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曰：
戰友哭求找工作，
委身投靠忙撤火。
自開公司蒸蒸上，
為人擔保背黑鍋。
卻說範平給三洋一封辭職信，寄往芬蘭。很快，小三洋從芬蘭趕到大宇城，立刻召開董事會，決定開除尹鳳芝。
小四季在會上表示不理解，還要為尹鳳芝說好話，保留職務以觀後效。他的提議遭到董事會同仁的一致反對，這件事弄得小四季非常狼狽，威信一落千丈。
尹鳳芝被炒了魷魚，才使局麵有所好轉。小三洋說：“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尹鳳芝被開除後到公司大鬧了幾次，非要找小四季打官司，聲言讓公司賠償她青春損失費。她站在公司大門口捶胸頓足，聲淚俱下地喊：“小四高薪聘我當他的秘書，卻幾次想強奸我。我一個正經人不堪忍受這種待遇，公司就開除了我，這種公司還是人嗎？”
小三洋把小四季派迴芬蘭，不讓他與尹鳳芝見麵。然後小三洋讓範平處理這件事。範平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們不理采她，丟臉的是她自己。”
尹鳳芝鬧得聲撕力竭，開始還有人圍觀，時間一長，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尹鳳芝也覺得沒意思了，悄悄地走了，再也沒迴來。
八十年代初，羅登高被提拔為技術科長，他跟隨廠領導到南方針織行業參觀考察，針織業正在紅紅火火之際，羅登高卻發現了不好的苗頭，當時，他發現世界上老牌針織發達國家，有的正在壓縮產量和品種，有的把生產部門轉移國外，總之，針織行業已經進入夕陽行業。羅登高學的計算機專業還沒畢業，通過四弟羅天賜傳來的表舅在重型機械廠當書記這一重要信息，他先將雲雲從紡織學院調過去了，一年後，羅登高計算機專業畢業了，也離開了針織廠，調到了重型機械廠搞軟件了。
剛到新廠，廠裏正在緊鑼密鼓地裝修計算機房，購置微機之際，羅登高突然得了黃膽性肝炎住院。書記受了全廠的埋怨，很被動。三個月後羅登高痊愈了，他在計算機室工作積極，埋頭苦幹，在很短的時間內編出好多財務實用軟件，推廣到全國同行業。廠裏為此選他為模範，獎勵了一朵大紅花。後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了廠，羅登高感到時機成熟了，幹脆就自己領取營業執照，辦起了“登高軟件公司”。這一大膽的舉動，引起不小的風波，全家都為羅登高捏了一把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軟件公司越辦越好，成本逐年降低，利潤逐年提高，羅登高聘請父親羅水為公司的高級財務顧問，聘四弟羅天賜為部門經理，每月發工資。沒幾年，買下了高級房子，有了汽車，有了人氣。正在蒸蒸日上之際，突然為一件看來是很小的事搞得一落千丈。
登高軟件公司有不少的合作夥伴公司，他們之間互通有無，互補長短，互相排難解憂，當然也不排除互相傾軋拆台。羅登高的好朋友是某公司的老板。一天這位老板請羅登高吃酒。席間這位老板說：“我需要貸款30萬，三個月內還款。銀行已同意，但要一個公司擔保。我想求你做我的擔保，一個半月一準還清貸款。現在我手裏隻有5萬元的流動資金，我願都借給你，兩年後無息還我，你看行嗎？”羅登高盡管運作挺好，但因買房買車，流動資金確實短缺，有了朋友這5萬元周轉，解了燃眉之急，擔保就擔保吧。
沒想到不到兩個月，這位朋友的公司出了問題。京城的用戶被查出增值稅發貨票是這位朋友的公司開的，票本身是真的，但它是從一個小販那裏買來的，而這個小販通過有關渠道低價套購了幾千本。此案波及全國，凡是使用這種增值稅發票的公司全部擔負有關法律責任。進一步追查，這位朋友突然宣告公司破產。貸款30萬元一下子轉嫁到擔保人羅登高的身上。幸運的是，羅登高的新房和車都是用女兒羅英的名字登的記，除此而外基本把公司資產賠光。在三弟羅運來的斡旋下，花了約5萬元，請律師狀告那位朋友，但他的公司正處在破產進行之中，從法律角度講，還不能告。律師出了個主意，大宇市人大正在開會，他讓羅登高寫個材料，內容是狀告辦理某公司破產的某區法院，包庇某公司不及時辦理破產手續而影響案情的事實，羅登高很快寫好材料並讓女兒羅英交到人大會議上。羅英帶著材料直送會議大樓，走到樓門口，剛好碰上某區法院院長，他問羅英送什麽材料，羅英如實迴答，院長讓把材料給他。很快，法院批下結論，目前某公司不夠破產資格。這樣一來，羅登高就可以對某公司訴諸法律了，他們一告便贏，終於擺脫了困境。
風波過後，登高軟件公司信譽大跌，客戶銳減，幾乎是苟延殘喘。
夫人雲雲在重型機器廠上班。開始還行，後來該廠也不景氣了。雲雲見廠裏新設了幾個催賬的崗位沒人幹，這種崗位工資高，催來賬後還有提成，她就自告奮勇地到了催賬崗。她從此東奔西跑出差到全國各地廠方要賬。開始幾次還挺順利，對方讓喝酒就喝酒，讓唱歌就唱歌，反正你隻要還我廠裏錢，隻要不至超越界限，雲雲盡量滿足對方的要求。就這樣，還真要迴幾筆小賬。雲雲自己也領到獎金。但羅登高對妻子的安全十分耽心，不讓她再去了。後來她搞了個內部退休，拿每月工資的80%，到真正退休年齡再恢複全工資。然後自己去醫院護理一些重病號，洗醫用被單、床單，打掃衛生，為重病號接屎接尿，擦洗臉和身子，為了維持這個小家，什麽髒活累活都幹過了。後來她在家招上兩三個孩子，辦個家庭托兒所，每月進項不菲，隻是累些，也就忍了。自從辦起小托兒所，雲雲再也沒有晨練的時間。後來她聽女兒羅英說，每天早晨她爸都和一位漂亮的高個兒阿姨跳舞，還挺親熱。雲雲有些發毛。這天早晨，雲雲騰出空去了銀河邊的花園。她遠遠望去，幾百人在伴著樂曲翩翩起舞。她仔細辨認，很快找到她要找的一對兒，隻見羅登高帶著一個徐娘半老，豐潤猶存的高個兒婦女跳得正歡。雲雲耐心等到晨練結束，隻見羅登高掏出手帕替那位女子擦了擦汗，然後那位女子挎上羅登高的胳膊一起走了。雲雲見狀差點氣得背過氣去。
大陸改革開放後得知，羅秀麗的兒子劉大喜在台灣已成商人，沒兒沒女，孤身一人，有些資產。
病重後托人來大陸先找到舅舅羅夢龍家，此時羅夢龍、羅秀麗、宋小紅、萬玲玲等早已去世，羅水、董玉也已退休在家。
見到來訪者，說是從台灣來，羅水說：“劉大喜是我表哥不錯，但已多年失去聯係，我可以把他同母異父的妹妹地址給你，讓我小兒子羅天賜帶著你去找，你看好吧？”
來訪者同意了，告別了羅水，羅天賜帶著他找到了甜甜，甜甜的丈夫五七年劃成右派，二十多年後借著改革開放的光平了反，有了正式工作。女兒已長大成人，在重點大學上二年級，挺好的一個小家庭。“甜甜姑，我的任務完成了，我還有事該迴家了。”羅天賜說完就走了。事後甜甜一家三口趕往台灣，與劉大喜見了最後一麵，劉大喜立個遺囑，凡能來台灣看他的親人，無論是誰，他的財產歸這些親人。甜甜一家正困難，又供孩子上大學，能拿到哥哥的不多的遺產也是挺好的。
再說裁縫程榮耀的兒子程玉立，小名叫阿發。他與羅一輪是住在同一個院裏的發小。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學過會計，轉業後來礦局某處當出納員。文化革命期間礦局兩派群眾組織鬥得很厲害，後來雖然表麵上平息下去了，但骨子裏還是分得很清楚。一次另一派的野外小隊劉隊長來報銷，幾句話不和，劉隊長就與會計吵了起來，程玉立當時隻是個出納員，本來沒有他的事，但他多了一句嘴：“手續不全不能報銷，這是財務製度，中央大官來了也得遵守，何況你一個小隊長！”這句話把劉隊長激怒了。劉隊長打了程玉立，不巧把大拇指打進了程玉立的口中，程玉立咬住不放，兩人僵住了。後被領導勸開，劉隊長的拇指也被咬破，但並不嚴重。這件事就過去了。
不久，劉隊長領導的野外隊成了部裏樹的標杆隊，劉隊長也成了局勞動模範。局領導班子研究決定，要提劉隊長為大隊長，消息傳到處裏，另一派人不幹了，一直請願到局裏，局領導班子也是由兩派組成的，另一派說：“劉隊長當年無理打了程玉立，像這樣野蠻的人就不應提拔，如果提他，那麽就要對等，程玉立也得提。”
討價還價的結果，滿足了另一派的要求，劉隊長提為大隊教導員的同時，程玉立提為某處財務科科長。知內情的人都笑著說：“打架打出一個科長來。”
“四人幫”被打倒後不久，文化大革命宣布結束了。一天財務科通知羅一輪去財務科一趟。羅一輪到了財務科，見到程玉立，老朋友相見分外高興。
程科長讓羅一輪在椅子上坐、並倒茶水，還挺客氣，等羅一輪坐下後，程玉立拿出封信，是羅一輪的母校寄來的，意思是學校正在清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資產，羅一輪曾經於66年借過8雙毛皮鞋，請單位代扣款並轉來學校。
羅一輪一看就笑了，說：“阿發，事情是這樣的，班領導辛禮以‘閃電’長征小分隊的名義向學校借了8雙毛皮鞋，後存到他的高中同學所在的巴蜀某大學，因當地武鬥被搶光。現在怎麽能都算到我的頭上？我頂多出一雙鞋的錢。再者說，66年從7月份鬥批改兵團就取消了我的每月15。5元的助學金，辛禮掌權後也不提這件事了，這麽多年這些錢足夠買幾百雙鞋了。”
程玉立一聽，點頭稱是，說：“這樣吧，你把剛才說的情況寫個材料，我們以單位的名義再批個意見發給你的母校，你看行嗎？”
羅一輪愉快地答應了，心裏覺得程玉立這個人還是通情達理的。
正是：多年隔離嚇破膽，台灣來人不敢沾。
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迴分解。
戰友哭求找工作，
委身投靠忙撤火。
自開公司蒸蒸上，
為人擔保背黑鍋。
卻說範平給三洋一封辭職信，寄往芬蘭。很快，小三洋從芬蘭趕到大宇城，立刻召開董事會，決定開除尹鳳芝。
小四季在會上表示不理解，還要為尹鳳芝說好話，保留職務以觀後效。他的提議遭到董事會同仁的一致反對，這件事弄得小四季非常狼狽，威信一落千丈。
尹鳳芝被炒了魷魚，才使局麵有所好轉。小三洋說：“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尹鳳芝被開除後到公司大鬧了幾次，非要找小四季打官司，聲言讓公司賠償她青春損失費。她站在公司大門口捶胸頓足，聲淚俱下地喊：“小四高薪聘我當他的秘書，卻幾次想強奸我。我一個正經人不堪忍受這種待遇，公司就開除了我，這種公司還是人嗎？”
小三洋把小四季派迴芬蘭，不讓他與尹鳳芝見麵。然後小三洋讓範平處理這件事。範平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們不理采她，丟臉的是她自己。”
尹鳳芝鬧得聲撕力竭，開始還有人圍觀，時間一長，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尹鳳芝也覺得沒意思了，悄悄地走了，再也沒迴來。
八十年代初，羅登高被提拔為技術科長，他跟隨廠領導到南方針織行業參觀考察，針織業正在紅紅火火之際，羅登高卻發現了不好的苗頭，當時，他發現世界上老牌針織發達國家，有的正在壓縮產量和品種，有的把生產部門轉移國外，總之，針織行業已經進入夕陽行業。羅登高學的計算機專業還沒畢業，通過四弟羅天賜傳來的表舅在重型機械廠當書記這一重要信息，他先將雲雲從紡織學院調過去了，一年後，羅登高計算機專業畢業了，也離開了針織廠，調到了重型機械廠搞軟件了。
剛到新廠，廠裏正在緊鑼密鼓地裝修計算機房，購置微機之際，羅登高突然得了黃膽性肝炎住院。書記受了全廠的埋怨，很被動。三個月後羅登高痊愈了，他在計算機室工作積極，埋頭苦幹，在很短的時間內編出好多財務實用軟件，推廣到全國同行業。廠裏為此選他為模範，獎勵了一朵大紅花。後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了廠，羅登高感到時機成熟了，幹脆就自己領取營業執照，辦起了“登高軟件公司”。這一大膽的舉動，引起不小的風波，全家都為羅登高捏了一把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軟件公司越辦越好，成本逐年降低，利潤逐年提高，羅登高聘請父親羅水為公司的高級財務顧問，聘四弟羅天賜為部門經理，每月發工資。沒幾年，買下了高級房子，有了汽車，有了人氣。正在蒸蒸日上之際，突然為一件看來是很小的事搞得一落千丈。
登高軟件公司有不少的合作夥伴公司，他們之間互通有無，互補長短，互相排難解憂，當然也不排除互相傾軋拆台。羅登高的好朋友是某公司的老板。一天這位老板請羅登高吃酒。席間這位老板說：“我需要貸款30萬，三個月內還款。銀行已同意，但要一個公司擔保。我想求你做我的擔保，一個半月一準還清貸款。現在我手裏隻有5萬元的流動資金，我願都借給你，兩年後無息還我，你看行嗎？”羅登高盡管運作挺好，但因買房買車，流動資金確實短缺，有了朋友這5萬元周轉，解了燃眉之急，擔保就擔保吧。
沒想到不到兩個月，這位朋友的公司出了問題。京城的用戶被查出增值稅發貨票是這位朋友的公司開的，票本身是真的，但它是從一個小販那裏買來的，而這個小販通過有關渠道低價套購了幾千本。此案波及全國，凡是使用這種增值稅發票的公司全部擔負有關法律責任。進一步追查，這位朋友突然宣告公司破產。貸款30萬元一下子轉嫁到擔保人羅登高的身上。幸運的是，羅登高的新房和車都是用女兒羅英的名字登的記，除此而外基本把公司資產賠光。在三弟羅運來的斡旋下，花了約5萬元，請律師狀告那位朋友，但他的公司正處在破產進行之中，從法律角度講，還不能告。律師出了個主意，大宇市人大正在開會，他讓羅登高寫個材料，內容是狀告辦理某公司破產的某區法院，包庇某公司不及時辦理破產手續而影響案情的事實，羅登高很快寫好材料並讓女兒羅英交到人大會議上。羅英帶著材料直送會議大樓，走到樓門口，剛好碰上某區法院院長，他問羅英送什麽材料，羅英如實迴答，院長讓把材料給他。很快，法院批下結論，目前某公司不夠破產資格。這樣一來，羅登高就可以對某公司訴諸法律了，他們一告便贏，終於擺脫了困境。
風波過後，登高軟件公司信譽大跌，客戶銳減，幾乎是苟延殘喘。
夫人雲雲在重型機器廠上班。開始還行，後來該廠也不景氣了。雲雲見廠裏新設了幾個催賬的崗位沒人幹，這種崗位工資高，催來賬後還有提成，她就自告奮勇地到了催賬崗。她從此東奔西跑出差到全國各地廠方要賬。開始幾次還挺順利，對方讓喝酒就喝酒，讓唱歌就唱歌，反正你隻要還我廠裏錢，隻要不至超越界限，雲雲盡量滿足對方的要求。就這樣，還真要迴幾筆小賬。雲雲自己也領到獎金。但羅登高對妻子的安全十分耽心，不讓她再去了。後來她搞了個內部退休，拿每月工資的80%，到真正退休年齡再恢複全工資。然後自己去醫院護理一些重病號，洗醫用被單、床單，打掃衛生，為重病號接屎接尿，擦洗臉和身子，為了維持這個小家，什麽髒活累活都幹過了。後來她在家招上兩三個孩子，辦個家庭托兒所，每月進項不菲，隻是累些，也就忍了。自從辦起小托兒所，雲雲再也沒有晨練的時間。後來她聽女兒羅英說，每天早晨她爸都和一位漂亮的高個兒阿姨跳舞，還挺親熱。雲雲有些發毛。這天早晨，雲雲騰出空去了銀河邊的花園。她遠遠望去，幾百人在伴著樂曲翩翩起舞。她仔細辨認，很快找到她要找的一對兒，隻見羅登高帶著一個徐娘半老，豐潤猶存的高個兒婦女跳得正歡。雲雲耐心等到晨練結束，隻見羅登高掏出手帕替那位女子擦了擦汗，然後那位女子挎上羅登高的胳膊一起走了。雲雲見狀差點氣得背過氣去。
大陸改革開放後得知，羅秀麗的兒子劉大喜在台灣已成商人，沒兒沒女，孤身一人，有些資產。
病重後托人來大陸先找到舅舅羅夢龍家，此時羅夢龍、羅秀麗、宋小紅、萬玲玲等早已去世，羅水、董玉也已退休在家。
見到來訪者，說是從台灣來，羅水說：“劉大喜是我表哥不錯，但已多年失去聯係，我可以把他同母異父的妹妹地址給你，讓我小兒子羅天賜帶著你去找，你看好吧？”
來訪者同意了，告別了羅水，羅天賜帶著他找到了甜甜，甜甜的丈夫五七年劃成右派，二十多年後借著改革開放的光平了反，有了正式工作。女兒已長大成人，在重點大學上二年級，挺好的一個小家庭。“甜甜姑，我的任務完成了，我還有事該迴家了。”羅天賜說完就走了。事後甜甜一家三口趕往台灣，與劉大喜見了最後一麵，劉大喜立個遺囑，凡能來台灣看他的親人，無論是誰，他的財產歸這些親人。甜甜一家正困難，又供孩子上大學，能拿到哥哥的不多的遺產也是挺好的。
再說裁縫程榮耀的兒子程玉立，小名叫阿發。他與羅一輪是住在同一個院裏的發小。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學過會計，轉業後來礦局某處當出納員。文化革命期間礦局兩派群眾組織鬥得很厲害，後來雖然表麵上平息下去了，但骨子裏還是分得很清楚。一次另一派的野外小隊劉隊長來報銷，幾句話不和，劉隊長就與會計吵了起來，程玉立當時隻是個出納員，本來沒有他的事，但他多了一句嘴：“手續不全不能報銷，這是財務製度，中央大官來了也得遵守，何況你一個小隊長！”這句話把劉隊長激怒了。劉隊長打了程玉立，不巧把大拇指打進了程玉立的口中，程玉立咬住不放，兩人僵住了。後被領導勸開，劉隊長的拇指也被咬破，但並不嚴重。這件事就過去了。
不久，劉隊長領導的野外隊成了部裏樹的標杆隊，劉隊長也成了局勞動模範。局領導班子研究決定，要提劉隊長為大隊長，消息傳到處裏，另一派人不幹了，一直請願到局裏，局領導班子也是由兩派組成的，另一派說：“劉隊長當年無理打了程玉立，像這樣野蠻的人就不應提拔，如果提他，那麽就要對等，程玉立也得提。”
討價還價的結果，滿足了另一派的要求，劉隊長提為大隊教導員的同時，程玉立提為某處財務科科長。知內情的人都笑著說：“打架打出一個科長來。”
“四人幫”被打倒後不久，文化大革命宣布結束了。一天財務科通知羅一輪去財務科一趟。羅一輪到了財務科，見到程玉立，老朋友相見分外高興。
程科長讓羅一輪在椅子上坐、並倒茶水，還挺客氣，等羅一輪坐下後，程玉立拿出封信，是羅一輪的母校寄來的，意思是學校正在清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資產，羅一輪曾經於66年借過8雙毛皮鞋，請單位代扣款並轉來學校。
羅一輪一看就笑了，說：“阿發，事情是這樣的，班領導辛禮以‘閃電’長征小分隊的名義向學校借了8雙毛皮鞋，後存到他的高中同學所在的巴蜀某大學，因當地武鬥被搶光。現在怎麽能都算到我的頭上？我頂多出一雙鞋的錢。再者說，66年從7月份鬥批改兵團就取消了我的每月15。5元的助學金，辛禮掌權後也不提這件事了，這麽多年這些錢足夠買幾百雙鞋了。”
程玉立一聽，點頭稱是，說：“這樣吧，你把剛才說的情況寫個材料，我們以單位的名義再批個意見發給你的母校，你看行嗎？”
羅一輪愉快地答應了，心裏覺得程玉立這個人還是通情達理的。
正是：多年隔離嚇破膽，台灣來人不敢沾。
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迴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