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到底傻不傻?這個問題宋福祿和梁曉秀討論、爭論了半年,但還是沒有結果。起初,梁曉秀認為老外就是傻,宋福祿則認為老外根本不傻;後來宋福祿認為老外確實傻,而梁曉秀又認為老外挺賊。


    那天晚上他們賣完卷餅迴到住處後,又聊起了老外的話題。


    梁曉秀說,她來法國7個月,幾乎每天都在琢磨老外,有時覺得把老外搞明白了,有時又覺得要想把老外搞清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老外的思維方式和中國人不同,他們究竟在想什麽,她總也琢磨不透。


    宋福祿說,他雖然來法國已經8年多了,但接觸老外,和老外打交道,還是梁曉秀來法國後才開始的。他發現隻要把老外調教好,和老外打交道還是比較簡單,畢竟老外的鬼心眼子不算多。


    他以穆爾和妮娜為例,分析一般老外的性格特點。


    他們剛到咖啡館賣卷餅時,妮娜對他們趾高氣揚,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勢,好像她就是法國女王似的。可是後來,當梁曉秀展示她的畫作後,妮娜對他們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把他們當做有文化的人看待,尤其對梁曉秀既客氣又尊重。再後來,妮娜賣卷餅見到利後,她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把梁曉秀和宋福祿視為老板,對他們言聽計從。


    宋福祿說:“在妮娜身上有一般法國人的很多特點:莫名其妙的高傲、看不起窮人、自以為是,等等;但是你一旦降服她,她就會變得溫順、聽話、老實。一物降一物,我看,妮娜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完全是你調教的結果。”


    梁曉秀說:“其實說白了,還是經濟利益起到了關鍵作用;沒有利益驅動,她哪能轉變態度,對我們以禮相待呢?同樣的道理,她兒子穆爾發現賣卷餅能賺到錢,於是就拚命幫他們賣卷餅,最終賣出了200份卷餅。她從妮娜和穆爾身上看到一種現象:老外服膺強者。”


    他們的話題自然轉到做生意上。


    梁曉秀認為妮娜母子根本不懂做生意,他們守著咖啡館,一個月隻賺1500歐元;要是讓她經營咖啡館,一個月至少可以賺到5000歐元。她由此想到一個問題:一根筋。老外大多是一根筋,他們做事不善於聯想,總是圍繞一件事轉悠。


    宋福祿說,要論動腦子,老外確實不是中國人的對手。畫家索阿讓號稱是法國美術界的權威,但卻被梁曉秀反駁得啞口無言。一個美術大教授居然辯論不過一個隻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業餘美術愛好者。由此可見,老外的大腦有問題,還不夠發達,還沒有完全開化。


    梁曉秀以古董商菲迪為例,說老外確實不是中國人的對手。菲迪在業內被稱為高手、大腕,可是在宋福祿麵前他卻無計可施,被宋福祿數落得象落湯雞似的。宋福祿的文化水平更低,他隻讀到小學六年級。他對美術一無所知,隻是聽到別人談論美術,他就活學活用,用在了古董商身上,收到了絕佳的效果。


    梁曉秀高興地說:“福祿,古董商是我見過的最有心眼的法國佬,可是我發現他在你麵前卻像小學生一樣幼稚,他的話跟不上趟,他的想法更跟不上你的想法。那天晚上他被你訓得都快氣瘋了。”


    “那老家夥總和我鬥心眼,那我就隻好奉陪了。他和我說美術的事,我就和他說生意的事;他和我說買畫的事,我和他說美術的事。我就是要死纏爛打,把他折磨得無可奈何。你看他最後老實了吧?屁都放不出來了!”


    他們生活在法國,免不得要和老外打交道,所以研究老外成了他們的一項重要課題。


    他們一致認為,老外不會過日子。老外的基本特點是:好吃懶做,掙了錢就知道亂花,整天想著吃喝玩樂,根本不懂怎麽過日子。中國人都知道勤儉持家的道理,掙了錢要存上;而老外似乎不懂不存錢,他們過一天是一天,得過且過。


    他們還認為,老外沒有開化,怨不得頭發都是黃色的,眼睛是藍色的。他們身上的毛病很多,其中有一個致命缺點:他們把結婚當兒戲,說離婚就離婚,根本就沒有家庭責任感。他們的個人作風不嚴肅,即使結婚後,還會和原來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聯係甚至保持不正當男女關係。總之,他們對婚姻看得不像中國人那麽重。中國人接受不了老外的那種婚姻觀。


    宋福祿話趕話,又提到了梁曉秀剛來時和她說過的話:他們的孩子一定不能和老外通婚。


    梁曉秀便想:我們還沒同房呢,哪來的孩子呀?但她對宋福祿的話題非常感興趣,順著他的話說,他們的兒子決不能娶老外媳婦;他們女兒絕不能嫁老外。他們要從小就給孩子們灌輸這個思想。


    她說話那口氣,好像他們已經有了孩子似的。


    她說:“老外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中國人不同。老外的教育方法象放羊式的,放到草地上就不管了。他們將來有了孩子,從小就得把孩子教育好,讓他們知道尊老愛幼,懂得知恩圖報,學會勤儉持家。”


    不知不覺,他們幾乎無意識地開始談論生兒育女的話題了——那是梁曉秀最感興趣的話題。她問宋福祿他想要幾個孩子,宋福祿隨口就說越多越好。


    “你這是什麽話,越多越好?那我也不能沒完沒了地生吧?”


    “我隻是那麽一說,反正我們至少得要六個孩子。發過這個國家勞動力特別貴,我們有了六個孩子,就等於有了六個勞動力;六個勞動力在法國可成氣候了。”


    “那你想要幾個男孩,幾個女孩?”


    “最理想的是:三個男孩,三個女孩。原來我總認為女孩不如男孩好,自從你來法國後,我改變了想法:女孩至少和男孩一樣好。”


    “為什麽呢?”梁曉秀故意問。


    “這還用問?你比我強,沒有你,我現在肯定還在我堂叔的餐館當大廚呢,一個月也就掙1500歐元。你說,我還能幹什麽?”


    “話也不能那麽說,其實你非常能幹,也會賺大錢。”


    宋福祿調侃道:“那還不是你調教的結果?你不僅調教了老外,你還調教挑了我。”


    “我哪調教了你,我隻是點撥了你,激發了你的幹勁和才智。其實,我在你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你是男人,是我丈夫,我將來還得依靠你呢。你以為我膽大,那是因為有你在我身邊的緣故啊。”


    宋福祿聽了梁曉秀的話很受益,也很感動。梁曉秀總是那麽尊敬他,維護他家庭主人的地位,從不居功自傲,她是多麽好的媳婦呀。有這樣好的媳婦,他們夫婦二人不僅要在法國繼續兒育女,紮下根來,他們還要把生意做得紅紅火火,打下豐厚的家業。


    在梁曉秀的鼓勵下,宋福祿對未來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他那天晚上製定一個宏偉計劃:至少攢下百萬家私。


    在那個年代,百萬富翁在法國還不多,一般家庭每年最多隻能存下幾千歐元。古董商算是有錢人,但家產也不到一百萬。一百萬歐元對許多法國人來說就是天文數字,連想都不敢想。


    宋福祿卻想到了。他又迴到了老外的話題,說:“他們能發家致富完全在於老外的傻;老外要是不傻,他們在法國隻能喝西北風了。”


    梁曉秀覺得宋福祿說得非常有道理。假設她在老家賣卷餅,誰會買她的卷餅?她別說一天象在法國這樣掙一千歐元,就是掙十元人民幣都費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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