒，兩淮地區逐漸出現變廢墟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邊境的開發對於元朝建國後的鞏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國後，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軍餉，分軍屯、民屯兩種。據1308年的統計，全國屯田有120餘所，墾田麵積約在20萬頃以上。北達漠北，南至海南都進行屯田，對各邊境地區的開發，起著顯著的作用。
農業的發展離不開水，大規模的農業耕作更需要相應的水利建設。元朝初年，張文謙、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屬西夏境內的唐來、漢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萬餘頃；又開闢中興、西涼、瓜、沙等州的旱田為水田。忽必烈以朵兒赤為中興路新民總管，統領南軍子弟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農田開墾上花了大力氣外，還在種植的內容上作了細緻的研究。木棉的推廣就是成功的典範。木棉的種植在元代江南一帶被推廣的更為普遍。桑哥執政時，曾設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每年向民間徵收木棉布10萬匹。桑哥敗後，罷廢6處木棉提舉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徵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餘萬。
成宗時，木棉布開始列入正賦，說明木棉的種植和紡織，已遍及於民間。北方地區在金代種棉甚少。隻是西北地區從迴鶻略有傳入。北方民間甚至仍流傳著木棉是“壠種羊”的傳說（城上種羊臍，從土中生長）。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賦詩說：“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棉，是為壠種羊。”元代北方也逐漸推廣種植木棉。王楨《農書》記木棉說：“江東、陝右亦多種，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自陝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個重農政策就是關注耕作技術的交流。元朝建國後，曾經長期隔絕的北方與江南人民之間以及各族人民之間，得以交流耕作技術。漢族農民遷往漠北後，在一些地區開始經營農耕。山北道居民原來不知稼穡，姚天福任按察使時，提倡樹藝耕作，漸致富庶。雲南爨、僰等族人民從漢人學會蠶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園農藝等大力發展的天堂。而江南農民則來到大都東南，開墾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產區。元朝一代不乏此類事例，說明各地區各民族間在農業生產中廣泛地交流了經驗和技術，這為元朝的農業帶來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躍的農業活動的基礎上，關於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成果也是不容忽視的。1273年，元朝頒行《農桑輯要》一書，彙編歷代農學著述，並依據農業生產的實際經驗予以增訂，但它隻限於當時北方的農業成就。元朝建國後，王禎編著《農書》一書有37卷（現存36卷），是中國古代一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麵係統論述的偉大著作。
中國古代關於農業方麵的著作，《呂氏春秋》與漢朝的《氾勝之書》，僅殘存片言隻語，而後魏的《齊民要術》在係統性上也遠不如王禎的《農書》。而《農書》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全文分為《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
全書著意於總結南北方農業生產的經驗，“南北通知，隨宜而用，使不偏廢”。書中論述荊桑與魯桑各有優長，應以荊桑為本，以魯桑條嫁接，便能久遠盛茂。又論述生產工具：北方多用鏵，南方皆用饞，應依老農經驗，南北互用，饞鏵不偏廢。墾生地宜用饞，熟地宜用鏵。經驗技術的交流，無疑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其價值超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甚至中國古代後來在這方麵的論述，也沒有超越王禎的。
第八章 空前活躍的經貿往來
由於元朝在經濟上奉行開放的政策，積極鼓勵並參與同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這樣空前活躍的貿易活動加深了中國同世界各國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讓世界看到了一個空前強大的東方帝國。在頻繁的貿易往來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空前繁榮，無疑是元朝經濟發展的最直接動力。
元朝繼承與發揚了兩宋開放沿海與沿江的政策，並且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進一步擴大口岸開放，在口岸城市設立專門管理商業船運及貿易的行政機構。元朝口岸極其繁華，無論是規模還是數量均遠遠超過兩宋時期。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專家學者考證，當時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航船進出的燈塔遺蹟。當時的剌桐港港口裏船舶相連無邊無盡，巨宗貨物堆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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