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秀旅行的下一站是德國文學聖地魏瑪。她一直向往那個文學聖地。她上中學時就知道魏瑪，如今前來魏瑪，她既激動又興奮。魏瑪的名字與席勒和歌德相連，因沾上席勒和歌德的榮光而世界聞名。
在開往魏瑪的路上，布朗說他沒去過魏瑪，對那個地方不熟悉，恐怕沒法給梁曉秀講解魏瑪。梁曉秀說魏瑪是德國古典文化的心髒，她可以為他們講解魏瑪，講解歌德與席勒。
“你去過魏瑪，梁小姐？”布朗問道。
“我沒去過們魏瑪，但魏瑪在我心中一直占據著一個位置，那是因為歌德和席勒，他們倆是德國文化巨人，有世界性的影響。這次在魏瑪，我要感受魏瑪，看看德國偉人是怎樣影響德國的。”
布朗說，德國人對歌德和席勒很看重，把他們視為德國國寶。
米拉問梁曉秀她在法蘭克福時向布朗提出格林兄弟，讓他講解，她那是為什麽不提歌德和席勒的名字呢？
梁曉秀說由淺入深，她把比較艱難的問題留在後麵讓布朗迴答。
布朗說梁小姐的要求太高了，不過他將竭盡全力迴答她的問題。
梁曉秀說，她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對什麽事都要求嚴格。
魏瑪終於到了。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根本不像一個文化重鎮。魏瑪城位於德國圖林根州，人口隻有6.5萬。如果沒有歌德和席勒，這個小城根本不可能聞名世界。
梁曉秀十分喜歡魏瑪，覺得這個小巧玲瓏的城市至今仍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處處能感受到德國古典文學的魅力和意境。
她主動擔任了布朗和米拉的向導，給他們講解說，魏瑪是德國文學、藝術、音樂和曆史之都；這是因為它沾上了像歌德和席勒這樣偉大人物的榮光。
舉世公認，歌德和席勒是有世界性影響的德國偉大的文學家。他們兩人文學活動的聖地就是魏瑪城。1775年歌德從法蘭克福抵達魏瑪時，這座小城隻有6000人。那時的魏瑪是一座多麽安靜、多麽適合文學創作的城市呀！歌德在這裏居住了50多年，一直到去世。這個地方給了他安寧和力量，也給了他物質上的滿足，使他得以安心創作，抒發他的感情。
布朗和米拉都誇獎梁曉秀的講解非常好，具有文學色彩。
梁曉秀說，他們在法蘭克福參觀了歌德故居，但在那裏似乎感受不到歌德的力量和影響。歌德雖然出生在法拉克福，但他的文學活動主要發生在魏瑪，所以魏瑪才是他的故鄉。她對歌德的文學活動做過考察，唯一的遺憾是她還不能用德語講解魏瑪。
歌德故居是所有到魏瑪的訪客最感興趣的一個景點。
除了歌德故居外，在小小的魏瑪城還有24個博物館和紀念場所，其中14個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保護文物。正因此，魏瑪才凸顯了它的文化分量和曆史價值。
梁曉秀仔細觀看了歌德故居。解說員告訴她無論是歌德的工作間、圖書室，還是私人房間的物品，沒有任何東西有別於歌德所生活的年代。一切如舊：看起來好像房子的主人剛剛離開屋子。
她站在歌德的圖書室，也感覺歌德好像剛剛離開。
歌德的圖書室內有6000多本藏書，似乎每一本書上都有他翻閱過的手印。早在19世紀，歌德就被稱為歐洲最偉大的作家，其地位一直沒有改變。
歌德給梁曉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過歌德的一些作品，如今她本人就在歌德故居徘徊，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讀原版歌德的書籍。隻有讀懂了歌德，才能讀懂德國。既然德國人認為文化高於政治，那麽她就應該從文化入手解讀德國。戛納別墅地下室圖書室有藏書4萬冊，其中有8000多冊德文書，遠遠超過歌德當年的藏書，足夠她閱讀一生。
距離歌德住處不遠，是席勒的住所。
梁曉秀在這裏讀到一段文字：席勒在這裏創作了《威廉?退爾》等經典作品。席勒和歌德兩位大作家之間的友誼也促進了他們的創作。席勒敦促歌德完成了他畢生創作的偉大作品《浮士德》；而歌德促成了席勒戲劇在如今的德國國家劇院的演出。席勒在德國戲劇文學史上的地位如同莎士比亞士在英國戲劇文學史上地位。他的《華倫斯坦》被認為是德國戲劇文學最好的劇本。
席勒與歌德的友誼保持了10年，期間兩人來往的信件達1000封。席勒是德國文化、民族思想的先行者，也是世界聞名的大師級文學家。
她站在席勒住所內，仿佛在和席勒對話。
她還看到一段介紹席勒的文字，有德文、英文和法文三種文字。她看了法文說明文字。
1802年席勒寫道：“德國的偉大不在政治權利而在文化。”
席勒的這句話她讀了覺得不可思議，琢磨不透。她問布朗怎麽解釋這句話。布朗迴答不上，她便問解說員。
解說員說，席勒並非信口開河：德國文化早已滲透到德國人骨髓裏，在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處世哲學方麵都有所表露，而這種表露在許多情形之下是無意識的流露。而政治權力隨著政治家的沉浮而消失：人們並不記得德國有多少皇帝、國王、大臣、總統、總理，但卻記得席勒的名字。這就是文化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她問道：“那麽文化目前在德國的地位如何呢？”
解說員說：“地位很高。德國人非常重視文化，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她認為解說員的那句話說得非常好：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解說員還介紹說，1805年，席勒因病去世時還不滿46歲。臨終前他說，他整個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經曆是和歌德的交往而不是婚姻。
她問道：“席勒為什麽這樣說呢？”
解說員說：“因為他們的友誼使他們都獲益一生。年長席勒10歲的歌德比席勒多活了近30年。這兩位德國文學界的偉人給德國、給世界留下的文化遺產至今仍然照耀著德國的文化與藝術，成為德國人的驕傲與精神寄托；而他們那種誠摯的友誼又令人感動至深。”
她想：人生能有一大知己，的確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可誰是她的知己呢？至今她還沒有遇見一個知己。她認為她的知己早晚會出現，現在還不到火候。宋福祿雖然是她丈夫，但他們並沒有精神上的共同語言。
那位中年男性德國解說員非常認真，他看梁曉秀對席勒那麽感興趣，便告訴她每年有300-400萬遊客光顧魏瑪。數百萬遊客來魏瑪，是為了看歌德與席勒，兩位偉人雖然早已謝世，但是他們的精神還在，他們的文化遺產還在。在德國其他城市人們看不到如此密集的博物館，也不能感受到魏瑪這樣隨處可以唿吸到的那麽多曆史和文化氣息。遊客們徘徊在魏瑪的大街小巷中，感受德國的古典主義，感受這裏的天才和精神。
梁曉秀與解說員有同感：倘若沒有歌德和席勒，魏瑪永遠不可能成為那個時代的精神之都；倘若沒有歌德和席勒，今日的德國也就沒有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文化資本了。
解說員說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德國旅遊官員認為，文化和旅遊的結合是未來旅遊發展不變的前景。
魏瑪給梁曉秀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她認為德國自歌德和席勒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象他們那樣偉大的文學藝術家。這是時代的原因。在當代，德國沒有出現大文豪、大詩人，德國的土壤似乎也不適應大文豪生存。
她認為，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古典文學勝過當代文學。
他們在魏瑪小城住了二天，梁曉秀有時獨自一人在清晨走出旅館的房間，到街道上散步。她喜歡這種安靜祥和的氣氛，喜歡魏瑪的寧靜。
歌德和席勒的兩個故居，她參觀了三遍，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她一直思考著一個問題：為什麽在德國出現歌德和席勒那樣的人物，而不是在其他國家呢？她認為歌德和席勒的文學成就高於法國文學大師的成就，歌德和席勒不僅是大文豪，還是偉大的學者。
魏瑪人口當初隻有6000人，但歌德卻能在這裏居住半個多世紀，這說明魏瑪對歌德有極大的吸引力，最終成就了他的偉業。
梁曉秀感歎歌德故居保護得那麽完好：200年時間居然沒有多少變化，與歌德在1775年從法蘭克福遷居魏瑪時的情景幾乎一樣。從歌德藏書來看，6000本藏書並不算多；但在當時那算是很多書了。她掃了一遍那些藏書，發現絕大多數都是學術著作。
她問布朗為什麽在現代沒有出現像歌德和席勒兩人那樣的友誼。
布朗說不好，隻說恐怕是因為時代的緣故。歌德和席勒畢竟生活在200年前，那個時代與當代相比，有很大區別。
梁曉秀對兩位大作家之間的友誼很興趣，他們在10年中，兩人通信達1000封，平均每年寫100封信。倘若沒有極深的友誼，他們不可能那麽密集地寫信，更不會堅持10年之久。
席勒在100多年前說出的名言——德國的偉大不在政治權利而在文化，在梁曉秀看來就是德國近代史的真實寫照。
布朗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都會發生變化：今日的德國不同與往日的德國。
梁曉秀說，不管人們的思想觀念有多大變化，但是一個民族本質的東西不會輕易消失。她在魏瑪參觀歌德和席勒的故居，她感覺到了文化的力量，感覺似乎快要觸摸到德國人的思想了。德國人是一個很獨特的民族，她感興趣的是德國人的創造力。
布朗說，德國的好地方很多，他們要接著往下看，下一站到德國最漂亮的城市德累斯頓遊覽。
在開往魏瑪的路上，布朗說他沒去過魏瑪，對那個地方不熟悉，恐怕沒法給梁曉秀講解魏瑪。梁曉秀說魏瑪是德國古典文化的心髒，她可以為他們講解魏瑪，講解歌德與席勒。
“你去過魏瑪，梁小姐？”布朗問道。
“我沒去過們魏瑪，但魏瑪在我心中一直占據著一個位置，那是因為歌德和席勒，他們倆是德國文化巨人，有世界性的影響。這次在魏瑪，我要感受魏瑪，看看德國偉人是怎樣影響德國的。”
布朗說，德國人對歌德和席勒很看重，把他們視為德國國寶。
米拉問梁曉秀她在法蘭克福時向布朗提出格林兄弟，讓他講解，她那是為什麽不提歌德和席勒的名字呢？
梁曉秀說由淺入深，她把比較艱難的問題留在後麵讓布朗迴答。
布朗說梁小姐的要求太高了，不過他將竭盡全力迴答她的問題。
梁曉秀說，她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對什麽事都要求嚴格。
魏瑪終於到了。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根本不像一個文化重鎮。魏瑪城位於德國圖林根州，人口隻有6.5萬。如果沒有歌德和席勒，這個小城根本不可能聞名世界。
梁曉秀十分喜歡魏瑪，覺得這個小巧玲瓏的城市至今仍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處處能感受到德國古典文學的魅力和意境。
她主動擔任了布朗和米拉的向導，給他們講解說，魏瑪是德國文學、藝術、音樂和曆史之都；這是因為它沾上了像歌德和席勒這樣偉大人物的榮光。
舉世公認，歌德和席勒是有世界性影響的德國偉大的文學家。他們兩人文學活動的聖地就是魏瑪城。1775年歌德從法蘭克福抵達魏瑪時，這座小城隻有6000人。那時的魏瑪是一座多麽安靜、多麽適合文學創作的城市呀！歌德在這裏居住了50多年，一直到去世。這個地方給了他安寧和力量，也給了他物質上的滿足，使他得以安心創作，抒發他的感情。
布朗和米拉都誇獎梁曉秀的講解非常好，具有文學色彩。
梁曉秀說，他們在法蘭克福參觀了歌德故居，但在那裏似乎感受不到歌德的力量和影響。歌德雖然出生在法拉克福，但他的文學活動主要發生在魏瑪，所以魏瑪才是他的故鄉。她對歌德的文學活動做過考察，唯一的遺憾是她還不能用德語講解魏瑪。
歌德故居是所有到魏瑪的訪客最感興趣的一個景點。
除了歌德故居外，在小小的魏瑪城還有24個博物館和紀念場所，其中14個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保護文物。正因此，魏瑪才凸顯了它的文化分量和曆史價值。
梁曉秀仔細觀看了歌德故居。解說員告訴她無論是歌德的工作間、圖書室，還是私人房間的物品，沒有任何東西有別於歌德所生活的年代。一切如舊：看起來好像房子的主人剛剛離開屋子。
她站在歌德的圖書室，也感覺歌德好像剛剛離開。
歌德的圖書室內有6000多本藏書，似乎每一本書上都有他翻閱過的手印。早在19世紀，歌德就被稱為歐洲最偉大的作家，其地位一直沒有改變。
歌德給梁曉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過歌德的一些作品，如今她本人就在歌德故居徘徊，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讀原版歌德的書籍。隻有讀懂了歌德，才能讀懂德國。既然德國人認為文化高於政治，那麽她就應該從文化入手解讀德國。戛納別墅地下室圖書室有藏書4萬冊，其中有8000多冊德文書，遠遠超過歌德當年的藏書，足夠她閱讀一生。
距離歌德住處不遠，是席勒的住所。
梁曉秀在這裏讀到一段文字：席勒在這裏創作了《威廉?退爾》等經典作品。席勒和歌德兩位大作家之間的友誼也促進了他們的創作。席勒敦促歌德完成了他畢生創作的偉大作品《浮士德》；而歌德促成了席勒戲劇在如今的德國國家劇院的演出。席勒在德國戲劇文學史上的地位如同莎士比亞士在英國戲劇文學史上地位。他的《華倫斯坦》被認為是德國戲劇文學最好的劇本。
席勒與歌德的友誼保持了10年，期間兩人來往的信件達1000封。席勒是德國文化、民族思想的先行者，也是世界聞名的大師級文學家。
她站在席勒住所內，仿佛在和席勒對話。
她還看到一段介紹席勒的文字，有德文、英文和法文三種文字。她看了法文說明文字。
1802年席勒寫道：“德國的偉大不在政治權利而在文化。”
席勒的這句話她讀了覺得不可思議，琢磨不透。她問布朗怎麽解釋這句話。布朗迴答不上，她便問解說員。
解說員說，席勒並非信口開河：德國文化早已滲透到德國人骨髓裏，在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處世哲學方麵都有所表露，而這種表露在許多情形之下是無意識的流露。而政治權力隨著政治家的沉浮而消失：人們並不記得德國有多少皇帝、國王、大臣、總統、總理，但卻記得席勒的名字。這就是文化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她問道：“那麽文化目前在德國的地位如何呢？”
解說員說：“地位很高。德國人非常重視文化，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她認為解說員的那句話說得非常好：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解說員還介紹說，1805年，席勒因病去世時還不滿46歲。臨終前他說，他整個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經曆是和歌德的交往而不是婚姻。
她問道：“席勒為什麽這樣說呢？”
解說員說：“因為他們的友誼使他們都獲益一生。年長席勒10歲的歌德比席勒多活了近30年。這兩位德國文學界的偉人給德國、給世界留下的文化遺產至今仍然照耀著德國的文化與藝術，成為德國人的驕傲與精神寄托；而他們那種誠摯的友誼又令人感動至深。”
她想：人生能有一大知己，的確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可誰是她的知己呢？至今她還沒有遇見一個知己。她認為她的知己早晚會出現，現在還不到火候。宋福祿雖然是她丈夫，但他們並沒有精神上的共同語言。
那位中年男性德國解說員非常認真，他看梁曉秀對席勒那麽感興趣，便告訴她每年有300-400萬遊客光顧魏瑪。數百萬遊客來魏瑪，是為了看歌德與席勒，兩位偉人雖然早已謝世，但是他們的精神還在，他們的文化遺產還在。在德國其他城市人們看不到如此密集的博物館，也不能感受到魏瑪這樣隨處可以唿吸到的那麽多曆史和文化氣息。遊客們徘徊在魏瑪的大街小巷中，感受德國的古典主義，感受這裏的天才和精神。
梁曉秀與解說員有同感：倘若沒有歌德和席勒，魏瑪永遠不可能成為那個時代的精神之都；倘若沒有歌德和席勒，今日的德國也就沒有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文化資本了。
解說員說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德國旅遊官員認為，文化和旅遊的結合是未來旅遊發展不變的前景。
魏瑪給梁曉秀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她認為德國自歌德和席勒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象他們那樣偉大的文學藝術家。這是時代的原因。在當代，德國沒有出現大文豪、大詩人，德國的土壤似乎也不適應大文豪生存。
她認為，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古典文學勝過當代文學。
他們在魏瑪小城住了二天，梁曉秀有時獨自一人在清晨走出旅館的房間，到街道上散步。她喜歡這種安靜祥和的氣氛，喜歡魏瑪的寧靜。
歌德和席勒的兩個故居，她參觀了三遍，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她一直思考著一個問題：為什麽在德國出現歌德和席勒那樣的人物，而不是在其他國家呢？她認為歌德和席勒的文學成就高於法國文學大師的成就，歌德和席勒不僅是大文豪，還是偉大的學者。
魏瑪人口當初隻有6000人，但歌德卻能在這裏居住半個多世紀，這說明魏瑪對歌德有極大的吸引力，最終成就了他的偉業。
梁曉秀感歎歌德故居保護得那麽完好：200年時間居然沒有多少變化，與歌德在1775年從法蘭克福遷居魏瑪時的情景幾乎一樣。從歌德藏書來看，6000本藏書並不算多；但在當時那算是很多書了。她掃了一遍那些藏書，發現絕大多數都是學術著作。
她問布朗為什麽在現代沒有出現像歌德和席勒兩人那樣的友誼。
布朗說不好，隻說恐怕是因為時代的緣故。歌德和席勒畢竟生活在200年前，那個時代與當代相比，有很大區別。
梁曉秀對兩位大作家之間的友誼很興趣，他們在10年中，兩人通信達1000封，平均每年寫100封信。倘若沒有極深的友誼，他們不可能那麽密集地寫信，更不會堅持10年之久。
席勒在100多年前說出的名言——德國的偉大不在政治權利而在文化，在梁曉秀看來就是德國近代史的真實寫照。
布朗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都會發生變化：今日的德國不同與往日的德國。
梁曉秀說，不管人們的思想觀念有多大變化，但是一個民族本質的東西不會輕易消失。她在魏瑪參觀歌德和席勒的故居，她感覺到了文化的力量，感覺似乎快要觸摸到德國人的思想了。德國人是一個很獨特的民族，她感興趣的是德國人的創造力。
布朗說，德國的好地方很多，他們要接著往下看，下一站到德國最漂亮的城市德累斯頓遊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