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啟二年開始建立師範學堂後，前期是一年就畢業，朱由校想等到教師基本上滿足後再實行兩年的學製。但一直到天啟八年，依然是一年學製，因為根本就沒有教師滿足的時候。
天啟四年，在南直隸開辦了南京師範學堂，在四川開辦了成都師範學堂。天啟五年，在陝西開辦了西安師範學堂，在湖廣開辦了長沙師範學堂。天啟六年，在廣東開辦了廣州師範學堂，在福建開辦了泉州師範學堂，在山東開辦了臨清師範學堂。天啟七年，山西開辦了太原師範學堂，河南開辦了洛陽師範學堂。
天啟三年畢業的那一屆學生，在分配到各處學堂後，很多人都在天啟四年被朝廷重新召迴，然後再派到了各地的師範學堂擔任教師。在師範教育中，對民族的認同感教育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官話的學習了。所有的師範生必須說得一口流利的官話，當然是北京官話而不是鳳陽官話。而且要求在任教時必須用官話教學，使學生至少要能聽懂官話。
天啟七年九月，朝廷將教育這一塊從禮部劃拉出來，正式成立了教育部，部長便是原京師大學堂師範學堂的副校長楊鶴。這人打仗不大行，但是抓教育確實是一把好手。各地師範學堂的建設和人員配置基本上是他負責的，事後無論是廠衛還是廉政公署，都稱讚其“賬目清楚明白，無一毫錯處。任用均以才德論，無有一例徇私。”
朱由校已經命令翰林院在聽取各方意見後製定了《教育法》，《教育法》規定，每年的教育經費，均由戶部按一年的稅收總額按比例撥款。天啟八年到二十年為每年稅收總額的一成，然後再根據情況來決定是增加還是減少。
這個撥款數額已經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因為全國的小學堂本來就不多，中學堂更是隻有十來所，所以大量的錢便被用來興修學堂。朱由校對楊鶴的要求是五年之內，各個布政司至少要有一所師範學堂，北京和南京要有兩所。每個鄉必須保證要有一所小學堂，每個縣要保證有一所中學堂。
《教育法》規定，所有年齡六歲到十五歲的大明男子或女子，均可以免費在國立小學堂學習兩年，如成績優異，則可以繼續免費在國立中學堂學習兩年。而其中成績優異者，則可推薦入京師大學堂或各省師範學堂學習。
這個成績優異，隻能是按考試成績。所有弄虛作假的學生將永遠被免除進入大明學堂的機會，並且追繳前麵免費學習階段學費的十倍，而參與作假的教師則永遠開除教師資格並入獄十年。
《教育法》對教師和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裏麵有繁多的教師師德規範，象不得收受學生及家長禮物，象不得擊打學生臀部及手掌以外的部位或導致其受傷，象不得對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或者利用教師身份獲得任何好處……教師隻要有違反師德規範的行為都會被永遠取消教師資格，並且會根據情況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
每個學堂都會邀請地方的開明士紳及有威望的人士組成學堂董事會，董事沒有薪資，權力卻極大，專門負責監督學堂的各項行為，能夠對上級教育機構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有這樣一個機構對學堂進行監督，應該可以使教學環境更加純淨，教師也不敢有太多出格的行為。
而學生中凡屬有忤逆教師管教行為的，無論是言語還是行動，都會被永遠開除學生資格，並記錄在案，不得參與大學堂的入學考試及科舉考試。欺壓同學的行為也會被直接開除，若是年滿十二歲，則會被送入遼東農場進行一年的勞動改造。
朱由校看到這個《教育法》草稿的時候，覺得對學生要求實在太嚴格了。覺得應該給學生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卻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對。葉向高認為，一個教師愛學生，學生愛老師的學堂，才能培育出真正對大明有用的人才。一個學生如果對教師都忤逆，對同學都期壓，那這個學生根本就不配讀聖賢書。
朱由校喃喃地說道：“難道我們不應該讓學生快樂地學習嗎？這樣的學校不會壓抑他們的天性嗎？”
葉向高笑道：“陛下，學習本來是掌握技能的過程，也許有些人在學習中是快樂的，但那應該隻有極少數，在這殿中的我想應該不多。白首窮經通秘義，這讀書之事，本來便是苦事，何來快樂之言。”
朱由校不死心地說道：“日後我們在全國各地都建立了足夠多的學堂，所有的學生都會進入小學堂，中學堂裏學習。總有些人是不願意學習的，那時怎麽辦呢？”
葉向高道：“要到這一天，不知還要多少年，老臣是看不到的了。隻是老臣覺得，小學堂便是掌握基本的書寫和算術方法的，這當然最後要讓所有人都懂才行。但中學是為大學選拔人才的，為什麽要所有人都進中學堂學習呢？有些人天性便不愛讀書，那我們讓他們懂得民族大義，知道要愛華夏，愛大明，愛陛下便可，會寫自己的名字，會看看書報便可，簡單地算數記賬，不會受到商人欺負便可，何必要學那麽深呢？對他們又有什麽好處呢？”
朱由校道：“可是到了那個時候，你即使是種田，還是做什麽事都要一定的技能，而中學堂便是學習其原理的時候，不學又如何能夠在這世上立足呢？”
徐光啟上前道：“陛下，掌握某項技能，並不一定需要知道原理的。象我們的鋼廠，那工人隻需要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如何做就行了，而煉鋼的原理要知道做什麽呢？小學堂學習之後，便可以在鋼廠先實習一段時間，然後就懂得了流程，自然就成為了一個合格的鋼廠工人了。”
天啟四年，在南直隸開辦了南京師範學堂，在四川開辦了成都師範學堂。天啟五年，在陝西開辦了西安師範學堂，在湖廣開辦了長沙師範學堂。天啟六年，在廣東開辦了廣州師範學堂，在福建開辦了泉州師範學堂，在山東開辦了臨清師範學堂。天啟七年，山西開辦了太原師範學堂，河南開辦了洛陽師範學堂。
天啟三年畢業的那一屆學生，在分配到各處學堂後，很多人都在天啟四年被朝廷重新召迴，然後再派到了各地的師範學堂擔任教師。在師範教育中，對民族的認同感教育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官話的學習了。所有的師範生必須說得一口流利的官話，當然是北京官話而不是鳳陽官話。而且要求在任教時必須用官話教學，使學生至少要能聽懂官話。
天啟七年九月，朝廷將教育這一塊從禮部劃拉出來，正式成立了教育部，部長便是原京師大學堂師範學堂的副校長楊鶴。這人打仗不大行，但是抓教育確實是一把好手。各地師範學堂的建設和人員配置基本上是他負責的，事後無論是廠衛還是廉政公署，都稱讚其“賬目清楚明白，無一毫錯處。任用均以才德論，無有一例徇私。”
朱由校已經命令翰林院在聽取各方意見後製定了《教育法》，《教育法》規定，每年的教育經費，均由戶部按一年的稅收總額按比例撥款。天啟八年到二十年為每年稅收總額的一成，然後再根據情況來決定是增加還是減少。
這個撥款數額已經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因為全國的小學堂本來就不多，中學堂更是隻有十來所，所以大量的錢便被用來興修學堂。朱由校對楊鶴的要求是五年之內，各個布政司至少要有一所師範學堂，北京和南京要有兩所。每個鄉必須保證要有一所小學堂，每個縣要保證有一所中學堂。
《教育法》規定，所有年齡六歲到十五歲的大明男子或女子，均可以免費在國立小學堂學習兩年，如成績優異，則可以繼續免費在國立中學堂學習兩年。而其中成績優異者，則可推薦入京師大學堂或各省師範學堂學習。
這個成績優異，隻能是按考試成績。所有弄虛作假的學生將永遠被免除進入大明學堂的機會，並且追繳前麵免費學習階段學費的十倍，而參與作假的教師則永遠開除教師資格並入獄十年。
《教育法》對教師和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裏麵有繁多的教師師德規範，象不得收受學生及家長禮物，象不得擊打學生臀部及手掌以外的部位或導致其受傷，象不得對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或者利用教師身份獲得任何好處……教師隻要有違反師德規範的行為都會被永遠取消教師資格，並且會根據情況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
每個學堂都會邀請地方的開明士紳及有威望的人士組成學堂董事會，董事沒有薪資，權力卻極大，專門負責監督學堂的各項行為，能夠對上級教育機構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有這樣一個機構對學堂進行監督，應該可以使教學環境更加純淨，教師也不敢有太多出格的行為。
而學生中凡屬有忤逆教師管教行為的，無論是言語還是行動，都會被永遠開除學生資格，並記錄在案，不得參與大學堂的入學考試及科舉考試。欺壓同學的行為也會被直接開除，若是年滿十二歲，則會被送入遼東農場進行一年的勞動改造。
朱由校看到這個《教育法》草稿的時候，覺得對學生要求實在太嚴格了。覺得應該給學生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卻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對。葉向高認為，一個教師愛學生，學生愛老師的學堂，才能培育出真正對大明有用的人才。一個學生如果對教師都忤逆，對同學都期壓，那這個學生根本就不配讀聖賢書。
朱由校喃喃地說道：“難道我們不應該讓學生快樂地學習嗎？這樣的學校不會壓抑他們的天性嗎？”
葉向高笑道：“陛下，學習本來是掌握技能的過程，也許有些人在學習中是快樂的，但那應該隻有極少數，在這殿中的我想應該不多。白首窮經通秘義，這讀書之事，本來便是苦事，何來快樂之言。”
朱由校不死心地說道：“日後我們在全國各地都建立了足夠多的學堂，所有的學生都會進入小學堂，中學堂裏學習。總有些人是不願意學習的，那時怎麽辦呢？”
葉向高道：“要到這一天，不知還要多少年，老臣是看不到的了。隻是老臣覺得，小學堂便是掌握基本的書寫和算術方法的，這當然最後要讓所有人都懂才行。但中學是為大學選拔人才的，為什麽要所有人都進中學堂學習呢？有些人天性便不愛讀書，那我們讓他們懂得民族大義，知道要愛華夏，愛大明，愛陛下便可，會寫自己的名字，會看看書報便可，簡單地算數記賬，不會受到商人欺負便可，何必要學那麽深呢？對他們又有什麽好處呢？”
朱由校道：“可是到了那個時候，你即使是種田，還是做什麽事都要一定的技能，而中學堂便是學習其原理的時候，不學又如何能夠在這世上立足呢？”
徐光啟上前道：“陛下，掌握某項技能，並不一定需要知道原理的。象我們的鋼廠，那工人隻需要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如何做就行了，而煉鋼的原理要知道做什麽呢？小學堂學習之後，便可以在鋼廠先實習一段時間，然後就懂得了流程，自然就成為了一個合格的鋼廠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