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她又一次進入了他的大腦。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樣取牛奶迴家時，站在門道裏，懷裏揣著一隻用她的紅頭巾包著的烏鴉，那樣子就象吉普賽人抱著自己的小孩。他總忘不了：就在她的臉旁，烏鴉極為哀怨地嘴向上翹著。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於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後，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鏈，說她隻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於活，腦子裏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占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打開門”他鬆了一口氣。麵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麵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裏，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麽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隻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麵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麵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隻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隻是熟悉兒子的麵容卻無意了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麽想。
“好畫，不是嗎？”
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麵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征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簽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唿籲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隻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簽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占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係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迴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盡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裏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麽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曆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紮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歎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曆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麽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麽，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出租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
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麽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麵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麽。”
“你們究竟要做什麽？”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迴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麽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隻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複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於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並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嗬！”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歎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願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衝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讚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
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隻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簽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
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麵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唿籲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願書，唯一結果也隻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麽關係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牆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牆觀望，隻是不敢這麽說。牆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在赦免請願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麽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願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隻是許許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托烏斯還能說什麽呢？
他終於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著牆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簽還是不簽，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於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後說，“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
“什麽時候都可以，”編輯說，“不幸的是，請願書等不了，我們打算明天就將它遞交主席。”
“明天？”托馬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麽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
“沒有什麽要想的。”兒子的話雖然咄咄逼人，語調卻近乎祈求。現在，他們雙雙對視著，托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貫注時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翹起，這正是自己平常從鏡子裏看胡須是否刮幹淨了時，在自己臉上看到的一種表情。從其他人臉上發現這一點，使他感到不
安。
當父母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過孩子的童年時，他們會慢慢習慣這種相似性，他們會覺得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們中斷這種相似以後再迴頭想到這些，或者還會覺得有趣。但托馬斯有生以來是第一次與兒子談話！他還不習慣與自己這張不相稱的嘴巴麵對麵地坐在一起！
試想你有一條斷臂移植在別人身上，試想那人就坐在你對麵，用你的手臂衝著你打手勢，你一定會死死盯著那手臂如同見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愛的手臂，它接觸你的可能想必會使你魂飛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邊嗎？”他兒子補充說。托馬斯突然明白了，他們所演的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與兒子的關係。他簽字，他們的命運就聯係在一起了，托馬斯多多少少得盡責地與他友好；不簽字呢，他們的關係就會象以前一樣不存在。不取決於兒子的意誌也不取決於他的意誌，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他處在一種棋場敗局的境地，—無法迴避對方的將軍，將被迫放棄這一局。他簽與不簽都沒有絲毫區別。這對他的生活或者對那些政治犯們，都不能改變什麽。
“拿來吧。”他接過那張紙。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於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後，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鏈，說她隻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於活，腦子裏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占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打開門”他鬆了一口氣。麵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麵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裏，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麽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隻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麵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麵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隻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隻是熟悉兒子的麵容卻無意了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麽想。
“好畫，不是嗎？”
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麵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征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簽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唿籲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隻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簽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占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係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迴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盡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裏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麽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曆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紮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歎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曆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麽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麽，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出租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
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麽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麵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麽。”
“你們究竟要做什麽？”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迴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麽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隻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複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於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並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嗬！”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歎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願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衝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讚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
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隻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簽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
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麵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唿籲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願書，唯一結果也隻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麽關係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牆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牆觀望，隻是不敢這麽說。牆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在赦免請願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麽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願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隻是許許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托烏斯還能說什麽呢？
他終於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著牆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簽還是不簽，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於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後說，“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
“什麽時候都可以，”編輯說，“不幸的是，請願書等不了，我們打算明天就將它遞交主席。”
“明天？”托馬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麽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
“沒有什麽要想的。”兒子的話雖然咄咄逼人，語調卻近乎祈求。現在，他們雙雙對視著，托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貫注時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翹起，這正是自己平常從鏡子裏看胡須是否刮幹淨了時，在自己臉上看到的一種表情。從其他人臉上發現這一點，使他感到不
安。
當父母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過孩子的童年時，他們會慢慢習慣這種相似性，他們會覺得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們中斷這種相似以後再迴頭想到這些，或者還會覺得有趣。但托馬斯有生以來是第一次與兒子談話！他還不習慣與自己這張不相稱的嘴巴麵對麵地坐在一起！
試想你有一條斷臂移植在別人身上，試想那人就坐在你對麵，用你的手臂衝著你打手勢，你一定會死死盯著那手臂如同見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愛的手臂，它接觸你的可能想必會使你魂飛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邊嗎？”他兒子補充說。托馬斯突然明白了，他們所演的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與兒子的關係。他簽字，他們的命運就聯係在一起了，托馬斯多多少少得盡責地與他友好；不簽字呢，他們的關係就會象以前一樣不存在。不取決於兒子的意誌也不取決於他的意誌，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他處在一種棋場敗局的境地，—無法迴避對方的將軍，將被迫放棄這一局。他簽與不簽都沒有絲毫區別。這對他的生活或者對那些政治犯們，都不能改變什麽。
“拿來吧。”他接過那張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