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一個在亂世中遊戲人生的人，他追求權勢，但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他對哪個勢力都沒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滄桑沉浮；他把施展才華看作一種樂趣，看著事件按照自己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你可以說他無情，但在那個時代，賈詡有理由選擇做一個旁觀者和唯美主義的權謀遊戲者。
賈詡，身懷奇謀，膽識過人，閱曆繁複，誌節深沉。他的品質裏也許有著種種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但就客觀效果而論，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他難辭其咎。
當年陳壽撰《三國誌》時，曾將賈詡與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並列立傳，引起了注家裴鬆之的不滿。
此事見仁見智，若撇開道德威望，先注重影響世事的深度，則賈詡與二荀並列，並無不當。雖然賈詡常以漢室忠臣自詡，也確曾有功於皇上，但他顯然更熱衷於放縱自己天賦的謀士才華，而較少計較千秋功名。
在各路軍閥此起彼伏的混戰中，在漢獻帝由長安到洛陽的奔命過程中，在東西二京的喋血殺伐中，我們都能看到賈詡的智慧。
董卓死後，司徒王允專權，王司徒隻是一個碌碌之輩，而且不知體恤，濫開殺戒之弊，他剛剛上台就殺掉了當時的文豪蔡邕。
王允若本著首惡既除，協從不問的態度，則董卓手下部將李傕和郭汜這兩個手上握有兵權的家夥便會歸化朝廷，如此，因討伐董卓而起的關東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權且罷兵。
中國曆史在步入這一章時，雖然會略嫌平淡，但於國於民，實屬大幸。剛愎無用的司徒王允，對李傕、郭汜下達了追殺令。
隻有3000飛熊軍的李傕、郭汜等本來也想認命了，他們決定解散部隊，自己再分頭向大西北逃亡。如果這樣的話則王允雖然極為不明智，卻畢竟沒有種下惡果，東漢政權暫時還能遷延些時日。
賈詡恰恰在此時發表了一下宏論，讓李傕、郭汜打破長安城池，王允被戮，呂布出逃，屍遍長安。據說，董卓初死之時，三輔地區百姓尚有數十萬戶，經過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僅僅兩年間，民已“相食略盡”，好一片淒慘。
一計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亂國，正賈詡之謂也。他側身在殺人如麻的強盜身後，貌似藹然文士，一麵犯下滔天奇罪，一麵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這份能耐，孰能及之？
你看他以一介遊士的身份閃身在某個諸侯說計道謀，甚至敢讓曹操甘拜下風。他年輕時曾被人評為“有良、平之奇”，初時察孝廉為郎。
後因疾病辭官，西還至汧，道上遇見氐人（遊牧民族），和同行的數十人皆為他們所抓，賈詡便騙他們說：“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
當時的太尉段熲，因為久為鎮邊大將，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稱是段熲外甥嚇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還與他盟誓後送他迴去，其餘的人卻都遇害了。
史稱賈詡此舉是：“權以濟事，鹹此類也”，這個“權”字，用得頗為妥帖，賈詡是深不可測的。讓強盜俯首帖耳，單靠智慧肯定於事無補，靠膽量也過於籠統，賈詡身上同樣洋溢著一股霸氣。
誠如伏波將軍馬援所言，“方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作為中國曆史的“後戰國時代”，三國士大夫的擇主標準，與天下輻裂的先秦知識分子本無不同，故荀彧、郭嘉、董昭等謀士紛紛棄袁投曹，關羽義不背主，諸葛兄弟在東吳、蜀漢各事其主，俱忠誠不二。
若此乃通例，賈詡便提供了一個例外：他先後投靠的劉表和張繡，竟然都是自己內心頗為鄙視的。段煨對賈詡表麵敬重，內心忌憚，因為賈詡“素知名”，在兵士中威望極高，段煨怕賈詡喧賓奪主。
賈詡離開段煨的時機和理由亦很微妙，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結果絲毫不差。
至於劉表，賈詡的評價也是既準確又刻薄：“若天下安寧太平，劉表可位列三公，然而方今亂世，他如此不見事變，多疑無決，便注定是碌碌無為之輩。”
賈詡與張繡的關係最好，早在長安時，張繡就有意將賈詡拉攏至帳下，一俟賈詡秘密來投，立刻便對他言聽計從。
奇怪的是賈詡之所以投奔張繡，不僅因為張繡的張臂歡迎，更在於這樣一個判斷：“張繡，一個沒腦袋的主兒。”
以賈詡的才華，在分明看出張繡沒有遠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於張繡帳下，明珠投暗，龍遊溝壑，這裏麵便頗可揣測賈詡的真實用意。
他喜歡謀略，他需要一個可以使自己的才華盡情馳騁的疆場。如果謀略是一種美，聯係到他當年不可思議地替李傕、郭汜出的餿主意，則賈詡正好被我們理解成這樣一個唯美主義者：隻要自己的計謀有用武之地，他並不在乎江山變色。
看出這一點，賈詡投靠張繡而不是曹操、袁紹，便是最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曹操手下謀士如雲，其本人又計謀百出，賈詡在那裏注定難呈鶴立雞群之勢；袁紹貌似強大，但這人誌大才疏，又有著一個奇怪而又致命的弱點：隻要對自己有利的計謀，他一概不采納；
劉表可不去說他了，而好做皇帝夢的袁術，缺少虛懷下士的品德，賈詡注定沒法活得從容。賈詡與呂布有仇，當時尚力單勢薄的劉備當然更入不了賈詡視野，況且劉備還一直和呂布關係密切。
所有人提到曹操平生所吃之敗仗，都不會不提“宛城戰張繡之時”，那也是曹操輸得最為淒慘的一仗，長子曹昂及貼心猛將典韋相繼陣亡，自己所乘的大宛良馬“絕影”，亦中箭而死，可說狼狽至極。
賈詡，身懷奇謀，膽識過人，閱曆繁複，誌節深沉。他的品質裏也許有著種種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但就客觀效果而論，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他難辭其咎。
當年陳壽撰《三國誌》時，曾將賈詡與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並列立傳，引起了注家裴鬆之的不滿。
此事見仁見智，若撇開道德威望，先注重影響世事的深度，則賈詡與二荀並列，並無不當。雖然賈詡常以漢室忠臣自詡，也確曾有功於皇上，但他顯然更熱衷於放縱自己天賦的謀士才華，而較少計較千秋功名。
在各路軍閥此起彼伏的混戰中，在漢獻帝由長安到洛陽的奔命過程中，在東西二京的喋血殺伐中，我們都能看到賈詡的智慧。
董卓死後，司徒王允專權，王司徒隻是一個碌碌之輩，而且不知體恤，濫開殺戒之弊，他剛剛上台就殺掉了當時的文豪蔡邕。
王允若本著首惡既除，協從不問的態度，則董卓手下部將李傕和郭汜這兩個手上握有兵權的家夥便會歸化朝廷，如此，因討伐董卓而起的關東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權且罷兵。
中國曆史在步入這一章時，雖然會略嫌平淡，但於國於民，實屬大幸。剛愎無用的司徒王允，對李傕、郭汜下達了追殺令。
隻有3000飛熊軍的李傕、郭汜等本來也想認命了，他們決定解散部隊，自己再分頭向大西北逃亡。如果這樣的話則王允雖然極為不明智，卻畢竟沒有種下惡果，東漢政權暫時還能遷延些時日。
賈詡恰恰在此時發表了一下宏論，讓李傕、郭汜打破長安城池，王允被戮，呂布出逃，屍遍長安。據說，董卓初死之時，三輔地區百姓尚有數十萬戶，經過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僅僅兩年間，民已“相食略盡”，好一片淒慘。
一計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亂國，正賈詡之謂也。他側身在殺人如麻的強盜身後，貌似藹然文士，一麵犯下滔天奇罪，一麵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這份能耐，孰能及之？
你看他以一介遊士的身份閃身在某個諸侯說計道謀，甚至敢讓曹操甘拜下風。他年輕時曾被人評為“有良、平之奇”，初時察孝廉為郎。
後因疾病辭官，西還至汧，道上遇見氐人（遊牧民族），和同行的數十人皆為他們所抓，賈詡便騙他們說：“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
當時的太尉段熲，因為久為鎮邊大將，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稱是段熲外甥嚇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還與他盟誓後送他迴去，其餘的人卻都遇害了。
史稱賈詡此舉是：“權以濟事，鹹此類也”，這個“權”字，用得頗為妥帖，賈詡是深不可測的。讓強盜俯首帖耳，單靠智慧肯定於事無補，靠膽量也過於籠統，賈詡身上同樣洋溢著一股霸氣。
誠如伏波將軍馬援所言，“方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作為中國曆史的“後戰國時代”，三國士大夫的擇主標準，與天下輻裂的先秦知識分子本無不同，故荀彧、郭嘉、董昭等謀士紛紛棄袁投曹，關羽義不背主，諸葛兄弟在東吳、蜀漢各事其主，俱忠誠不二。
若此乃通例，賈詡便提供了一個例外：他先後投靠的劉表和張繡，竟然都是自己內心頗為鄙視的。段煨對賈詡表麵敬重，內心忌憚，因為賈詡“素知名”，在兵士中威望極高，段煨怕賈詡喧賓奪主。
賈詡離開段煨的時機和理由亦很微妙，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結果絲毫不差。
至於劉表，賈詡的評價也是既準確又刻薄：“若天下安寧太平，劉表可位列三公，然而方今亂世，他如此不見事變，多疑無決，便注定是碌碌無為之輩。”
賈詡與張繡的關係最好，早在長安時，張繡就有意將賈詡拉攏至帳下，一俟賈詡秘密來投，立刻便對他言聽計從。
奇怪的是賈詡之所以投奔張繡，不僅因為張繡的張臂歡迎，更在於這樣一個判斷：“張繡，一個沒腦袋的主兒。”
以賈詡的才華，在分明看出張繡沒有遠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於張繡帳下，明珠投暗，龍遊溝壑，這裏麵便頗可揣測賈詡的真實用意。
他喜歡謀略，他需要一個可以使自己的才華盡情馳騁的疆場。如果謀略是一種美，聯係到他當年不可思議地替李傕、郭汜出的餿主意，則賈詡正好被我們理解成這樣一個唯美主義者：隻要自己的計謀有用武之地，他並不在乎江山變色。
看出這一點，賈詡投靠張繡而不是曹操、袁紹，便是最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曹操手下謀士如雲，其本人又計謀百出，賈詡在那裏注定難呈鶴立雞群之勢；袁紹貌似強大，但這人誌大才疏，又有著一個奇怪而又致命的弱點：隻要對自己有利的計謀，他一概不采納；
劉表可不去說他了，而好做皇帝夢的袁術，缺少虛懷下士的品德，賈詡注定沒法活得從容。賈詡與呂布有仇，當時尚力單勢薄的劉備當然更入不了賈詡視野，況且劉備還一直和呂布關係密切。
所有人提到曹操平生所吃之敗仗，都不會不提“宛城戰張繡之時”，那也是曹操輸得最為淒慘的一仗，長子曹昂及貼心猛將典韋相繼陣亡，自己所乘的大宛良馬“絕影”，亦中箭而死，可說狼狽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