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懸車，臨淄城響起了鼓聲，鼓聲緩和而沉悶。這是城門關閉前的信號，一旦鼓畢，城內城外的門、亭必須關閉，道路上如果還有行人，就要拘下問其故、治其罪。
都城乃一國之重，都城的防禦從來都是嚴苛細致，隻是臨淄已經五十二年未經戰事，君臣權貴生活日漸奢華，城內不單白天開市，晚上也開市，鼓聲響起時各市一片喧囂，大市中的商賈仍在交易，十三道城門關閉了十二道，隻在城東留下一道閭門供來不及出城的商賈出入，因此留門的時間很短。
與楚國郢都不同，楚國郢都東城貴而西城賤，王城也偏向東城。臨淄則相反，臨淄王城一開始就靠城西，田氏代薑後，放棄原有宮城，拆除西南角的城郭，在西南新築一小城。小城周長約十八裏，其一半在大城之內，一般在大城之外，與大城彼此隔絕。
一城有兩座宮城，大城並不是一個規則的長方形，西城牆、南城牆規整，東城牆因為緇水的關係，城牆多有波折，到了東北角甚至內凹，以避讓緇水在此處的彎曲；北城牆東低西高，至西城數裏處才拐彎內收，變傾斜為水平；加之公私工坊有多，以致城內頗為擁擠。
夜幕降臨，白日的喧囂不但沒有收斂，城內反而響起了更多的樂聲。富貴人家不敢逾越等級，用膳時吹竽鼓瑟、奏樂歡舞，奢華並不比王宮落後多少。城北、城中各處工坊有依稀燈光沒有舞樂，齊國能衣帶冠履天下，靠的是無數織工繡娘日夜不停的勞作；
唯有西城到了夜裏往往無聲無息，甚至連燈火也不見，可能的娛樂就是聚在酒肆、食肆、鬥雞場外，聽聽裏頭喝彩叫好，沾染些別人的熱鬧。不過這段時間，西城的貧民有了一個新去處，那便是稷下的學子會到西城講學。
“……楚國之政，庶民可立於外朝。外朝之上，不僅可議國危、國遷，亦可議律法、賦稅、兵事、祭祀，乃至勞役、粟價。”黑暗中誰也看不清講話之人的相貌，但皆感染於他的氣勢。
聽聞外朝甚至能議論粟價，圍坐之人唿吸當即變的急促。有人怯生生的問道：“敢問先生，楚國外朝可議粟價，粟價可降否？”
“自然可降。”說話之人不是什麽先生，而是學生，叫伏生。他最開始也恨極楚王的跋扈，尤其是譽士殺人不死，但不知從何時起，鼓吹楚政已是諸多稷下師生的共識。楚政雖然不好，但相比於三晉乃至齊國，它又要好一些，尤其是庶民組成的外朝。
“楚國與秦人大戰三年，然楚國粟價從未及兩百錢，何故？楚國不以粟牟利也。戰後楚國奪秦人敖倉，敖倉者，積粟如海，若供齊人而食，可食三年。然為農人計，楚國粟價仍未降，此皆農人於外朝所議也。農人要粟價漲，百工要粟價跌，故而楚國粟價恆為五六十錢。”
“五六十錢？！”眾人一片驚訝。齊國粟價是列國中最貴的，能媲美的估計隻有燕國。五六十錢的粟價有，但很少，收粟的時候就是這個價格，其餘時候粟價常常超過五、六十錢，春天青黃不接，不少年份要到百錢。這當然與齊國發達的商業存在必然的聯係，臨淄多傭工，這些人買到的粟是最貴的。
“我齊國之政，常以粟、幣斂財，百工日夜勞作，所得僅一日之食。農人一年勞作，官府收粟，其價甚廉，又有鹽鐵之加、口戶之奉，一年辛勞僅能果腹。若齊國可行楚政，國事皆議於外朝，庶民可定粟價，此方我等之福也。”
稷下學社多辯論，一如後世的吹鼓手，伏生之言多有誇張之處，但圍坐的庶民不便真假，他們不曾征召為卒，生計日漸緊迫，對此不免欣然向往。
“此並非不能。”伏生繼續高喊，“楚王曾勸大王亦行楚政，如此國祚可延萬世，然朝中有奸臣作梗，不得行也。若……”
如果有燈火，可看到伏生臉色盡赤、滿頭大汗，這他是鼓吹的高潮，他的聲音大道數裏外可聞。危機也在這時候出現，一個黑影急急奔了過來，大喊道：“連長來也，請送先生走。”
連長管轄四裏，每裏有十軌，一軌有五家。齊國一樣實行連坐，隻是齊人散漫，這套製度早已鬆懈。不然‘裏域不可以橫通’，伏生不可能來此論說。聽聞連長將來，圍坐之人也不慌亂，他們送走伏生後仍坐於此。
那連長是個老頭，燈火下步履蹣跚，走到很近見到有人聚坐於此，他不敢上前拿人，隻能喝道：“夜深聚坐，非攘奪即竊盜，還不速速返家。”
他這麽一喝，眾人方才陸續散去。不過走時人群多有憤憤，對奸臣的咒罵不絕於耳。指桑罵槐連長自然能夠意會，但麵對黑壓壓的一群人他也無濟於事，隻能仍由這些人散去。
夜談會中途解散，重新迴到稷下學宮的伏生正揖見先生宋意。
“近來城中大搜唱謠之人，這段時日勿去為好。”奔迴學宮的伏生滿頭是汗，宋意看著他不免有些擔心。
“稟先生，學生不懼。”伏生答道。“庶民盼學生如盼甘霖……”
“確是不能去了。”宋意長歎。他的身份和他的行為讓他頗為矛盾：一麵，他食齊祿為齊博士，自當為齊國著想為大王分憂；一麵，他又憤於齊國的製度，悲於庶民傭工的境況，因而不斷抨擊齊國之製。“適才我聞楚國舟師已出琅琊數日，當越海赴齊也。”
“當真？！”伏生聞言大喜。他是齊國人，可正是因為他是齊國人，他才迫不及待楚國伐齊，隻有楚國伐齊，內部震蕩，才能改變齊國水深火熱的現狀。
“然也。”宋意臉上也有一些喜意。“大王憂懼楚國伐齊，今日故而召後勝想問。後勝曰：臨淄執戟之士十萬，發全城之卒可得二十三萬，楚國可戰之卒不過二十萬，故齊軍必勝。他卻不提，臨淄除五萬執戟之士，餘者多無戰心。”
都城乃一國之重，都城的防禦從來都是嚴苛細致，隻是臨淄已經五十二年未經戰事，君臣權貴生活日漸奢華，城內不單白天開市，晚上也開市，鼓聲響起時各市一片喧囂，大市中的商賈仍在交易，十三道城門關閉了十二道，隻在城東留下一道閭門供來不及出城的商賈出入，因此留門的時間很短。
與楚國郢都不同，楚國郢都東城貴而西城賤，王城也偏向東城。臨淄則相反，臨淄王城一開始就靠城西，田氏代薑後，放棄原有宮城，拆除西南角的城郭，在西南新築一小城。小城周長約十八裏，其一半在大城之內，一般在大城之外，與大城彼此隔絕。
一城有兩座宮城，大城並不是一個規則的長方形，西城牆、南城牆規整，東城牆因為緇水的關係，城牆多有波折，到了東北角甚至內凹，以避讓緇水在此處的彎曲；北城牆東低西高，至西城數裏處才拐彎內收，變傾斜為水平；加之公私工坊有多，以致城內頗為擁擠。
夜幕降臨，白日的喧囂不但沒有收斂，城內反而響起了更多的樂聲。富貴人家不敢逾越等級，用膳時吹竽鼓瑟、奏樂歡舞，奢華並不比王宮落後多少。城北、城中各處工坊有依稀燈光沒有舞樂，齊國能衣帶冠履天下，靠的是無數織工繡娘日夜不停的勞作；
唯有西城到了夜裏往往無聲無息，甚至連燈火也不見，可能的娛樂就是聚在酒肆、食肆、鬥雞場外，聽聽裏頭喝彩叫好，沾染些別人的熱鬧。不過這段時間，西城的貧民有了一個新去處，那便是稷下的學子會到西城講學。
“……楚國之政，庶民可立於外朝。外朝之上，不僅可議國危、國遷，亦可議律法、賦稅、兵事、祭祀，乃至勞役、粟價。”黑暗中誰也看不清講話之人的相貌，但皆感染於他的氣勢。
聽聞外朝甚至能議論粟價，圍坐之人唿吸當即變的急促。有人怯生生的問道：“敢問先生，楚國外朝可議粟價，粟價可降否？”
“自然可降。”說話之人不是什麽先生，而是學生，叫伏生。他最開始也恨極楚王的跋扈，尤其是譽士殺人不死，但不知從何時起，鼓吹楚政已是諸多稷下師生的共識。楚政雖然不好，但相比於三晉乃至齊國，它又要好一些，尤其是庶民組成的外朝。
“楚國與秦人大戰三年，然楚國粟價從未及兩百錢，何故？楚國不以粟牟利也。戰後楚國奪秦人敖倉，敖倉者，積粟如海，若供齊人而食，可食三年。然為農人計，楚國粟價仍未降，此皆農人於外朝所議也。農人要粟價漲，百工要粟價跌，故而楚國粟價恆為五六十錢。”
“五六十錢？！”眾人一片驚訝。齊國粟價是列國中最貴的，能媲美的估計隻有燕國。五六十錢的粟價有，但很少，收粟的時候就是這個價格，其餘時候粟價常常超過五、六十錢，春天青黃不接，不少年份要到百錢。這當然與齊國發達的商業存在必然的聯係，臨淄多傭工，這些人買到的粟是最貴的。
“我齊國之政，常以粟、幣斂財，百工日夜勞作，所得僅一日之食。農人一年勞作，官府收粟，其價甚廉，又有鹽鐵之加、口戶之奉，一年辛勞僅能果腹。若齊國可行楚政，國事皆議於外朝，庶民可定粟價，此方我等之福也。”
稷下學社多辯論，一如後世的吹鼓手，伏生之言多有誇張之處，但圍坐的庶民不便真假，他們不曾征召為卒，生計日漸緊迫，對此不免欣然向往。
“此並非不能。”伏生繼續高喊，“楚王曾勸大王亦行楚政，如此國祚可延萬世，然朝中有奸臣作梗，不得行也。若……”
如果有燈火，可看到伏生臉色盡赤、滿頭大汗，這他是鼓吹的高潮，他的聲音大道數裏外可聞。危機也在這時候出現，一個黑影急急奔了過來，大喊道：“連長來也，請送先生走。”
連長管轄四裏，每裏有十軌，一軌有五家。齊國一樣實行連坐，隻是齊人散漫，這套製度早已鬆懈。不然‘裏域不可以橫通’，伏生不可能來此論說。聽聞連長將來，圍坐之人也不慌亂，他們送走伏生後仍坐於此。
那連長是個老頭，燈火下步履蹣跚，走到很近見到有人聚坐於此，他不敢上前拿人，隻能喝道：“夜深聚坐，非攘奪即竊盜，還不速速返家。”
他這麽一喝，眾人方才陸續散去。不過走時人群多有憤憤，對奸臣的咒罵不絕於耳。指桑罵槐連長自然能夠意會，但麵對黑壓壓的一群人他也無濟於事，隻能仍由這些人散去。
夜談會中途解散，重新迴到稷下學宮的伏生正揖見先生宋意。
“近來城中大搜唱謠之人，這段時日勿去為好。”奔迴學宮的伏生滿頭是汗，宋意看著他不免有些擔心。
“稟先生，學生不懼。”伏生答道。“庶民盼學生如盼甘霖……”
“確是不能去了。”宋意長歎。他的身份和他的行為讓他頗為矛盾：一麵，他食齊祿為齊博士，自當為齊國著想為大王分憂；一麵，他又憤於齊國的製度，悲於庶民傭工的境況，因而不斷抨擊齊國之製。“適才我聞楚國舟師已出琅琊數日，當越海赴齊也。”
“當真？！”伏生聞言大喜。他是齊國人，可正是因為他是齊國人，他才迫不及待楚國伐齊，隻有楚國伐齊，內部震蕩，才能改變齊國水深火熱的現狀。
“然也。”宋意臉上也有一些喜意。“大王憂懼楚國伐齊，今日故而召後勝想問。後勝曰：臨淄執戟之士十萬，發全城之卒可得二十三萬，楚國可戰之卒不過二十萬，故齊軍必勝。他卻不提，臨淄除五萬執戟之士，餘者多無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