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秀和宋福祿拿著店主寫的那張紙來到啤酒商街，那家法國餐館剛開門，他們走了進去，法國服務生還以為他們是那天中午的第一批客人呢，熱情地招唿他們坐下。
梁曉秀說，他們不是來吃飯的，他們要找艾福爾先生談事，讓服務生給通報一聲。她又和宋福祿說，一會兒他給他們當翻譯。她現在成了主心骨，事事都由她出麵辦理。
過一會兒，服務生把他們又領進了餐館老板艾福爾的辦公室。艾福爾看著他們皺起了眉頭，這兩個中國人怎麽又來了呢？他們可真夠磨嘰的，沒完沒了地纏著他，好像他是他們的雇主似的。
梁曉秀走上前，把店主寫的那張紙遞給艾福爾，說：“艾福爾先生，請您看看這種紙，是那家店主寫給您的。”她心想，不管你多煩，我都要找你；我不找你，我找誰呀。
艾福爾接過那張紙看了一會兒，然後問道：“你們知道這張紙上寫的什麽內容嗎？”
“不知道，”宋福祿說，“我沒看懂。”
“那個店主讓我給你們做擔保人，”艾福爾皺著眉頭說，“你們知道什麽叫擔保人嗎？”他認為他們就不應該來找他，他怎麽可能給他們作擔保人呢？
“我們不知道，”梁曉秀說，“請您先給我們說說那張紙上寫的內容好嗎？”
艾福爾便給他們解釋了店主寫的那張紙上的內容。
他們如果想以2萬歐元和店主簽約，他們必須首先滿足店主的一個條件：由艾福爾先生做他們的擔保人。具體條件如下：第一，他們必須簽三年的租房合同；第二，第一年的租金為2萬歐元，第二年的租金為3萬歐元，第三年的租金為4萬歐元，總計9萬歐元，平均年租金為3萬歐元。
“你們聽懂了嗎？”艾福爾問。
“聽懂了，”梁曉秀說，“店主的意思是收3萬歐元的年租金，隻是晚收兩年。看來，店主非得要3萬歐元的租金了，好，我們同意他的條件。”她認為要想租下那家店鋪，隻好那樣做了。
艾福爾笑了，說：“小姐，你同意；但我可沒說同意呀。坦率地說，我不能給你們當擔保人。”
“您為什麽不能給我們當擔保人呢，艾福爾先生？”梁曉秀急著問道，好像她和人家有多深的交情似的。
“我為什麽要給你們當擔保人呢？”老外反問道，“作擔保人是有風險的。店主還有一個限製擔保人的附加條件，我說給你們聽。我作為擔保人，我必須承擔我應有的責任。比如說第二年，如果你們交不起3萬歐元的租金，我就得幫你們補齊；第三年你們若交不起4萬歐元的租金，我還得幫你們補齊。你們說，我憑什麽做你們的擔保人呢？我為什麽要冒這個風險呢？這意味著我無緣無故要損失一筆錢。這迴你們清楚了吧？”
艾福爾聳聳肩膀，作出要送客的樣子。他心想，這兩個中國人真是太怪了，居然想讓他作擔保人，他可不會給他們做什麽擔保人。
梁曉秀聽明白了，店主把風險都轉嫁到艾福爾先生身上了。他們一旦交不起房租，店主就和艾福爾先生要錢。艾福爾先生當然不會給他們交房租了。她必須說服艾福爾，那個風險是不存在的。艾福爾隻是做名義上的擔保人，但實際上不承擔任何責任。
她不甘心地說：“艾福爾先生，我聽明白了：店主要把風險轉嫁到您身上，所以您有理由不同意給我們作擔保人。但我想說的是：這種風險隻是表麵現象，其實並不存在。換句話說，我們開店沒有人任何風險。退一萬步說，即使有什麽風險，我們也不會讓您承擔任何風險，這樣您就放心了吧？”
她這麽一說，老外反而糊塗了。梁曉秀為什麽說不存在風險呢？為什麽又說不讓他承擔風險呢？那他作擔保人還有什麽意義？他認為梁曉秀還是沒聽明白店主的意思，便又解釋了一遍店主的原話以及擔保人必須承擔的責任。
梁曉秀說：“艾福爾先生，店主的意思我明白，擔保人承擔的責任我也明白；但我說的話，您沒聽明白。我再說一遍我的意思。”
艾福爾靜靜地聽著梁曉秀說她的意思，感覺她像一個思辨家。
她說：“所謂擔保，在我們看來，不過是一個表麵的沒有實質內容的東西。您好心給我們作擔保人，我們哪能把責任推到您身上呢？我們不是那種人！店主以為把風險轉嫁到您頭上了，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風險！我們要開的快餐店，宋氏快餐店以及我們要經營的宋代卷餅，能有什麽風險呢？不但沒有風險，而且還有很好的經濟效益。沒有風險，哪來的轉嫁一說呢？艾福爾先生，您就放心給我們作擔保人吧，那隻是一種形式而已。”
艾福爾認為梁曉秀太自信了，於是說：“小姐，開店是有風險的，做任何生意都是有一定風險的，這是商業活動的通則。你怎麽就能肯定，你開的快餐店就一定能成功呢？你難道一點也沒想到風險嗎？”
“我當然敢肯定了。我們要經營的宋代卷餅可不是一般的快餐，它有上千年曆史，是用祖傳秘方製作的。這樣一種精美的食品上市，顧客肯定會喜歡，說不定還供不應求呢。這就是沒有風險的原因，這就是我的信心所在。”她說的那麽自信那麽從容，好像已經穩操勝券了。
這迴老外不說話了，他倒不是無話可說，也不是同意做擔保人，他隻是覺得中國人的思維和法國人的思維太不一樣了，簡直像兩個星球上不同種族。
他在想：中國人怎麽會有這種古怪的思維方式呢？
梁曉秀說，他們不是來吃飯的，他們要找艾福爾先生談事，讓服務生給通報一聲。她又和宋福祿說，一會兒他給他們當翻譯。她現在成了主心骨，事事都由她出麵辦理。
過一會兒，服務生把他們又領進了餐館老板艾福爾的辦公室。艾福爾看著他們皺起了眉頭，這兩個中國人怎麽又來了呢？他們可真夠磨嘰的，沒完沒了地纏著他，好像他是他們的雇主似的。
梁曉秀走上前，把店主寫的那張紙遞給艾福爾，說：“艾福爾先生，請您看看這種紙，是那家店主寫給您的。”她心想，不管你多煩，我都要找你；我不找你，我找誰呀。
艾福爾接過那張紙看了一會兒，然後問道：“你們知道這張紙上寫的什麽內容嗎？”
“不知道，”宋福祿說，“我沒看懂。”
“那個店主讓我給你們做擔保人，”艾福爾皺著眉頭說，“你們知道什麽叫擔保人嗎？”他認為他們就不應該來找他，他怎麽可能給他們作擔保人呢？
“我們不知道，”梁曉秀說，“請您先給我們說說那張紙上寫的內容好嗎？”
艾福爾便給他們解釋了店主寫的那張紙上的內容。
他們如果想以2萬歐元和店主簽約，他們必須首先滿足店主的一個條件：由艾福爾先生做他們的擔保人。具體條件如下：第一，他們必須簽三年的租房合同；第二，第一年的租金為2萬歐元，第二年的租金為3萬歐元，第三年的租金為4萬歐元，總計9萬歐元，平均年租金為3萬歐元。
“你們聽懂了嗎？”艾福爾問。
“聽懂了，”梁曉秀說，“店主的意思是收3萬歐元的年租金，隻是晚收兩年。看來，店主非得要3萬歐元的租金了，好，我們同意他的條件。”她認為要想租下那家店鋪，隻好那樣做了。
艾福爾笑了，說：“小姐，你同意；但我可沒說同意呀。坦率地說，我不能給你們當擔保人。”
“您為什麽不能給我們當擔保人呢，艾福爾先生？”梁曉秀急著問道，好像她和人家有多深的交情似的。
“我為什麽要給你們當擔保人呢？”老外反問道，“作擔保人是有風險的。店主還有一個限製擔保人的附加條件，我說給你們聽。我作為擔保人，我必須承擔我應有的責任。比如說第二年，如果你們交不起3萬歐元的租金，我就得幫你們補齊；第三年你們若交不起4萬歐元的租金，我還得幫你們補齊。你們說，我憑什麽做你們的擔保人呢？我為什麽要冒這個風險呢？這意味著我無緣無故要損失一筆錢。這迴你們清楚了吧？”
艾福爾聳聳肩膀，作出要送客的樣子。他心想，這兩個中國人真是太怪了，居然想讓他作擔保人，他可不會給他們做什麽擔保人。
梁曉秀聽明白了，店主把風險都轉嫁到艾福爾先生身上了。他們一旦交不起房租，店主就和艾福爾先生要錢。艾福爾先生當然不會給他們交房租了。她必須說服艾福爾，那個風險是不存在的。艾福爾隻是做名義上的擔保人，但實際上不承擔任何責任。
她不甘心地說：“艾福爾先生，我聽明白了：店主要把風險轉嫁到您身上，所以您有理由不同意給我們作擔保人。但我想說的是：這種風險隻是表麵現象，其實並不存在。換句話說，我們開店沒有人任何風險。退一萬步說，即使有什麽風險，我們也不會讓您承擔任何風險，這樣您就放心了吧？”
她這麽一說，老外反而糊塗了。梁曉秀為什麽說不存在風險呢？為什麽又說不讓他承擔風險呢？那他作擔保人還有什麽意義？他認為梁曉秀還是沒聽明白店主的意思，便又解釋了一遍店主的原話以及擔保人必須承擔的責任。
梁曉秀說：“艾福爾先生，店主的意思我明白，擔保人承擔的責任我也明白；但我說的話，您沒聽明白。我再說一遍我的意思。”
艾福爾靜靜地聽著梁曉秀說她的意思，感覺她像一個思辨家。
她說：“所謂擔保，在我們看來，不過是一個表麵的沒有實質內容的東西。您好心給我們作擔保人，我們哪能把責任推到您身上呢？我們不是那種人！店主以為把風險轉嫁到您頭上了，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風險！我們要開的快餐店，宋氏快餐店以及我們要經營的宋代卷餅，能有什麽風險呢？不但沒有風險，而且還有很好的經濟效益。沒有風險，哪來的轉嫁一說呢？艾福爾先生，您就放心給我們作擔保人吧，那隻是一種形式而已。”
艾福爾認為梁曉秀太自信了，於是說：“小姐，開店是有風險的，做任何生意都是有一定風險的，這是商業活動的通則。你怎麽就能肯定，你開的快餐店就一定能成功呢？你難道一點也沒想到風險嗎？”
“我當然敢肯定了。我們要經營的宋代卷餅可不是一般的快餐，它有上千年曆史，是用祖傳秘方製作的。這樣一種精美的食品上市，顧客肯定會喜歡，說不定還供不應求呢。這就是沒有風險的原因，這就是我的信心所在。”她說的那麽自信那麽從容，好像已經穩操勝券了。
這迴老外不說話了，他倒不是無話可說，也不是同意做擔保人，他隻是覺得中國人的思維和法國人的思維太不一樣了，簡直像兩個星球上不同種族。
他在想：中國人怎麽會有這種古怪的思維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