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元旦前的一個下午。
秋高氣爽，風靜雲稀。嶺塘大隊翻身樓屋後花園的草地上，有三十多個青年男女正席地而坐。他們在靜靜的聽著大隊團支書閱讀報紙上關於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篇文章：
“當前，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全國各地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主席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主要表現在九個方麵：
（1）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總是企圖複辟，伺機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複，打擊貧農、下中農。（2）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千方百計地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有些社隊的領導權落在他們的手裏……”
參加會議的是全大隊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這是解放以來村裏第一次召開這樣的會議。最近，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農村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行點麵結合，全麵部署，分期分批有步驟地推行。石陂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大隊已經開展了運動，嶺塘大隊是第二批。按照上級的指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發至全國農村每個黨支部，要向全體農民宣讀。嶺塘大隊部已經召開了貧下中農大會，由大隊長向社員宣讀；地富反壞分子及他們的子女沒有資格來參加貧下中農的會議，就召開地富反壞家庭的子女會議，由他們學習了後迴去向家庭傳達。這個會議由民兵營長主持召開。讀完了報紙和文件後，他作了兩點指示：第一，要教育好自己的父母。隻許地富反壞分子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第二，希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要在勞動中好好的改造自己，爭取好的表現。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當前，為了使運動能更好地進行，保證社隊的領導權在貧下中農的手裏，大隊決定，凡是在生產隊做出納保管或記分員和會計的非貧下中農子女，都要把有關帳目交出來，由生產隊另外派人接替工作。
嶺塘大隊有三十多個在鄉的地富反壞家庭的子女。他們大都是近幾年來由於家庭成分的關係不能升上高一級學校讀書的青年。由於有點文化，又比較怕事而老實，所以，社員們都喜歡信任他們，有幾個被選為生產隊的記分員或會計員或保管員。翻身樓生產隊的周順年的大兒子周誌民最近就擔負著生產隊的保管員工作。他工作十分的負責任，糧食收多少，分多少，公餘糧多少，“三超糧”多少，都有一本詳細的帳目，早晚兩造公布，貼在生產隊的公布欄上。他和幾個當了記分員、會計員和保管員的非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因為算盤熟，數字準，又算得快，寫得好，還經常抽調到大隊幫助搞年終結算。幾個青年喜歡讀書看報，關心國家大事和政策法令，便成了好朋友。散會後，大家議論起來：
“黨的政策哪一條說了工商業的家庭成分也是地富反壞的啊？”他不解地問。
“反正不是貧下中農！”有人說。
“不是貧下中農就是階級敵人？毛主席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群眾嘛！”他仍然不服氣地說。
“民兵營長文化低，在理解政策上難免有差錯哩！”又一個道。
“黨的政策可以“難免差錯”的麽？”有人氣憤的問。
“誰個跟你講政策呀，我看這是政治需要！”另一個頗有體會的說。
“危險，‘有些社隊的領導權落在他們的手裏’莫不就是指的我們吧？時代進步了，由於階級鬥爭的需要，剝削階級的子女也可以當成剝削階級啦！”有人驚歎。
“唉，處在低簷下，不得不低頭。誰叫我們不是生在貧下中農的家庭呢！”有人歎氣。
原來，地富子女要把所負責的生產隊的帳目交出來，並且今後不要擔任生產隊幹部的工作，這一個措施確是嶺塘大隊的決定。在學習“前十條”的時候，大隊民兵營長劉古泉主張先把地富子女做的帳清一清。他說可以認為地富子女就是地富分子的代理人，文件雖然沒有直接指出，但也能體會出這個意思來。大隊長鍾義浩不同意這個看法，但書記易天華卻認為這個看法有道理，現在思想不能右傾，抓階級鬥爭就錯不了。於是，便同意了這個意見，並把它當作決定，由劉古泉去貫徹執行。
兩天後，地富子女中，有五個會計帳，三個保管帳就交到大隊部去了。但周誌民的保管帳卻沒有交上去。因為他認為，這保管員是社員選他當的，況且，他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不能把地主富農的繩子亂套到脖子上去。
“你當保管員有金子執咩，趕快把帳目交出去！”父親周順年對他說。
“報紙上講，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我們小民百姓，他們在轉移方向嘛。”周誌民辯說道。
“你理他整誰？今天整這個，明天整那個。五七年時，說是幫助黨整風，卻整出了不是黨員的幾十萬右派分子來；現在說是整當權派，說不定有一天屙尿轉風，又射到我們的頭上。我們要少說為佳，你別惹是非了！”父親心事沉重的說道。
周誌民不再說話了。自高中畢業以後，他就迴農村來了。他不明白，對於剝削階級家庭來說，為什麽土改時候劃了一次的家庭成分，一直就像陰魂一樣籠罩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不能抬頭做人。他的家庭成分雖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還算不上資本家。父親僅是與人合股做生意的工商業者，在舊社會充其量還是個求溫飽的小商人。但在農村，這種工商業的家庭就是貧下中農的另類。而且，他的家庭往往還與工商業地主成分的堂伯父周伯年連在一起。聽人說，他考大學的時候，學校派人到大隊來了解考生情況，做考生的政治鑒定，生產隊長易淩勝就把他的家庭情況說得很壞。說他的父親解放前與周伯年一起做的是大生意，但土改時隱瞞了資產；同時，又說父親解放後的表現很差，被遣散迴農村勞動改造，等等。這些情況，是一個曾經在高中學校小賣部賣貨的職員的弟弟後來告訴他知道的。這個職員名叫李廣真，因為他是黨員，是學校的工人階級，所以也參加寫畢業生鑒定的農村調查工作。後來他調到工商局去了，當了一名幹部。李廣真的弟弟曾經是周誌民很要好的同學。就這樣，在階級鬥爭的觀念日趨尖銳的時候，他雖然在學校成績很好，並且，還是負責學習的班幹部，可是，由於政治鑒定不好，卻上不了大學。一種人，為什麽要去陷害並且能夠去陷害另一種人呢？社會為什麽又要提供這種陷害的條件和保證呢？難道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需要的現實和結果麽？麵對無可奈何的社會環境，他隻能做無可奈何的事情。第三天，他把保管鎖匙和賬本都交給生產隊長易淩勝。
“你這保管是社員選出來的，社員們信任你，你為什麽不做呢？”易淩勝當天就把賬本送了迴來，還沒說話，鼻子先吼了一聲。
“大隊開會說，這工作要由貧下中農的子女來擔當，我不適合。”周誌民說。
“不就是生產隊的保管員麽，也講階級出身？”隊長似乎對文件的學習還沒有體會。
“現在興講依靠貧下中農，隊長你就物色另外的人來擔當吧！”周順年說。
“唉，也是的，現在動不動就講階級鬥爭，剝削家庭還是自善其身好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他眼瞟了一下周順年，又吼了兩下道，“不過，我倒是不這樣認為。”
“要請隊長多多關照！”周順年隨手拿了一包煙塞進他的袋裏。
易隊長也不客氣，就從袋裏抽出一支煙來，，一邊點火一邊說道：“這話好說，同隊三分親，有粥同喝，有飯同吃嘛！我說，保管員的工作由生產隊開會再決定，這保管賬我暫時不接；我倒是想請誌民來幫我做一做生產隊的會計賬哩！”
“這更不行！”周誌民道。
“為什麽呢？我可以給你工分補助嘛。”隊長說。
“別開玩笑啦，這不是要工分的問題！”周誌民正言說道。
“大隊都說了，地富反壞家庭的子女不能當生產隊的幹部！”周順年一旁小聲說。
“誰說你是地富反壞家庭？生產隊的事我說了算。生產隊認為你家不是地富反壞，你就不是地富反壞！” 易隊長似乎很看重自己的權力，他有力的吼了兩聲，接著說，“其實，我又不是叫你當會計，我隻是請你幫助我做個賬哩。你不知道，我這生產隊有幾家工副業收入，賬目就十分的繁瑣。”
“社教運動也要清小隊的賬目麽？”周順年問道。
“河背大隊已經開始四清，聽說搞得雞飛狗跳，大隊小隊一齊清哩！”隊長說，“不過，聽幹部們說，這是洗手洗澡，下樓過關，輕裝上陣，最後達到團結對敵。”
說到社教，易隊長似乎有點兒顧慮，但又顯得很是輕鬆。後來，他也沒有再堅持叫周誌民為他做會計賬。但是，最後他要求周順年把這兩年來的賣貨單據交給他查對一下，以免有漏記出錯。周誌民告訴他，半年前賣貨的單據和交款的單據都沒有保留，可能被不識字的母親生爐火時當作字紙燒了。
“哎，這就太不小心羅！”易隊長似乎很覺遺憾的樣子，拍拍周順年的肩膀說，“遺失也罷，找到了也罷，我都有登記的底子的。如果有些出入，以後工作隊來到，大家關照點。”
“那是當然！”周順年連連點頭道。
他最後沒有把保管帳本放下，鼻子吼了幾下，就高高興興的走了。
後來，翻身樓生產隊改選保管員，隊長提議由黃寡婦擔當重任。
一九六六年元旦過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來到嶺塘大隊。
工作組一共有十三個人。組長名叫曾偉光，三十多歲年紀，是縣農業學校的校長。組員共七男五女。縣的工商局、稅局、糧食局、財局、文化局、教育局等單位都有組員，工商局的李廣真也派到這個組裏來了。工作組直屬公社的工作隊領導。石陂公社的工作隊隊長是六年前石陂區區委書記張滔。他調到學校才兩年多，就被抽調出來搞社教。搞社教是新鮮事物，誰也沒有經驗，政策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的二十三條規定。方法是通過放手發動群眾，進行四清。即清經濟，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而第一步先要做好的是在清經濟中，有針對性地開展大小隊的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清工分等四件工作。
嶺塘大隊的四清工作組的同誌分住在十三個生產隊，曾組長住在解放樓生產隊的一個貧農的家庭裏。這個貧農叫周隆昌，是生產隊的駛牛手，解放前是周伯年的佃戶，出名的老實人。據說，土改分田地分新屋時，他開始時不敢要，說這樣做是抹了良心，對不起好心的有錢人家。直到土改工作隊走了，大家都搬進新屋去住了許久，地主各家人已東奔西散，他才最後一個搬進去住。這個貧農沒有是非，大隊認為工作組住在他家裏放心得過。
曾組長吃住在他家裏。他有一個兒子在生產隊勞動，媳婦在大隊布廠織布。開始，他跟他們一齊喝粥，不過，不敢放開肚皮喝，最多隻喝上兩碗。一方麵，做幹部有個幹部的模樣，肚子不能太餓得叫人笑話；另方麵，他還沒有三餐喝粥的習慣，胃納不大。但是，幾天下來，他就有點兒頂不住了。特別是到了夜裏，肚子空得咕嚕咕嚕的響，並開始有點兒隱隱作痛。他擔心胃病會再發作，便隻好用糧票買些餅幹來充饑。周隆昌說，解放以來，他隻在土改後的二、三年裏才沒有挨過餓；這些年來，日子越過越窮。為了肚子，把分到地主的東西，連同屋子，能賣的都賣了，總算救了幾條命。大飯堂時，他患水腫病，九死一生；大飯堂後，他主張把田地分迴給農民自己耕。他為人既不熱情，也不失本分。所以，當工作組的同誌要吃住在他家裏時，他沒有反對，但也沒有給工作組的同誌另外開灶。他要工作同誌也體驗一下農民的日子是怎樣過的。
麵對典型農民的生活，曾組長體會頗深。他今年已到了不惑之年，參加過土改，又搞過幾年的農村工作。這些時間來，他一直在深思，解放十五年了，農民還不能吃上一餐飽飯，天旱又沒有旱到這一片廣袤而肥沃的土地上來，這裏的水庫和大溝小渠成年流水淙淙；蘇修逼債也沒有逼到農民吃的稻穀上去，國家沒有把便宜的稻穀拿去抵債。可耕田的農民就是沒有飯吃，年年月月餓肚子，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從理論上講，農民的挨餓是因為農村的集體經濟尚缺乏完善的管理，社員沒有生產的積極性，生產便要衰退。而管理的關鍵因素是幹部，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旨在教育幹部，提高幹部的思想覺悟，以進一步改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所以，社教是及時的和必要的。從經濟入手，通過四清，就能找到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從而也就能進一步促進思想政治的建設。上級要求，為了能順利開展四清工作，必須深入發動群眾，緊密依靠貧下中農。要認識農村，分析農村，他和工作組的同誌們都有腳踏實地去做好工作的願望和吃苦的準備，住破屋喝粥湯都是預料中的事情。
不過，幾天後，情況又有些變化。工作組的同誌都沒再喝粥。周隆昌家裏也開始每餐吃蒸飯了。據說，為了使工作組的同誌能吃得好一點，大隊給每一戶三同戶都作了糧食的補助。
這一天，曾組長問道：“周大哥，我們現在吃蒸飯比過去吃多了多少呢？”
“全家每天大約多吃一斤半米吧。”周隆昌答道。
“糧食不夠吃怎麽辦？”
“少不了，大隊說會給返銷糧補助！”
“大隊的返銷糧容易分到麽？”
“不瞞你說，解放到現在，我這還是第一次享受返銷哩！”
“什麽人才能分到返銷糧？” 曾組長問。
“能分到返銷糧的都是額門上貼了字的！”周隆昌咳了一聲，繼續說，“這返銷糧有三不分：第一種，不是五保戶不分。村裏的鰥寡孤獨殘，每到荒月，若糧食吃超了，又無力購買，便要發糧救濟。”
“這是政策。”曾組長說。
“第二種，不是凳板戶不分。”
“何為凳板戶？”組長不解的問。
“有那麽幾戶人，分不到返銷糧他就在幹部家裏的板凳上坐著不走，並指著幹部的鼻子吼：‘老子貧下中農，卵棍也敲得凳板響，如果餓死了我，你要負責！’這些凳板戶沒有臉皮，有的從統購統銷開始就這樣年年吼叫，眼睛瞪得象銅鑼一般大，幹部怕他們。”
“第三種呢？”
“第三種，不是特殊戶不分。比如工作隊在我家裏吃飯，我家裏就是特殊戶。大隊說，寧可餓大家，也不要餓幹部同誌，我今天是沾了你的光羅！”周隆昌有點兒高興的說。
“大隊的糧食有限，靠返銷也不是個好辦法！”曾組長說。
“其實，大隊的糧食漏洞最大。唉，你不聽說，咱大隊的民兵營長劉古泉外母家裏養了幾十隻雞，十天就要吃上一籮穀呢！”周大哥小聲的說道。
“這件事情，我們在河西村搞四清時也聽說過。”曾組長想了起來，點著頭說。
“都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我看，一個幹部如此，其它也差不了多少！做大小隊幹部的各扒各得，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唉，俗語說，當官也是為了口嘛，這也是人之常情！但就隻餓苦了我們這些子民哩。所以，依我說，這土地非分不可！”周隆昌最後氣餒的說道。
經過十天的深入群眾，紮根串聯，調查摸底，工作組最後確定第一步的工作是先清大隊的糧倉和布廠，集中主要力量打殲滅戰。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抽調了幾個能寫會算的青年參加清帳。結果，布廠很快就清出了問題。除去正常的業務開支外還有一萬二千三百多元的虧空，其中，有四千多元是白條子的單據。可以肯定，這些虧空的款項，都是張道遷兩年多來貪汙和挪用的積累；但是，大隊的糧食倉庫的清帳卻初步沒有發現多大的問題。從大小隊的會計賬看來，大隊收的各小隊公餘糧和“超產糧”數，除去上調公社糧倉的糧食和大隊內的返銷糧供應及隊辦飯店的正常開銷外，剩下的穀子與倉底尚存數相差不大。雖然返銷糧的發放未必合理，大隊幹部的家庭每家都有份，而且保證三餐幹飯，數量不少。隻這一項就存在著多吃多占的許多問題。但這卻是大隊書記批準了的，與經手人的責任無關。
這一天，工作組開會研究的時候，組員李廣真提出了這麽一個意見：
“聽說，去年冬，幾個生產隊的會計和保管員都換了。昨天，我駐隊的翻身樓生產隊原保管員周誌民給了我一本他抄記的保管賬，我發現這本保管帳上登記的上交公餘糧和超產糧數與會計賬不符。我們是否把各個生產隊的保管和會計賬再核對一下呢？”
“我們再請示一下，索性把原來換掉的會計員和保管員請迴來核對一下帳目，事情很快就能搞清楚。”曾組長說。
於是，經過請示批準，工作組召集了幾個原任會計保管工作的地富反壞家庭出身的青年來參加清帳核實工作。兩天過後，果然查出了大問題。十二個生產隊中，有六個會計賬與保管賬不符。從這些保管賬上的上交糧食數算去，大隊糧倉最少還有六千多斤的穀子不見了。同時，李廣真還發現，翻身樓的會計賬少了多項副業收入，社員上交的副業款有五千多元沒有上賬。一層臭的狗屎皮終於被捅開了！
原來，民兵營長劉古泉想事周密，未雨綢繆。半年前，他看到河西大隊已開展了社教，又聽說工作組到過他丈母娘的家裏去了解情況，心裏便有些顧慮，生怕以後清帳清倉會清出問題來。他跟易淩勝一商量，便決定修改生產隊會計帳目中上交大隊的糧食數字。好在易淩勝會做賬，同時，劉古泉從大隊長鍾義浩手裏接任大隊糧食工作的時間還算不長，充其量隻差幾千斤的數量。而這幾千斤的穀子隻需要修改幾個生產隊的會計賬就可以了。
劉古泉的思想覺悟境界高。大隊幹部開會學習社教運動“前十條”、“後十條”時，有的人打瞌睡，但他卻聽得很認真。當他聽到“有些社隊的領導權實際落在他們的手裏”這句話時，覺得大有文章，仔細體會一下，便豁然開朗。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於是，提出了“地富子女不能做生產隊幹部”的主張，並得到了多數幹部的認同。真是天賜良機！他知道，隻要地富子女不能當幹部，他們就得把賬本交出來；隻要他們把帳本交出來，他就能把早晚造的超產糧的數字調整改動；隻要把糧食數字調整改動好，又不影響社員的分紅，就不會被人知覺；隻要無人知覺，又換上新的會計，這件事就天衣無縫了。事實上，開始的時候，工作組正是從大小隊糧食的收支平衡上去清算的，結果就沒有發現問題。可沒料到，百密必有一疏，劉古泉沒能把小隊的保管賬和會計賬做到一致，以令工作隊從一本帳目上看到了問題，就從這本帳目打開缺口，終於便發現了他露出的破綻。
周誌民才智過人，做事沉實。當大隊開會要他們交會計和保管的帳本時，他就已經多了一個心眼，他把交上去的帳本抄留了一個底；後來，易淩勝以退為進，要他家裏交出近兩年來的副業單據時，他又馬上想到對方想要做什麽，便假說單據已經遺失了。他的迴答迅速而幹脆，口氣肯定而又顯得漫不經心，叫人無可置疑。於是，易貝車大喜過望，便在賬上大做手腳，把兩年來生產隊裏做爐子的，織藤椅的各項收入，十去其三四，都不上賬。他以為既然沒有了單據，而工作組又不知情況，便盡管放膽做去。不想，又因周誌民留有單據，工作組拿單據一查，發現了多項副業收入沒上賬，便被套住了馬腳。
人過留跡，雁過留聲。一個人，隻要做了這些貪汙的事情，就沒有不能查出來的。俗語話，一種米穀養百種人。這百種人在生產隊做幹部就有百種境況和百種想法；這百種想法交匯起來就要做出千萬種事情來。而這千萬種事情中，或是簡單的為吃為喝的，也有稍複雜的為財為色的，並且還會有更複雜的為權為利的。環境不同，位置不同，氣質不同，想的和做的也就不同，真是各有各精彩！四清工作隻是將這些平凡中的精彩事情清一個子醜寅卯出來，做個警告的作用，以令集體經濟不致於再受破壞。但是，什麽環境便造就什麽樣的人，便會有什麽樣的事情做出來。這也是大千世界的必然。你隻能順應環境，不提供或是杜絕貪汙的可能，卻不能既給人提供貪汙的環境和條件，卻又叫人個個潔身自好。生產隊和生產大隊都是原始的落後的集體經濟，原始生產的大小生產隊幹部大都兼手經濟，他們的覺悟程度又不知各人各有幾分幾厘。在這種原始的落後的集體經濟管理中，你卻要用先進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去要求他們，實在也是天方夜譚的事情。
這一天，易淩勝被工作組帶到大隊部的一間空房子裏，李廣真對他進行隔離審訊。
“易淩勝，為什麽你既做生產隊長，又兼做會計？”
“生產隊裏沒人適合做會計嘛 ！”易淩勝答道。
“從清帳看來，你貪汙的情況很嚴重。現在工作組給你機會，先自動坦白！”李廣真道。
“我沒有貪汙！”易淩勝可憐巴巴的說。
“舉個例子吧，賣爐子的上交款，你為什麽漏記了那麽多？”李廣真問。
“這是他們把好些單據遺失羅，沒有上交！”易淩勝說。
“告訴你，賣爐子的每次交了多少錢，他們有登記；同時，賣爐子的單據都是一式三份的，我們也可以在日雜部查到，不怕你說遺失單據。”李廣真說。
“那讓我再查一查吧，漏記的我一定補上。”易淩勝見防線有缺口，便退了一步說。
“還有，賣藤椅的社員都是在自由市場交易的，每個月定期交給你管理費，你貪汙了多少？” 李廣真問。
“賣藤椅的有四戶人家，每月每家上交二百元。賬上有寫哩。”易淩勝答非所問的說。
“從什麽時候開始？”
“去年八月份吧。”
“不對，去年三月份就開始了，這裏你漏報了五個月！”李廣真掌握事實，句句到肉。易淩勝開始緊張起來。
“再還有，你的超產糧數為什麽少了一千多斤？”李廣真再問。
“這、這、這，早造不足晚造補嘛。”
“不對。早造口糧的月份短，每年都是早造交足，晚造就不用交了；事實上你生產隊已經交足了超產糧，但會計帳卻少了一千多斤！”李廣真聲色俱厲的說道。
易淩勝立即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了。他的額門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鼻子“吼、吼、吼”地發出了連續的低吼。
“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告訴你，你不坦白，我們也照樣可以查出來。到時候，你就不是處分的問題而是判刑的問題了！”李廣真警告道。
易淩勝耷拉著腦袋，猶如被人摑了一個巴掌，隻覺得懵頭轉向，眼臉發麻。他再也不敢說話，失神的坐在大隊民兵室的水泥地板上。
在大隊民兵室隔離了五天，他一天比一天憂慮。他本來以為，這洗手洗澡的事情，能瞞則瞞，工作組沒有多大的能耐的，可沒料到一開始就拿他開刀，並且掌握了他的許多材料。昨天，工作組的曾組長還警告他說，現在查明，他實際是漏劃的富農分子，解放前一年他家裏還有夠劃富農成分的土地，他是混進生產隊幹部隊伍裏的階級敵人。他利用當
秋高氣爽，風靜雲稀。嶺塘大隊翻身樓屋後花園的草地上，有三十多個青年男女正席地而坐。他們在靜靜的聽著大隊團支書閱讀報紙上關於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篇文章：
“當前，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全國各地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主席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主要表現在九個方麵：
（1）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總是企圖複辟，伺機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複，打擊貧農、下中農。（2）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千方百計地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有些社隊的領導權落在他們的手裏……”
參加會議的是全大隊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這是解放以來村裏第一次召開這樣的會議。最近，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農村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行點麵結合，全麵部署，分期分批有步驟地推行。石陂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大隊已經開展了運動，嶺塘大隊是第二批。按照上級的指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發至全國農村每個黨支部，要向全體農民宣讀。嶺塘大隊部已經召開了貧下中農大會，由大隊長向社員宣讀；地富反壞分子及他們的子女沒有資格來參加貧下中農的會議，就召開地富反壞家庭的子女會議，由他們學習了後迴去向家庭傳達。這個會議由民兵營長主持召開。讀完了報紙和文件後，他作了兩點指示：第一，要教育好自己的父母。隻許地富反壞分子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第二，希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要在勞動中好好的改造自己，爭取好的表現。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當前，為了使運動能更好地進行，保證社隊的領導權在貧下中農的手裏，大隊決定，凡是在生產隊做出納保管或記分員和會計的非貧下中農子女，都要把有關帳目交出來，由生產隊另外派人接替工作。
嶺塘大隊有三十多個在鄉的地富反壞家庭的子女。他們大都是近幾年來由於家庭成分的關係不能升上高一級學校讀書的青年。由於有點文化，又比較怕事而老實，所以，社員們都喜歡信任他們，有幾個被選為生產隊的記分員或會計員或保管員。翻身樓生產隊的周順年的大兒子周誌民最近就擔負著生產隊的保管員工作。他工作十分的負責任，糧食收多少，分多少，公餘糧多少，“三超糧”多少，都有一本詳細的帳目，早晚兩造公布，貼在生產隊的公布欄上。他和幾個當了記分員、會計員和保管員的非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因為算盤熟，數字準，又算得快，寫得好，還經常抽調到大隊幫助搞年終結算。幾個青年喜歡讀書看報，關心國家大事和政策法令，便成了好朋友。散會後，大家議論起來：
“黨的政策哪一條說了工商業的家庭成分也是地富反壞的啊？”他不解地問。
“反正不是貧下中農！”有人說。
“不是貧下中農就是階級敵人？毛主席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群眾嘛！”他仍然不服氣地說。
“民兵營長文化低，在理解政策上難免有差錯哩！”又一個道。
“黨的政策可以“難免差錯”的麽？”有人氣憤的問。
“誰個跟你講政策呀，我看這是政治需要！”另一個頗有體會的說。
“危險，‘有些社隊的領導權落在他們的手裏’莫不就是指的我們吧？時代進步了，由於階級鬥爭的需要，剝削階級的子女也可以當成剝削階級啦！”有人驚歎。
“唉，處在低簷下，不得不低頭。誰叫我們不是生在貧下中農的家庭呢！”有人歎氣。
原來，地富子女要把所負責的生產隊的帳目交出來，並且今後不要擔任生產隊幹部的工作，這一個措施確是嶺塘大隊的決定。在學習“前十條”的時候，大隊民兵營長劉古泉主張先把地富子女做的帳清一清。他說可以認為地富子女就是地富分子的代理人，文件雖然沒有直接指出，但也能體會出這個意思來。大隊長鍾義浩不同意這個看法，但書記易天華卻認為這個看法有道理，現在思想不能右傾，抓階級鬥爭就錯不了。於是，便同意了這個意見，並把它當作決定，由劉古泉去貫徹執行。
兩天後，地富子女中，有五個會計帳，三個保管帳就交到大隊部去了。但周誌民的保管帳卻沒有交上去。因為他認為，這保管員是社員選他當的，況且，他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不能把地主富農的繩子亂套到脖子上去。
“你當保管員有金子執咩，趕快把帳目交出去！”父親周順年對他說。
“報紙上講，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我們小民百姓，他們在轉移方向嘛。”周誌民辯說道。
“你理他整誰？今天整這個，明天整那個。五七年時，說是幫助黨整風，卻整出了不是黨員的幾十萬右派分子來；現在說是整當權派，說不定有一天屙尿轉風，又射到我們的頭上。我們要少說為佳，你別惹是非了！”父親心事沉重的說道。
周誌民不再說話了。自高中畢業以後，他就迴農村來了。他不明白，對於剝削階級家庭來說，為什麽土改時候劃了一次的家庭成分，一直就像陰魂一樣籠罩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不能抬頭做人。他的家庭成分雖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還算不上資本家。父親僅是與人合股做生意的工商業者，在舊社會充其量還是個求溫飽的小商人。但在農村，這種工商業的家庭就是貧下中農的另類。而且，他的家庭往往還與工商業地主成分的堂伯父周伯年連在一起。聽人說，他考大學的時候，學校派人到大隊來了解考生情況，做考生的政治鑒定，生產隊長易淩勝就把他的家庭情況說得很壞。說他的父親解放前與周伯年一起做的是大生意，但土改時隱瞞了資產；同時，又說父親解放後的表現很差，被遣散迴農村勞動改造，等等。這些情況，是一個曾經在高中學校小賣部賣貨的職員的弟弟後來告訴他知道的。這個職員名叫李廣真，因為他是黨員，是學校的工人階級，所以也參加寫畢業生鑒定的農村調查工作。後來他調到工商局去了，當了一名幹部。李廣真的弟弟曾經是周誌民很要好的同學。就這樣，在階級鬥爭的觀念日趨尖銳的時候，他雖然在學校成績很好，並且，還是負責學習的班幹部，可是，由於政治鑒定不好，卻上不了大學。一種人，為什麽要去陷害並且能夠去陷害另一種人呢？社會為什麽又要提供這種陷害的條件和保證呢？難道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需要的現實和結果麽？麵對無可奈何的社會環境，他隻能做無可奈何的事情。第三天，他把保管鎖匙和賬本都交給生產隊長易淩勝。
“你這保管是社員選出來的，社員們信任你，你為什麽不做呢？”易淩勝當天就把賬本送了迴來，還沒說話，鼻子先吼了一聲。
“大隊開會說，這工作要由貧下中農的子女來擔當，我不適合。”周誌民說。
“不就是生產隊的保管員麽，也講階級出身？”隊長似乎對文件的學習還沒有體會。
“現在興講依靠貧下中農，隊長你就物色另外的人來擔當吧！”周順年說。
“唉，也是的，現在動不動就講階級鬥爭，剝削家庭還是自善其身好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他眼瞟了一下周順年，又吼了兩下道，“不過，我倒是不這樣認為。”
“要請隊長多多關照！”周順年隨手拿了一包煙塞進他的袋裏。
易隊長也不客氣，就從袋裏抽出一支煙來，，一邊點火一邊說道：“這話好說，同隊三分親，有粥同喝，有飯同吃嘛！我說，保管員的工作由生產隊開會再決定，這保管賬我暫時不接；我倒是想請誌民來幫我做一做生產隊的會計賬哩！”
“這更不行！”周誌民道。
“為什麽呢？我可以給你工分補助嘛。”隊長說。
“別開玩笑啦，這不是要工分的問題！”周誌民正言說道。
“大隊都說了，地富反壞家庭的子女不能當生產隊的幹部！”周順年一旁小聲說。
“誰說你是地富反壞家庭？生產隊的事我說了算。生產隊認為你家不是地富反壞，你就不是地富反壞！” 易隊長似乎很看重自己的權力，他有力的吼了兩聲，接著說，“其實，我又不是叫你當會計，我隻是請你幫助我做個賬哩。你不知道，我這生產隊有幾家工副業收入，賬目就十分的繁瑣。”
“社教運動也要清小隊的賬目麽？”周順年問道。
“河背大隊已經開始四清，聽說搞得雞飛狗跳，大隊小隊一齊清哩！”隊長說，“不過，聽幹部們說，這是洗手洗澡，下樓過關，輕裝上陣，最後達到團結對敵。”
說到社教，易隊長似乎有點兒顧慮，但又顯得很是輕鬆。後來，他也沒有再堅持叫周誌民為他做會計賬。但是，最後他要求周順年把這兩年來的賣貨單據交給他查對一下，以免有漏記出錯。周誌民告訴他，半年前賣貨的單據和交款的單據都沒有保留，可能被不識字的母親生爐火時當作字紙燒了。
“哎，這就太不小心羅！”易隊長似乎很覺遺憾的樣子，拍拍周順年的肩膀說，“遺失也罷，找到了也罷，我都有登記的底子的。如果有些出入，以後工作隊來到，大家關照點。”
“那是當然！”周順年連連點頭道。
他最後沒有把保管帳本放下，鼻子吼了幾下，就高高興興的走了。
後來，翻身樓生產隊改選保管員，隊長提議由黃寡婦擔當重任。
一九六六年元旦過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來到嶺塘大隊。
工作組一共有十三個人。組長名叫曾偉光，三十多歲年紀，是縣農業學校的校長。組員共七男五女。縣的工商局、稅局、糧食局、財局、文化局、教育局等單位都有組員，工商局的李廣真也派到這個組裏來了。工作組直屬公社的工作隊領導。石陂公社的工作隊隊長是六年前石陂區區委書記張滔。他調到學校才兩年多，就被抽調出來搞社教。搞社教是新鮮事物，誰也沒有經驗，政策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的二十三條規定。方法是通過放手發動群眾，進行四清。即清經濟，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而第一步先要做好的是在清經濟中，有針對性地開展大小隊的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清工分等四件工作。
嶺塘大隊的四清工作組的同誌分住在十三個生產隊，曾組長住在解放樓生產隊的一個貧農的家庭裏。這個貧農叫周隆昌，是生產隊的駛牛手，解放前是周伯年的佃戶，出名的老實人。據說，土改分田地分新屋時，他開始時不敢要，說這樣做是抹了良心，對不起好心的有錢人家。直到土改工作隊走了，大家都搬進新屋去住了許久，地主各家人已東奔西散，他才最後一個搬進去住。這個貧農沒有是非，大隊認為工作組住在他家裏放心得過。
曾組長吃住在他家裏。他有一個兒子在生產隊勞動，媳婦在大隊布廠織布。開始，他跟他們一齊喝粥，不過，不敢放開肚皮喝，最多隻喝上兩碗。一方麵，做幹部有個幹部的模樣，肚子不能太餓得叫人笑話；另方麵，他還沒有三餐喝粥的習慣，胃納不大。但是，幾天下來，他就有點兒頂不住了。特別是到了夜裏，肚子空得咕嚕咕嚕的響，並開始有點兒隱隱作痛。他擔心胃病會再發作，便隻好用糧票買些餅幹來充饑。周隆昌說，解放以來，他隻在土改後的二、三年裏才沒有挨過餓；這些年來，日子越過越窮。為了肚子，把分到地主的東西，連同屋子，能賣的都賣了，總算救了幾條命。大飯堂時，他患水腫病，九死一生；大飯堂後，他主張把田地分迴給農民自己耕。他為人既不熱情，也不失本分。所以，當工作組的同誌要吃住在他家裏時，他沒有反對，但也沒有給工作組的同誌另外開灶。他要工作同誌也體驗一下農民的日子是怎樣過的。
麵對典型農民的生活，曾組長體會頗深。他今年已到了不惑之年，參加過土改，又搞過幾年的農村工作。這些時間來，他一直在深思，解放十五年了，農民還不能吃上一餐飽飯，天旱又沒有旱到這一片廣袤而肥沃的土地上來，這裏的水庫和大溝小渠成年流水淙淙；蘇修逼債也沒有逼到農民吃的稻穀上去，國家沒有把便宜的稻穀拿去抵債。可耕田的農民就是沒有飯吃，年年月月餓肚子，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從理論上講，農民的挨餓是因為農村的集體經濟尚缺乏完善的管理，社員沒有生產的積極性，生產便要衰退。而管理的關鍵因素是幹部，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旨在教育幹部，提高幹部的思想覺悟，以進一步改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所以，社教是及時的和必要的。從經濟入手，通過四清，就能找到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從而也就能進一步促進思想政治的建設。上級要求，為了能順利開展四清工作，必須深入發動群眾，緊密依靠貧下中農。要認識農村，分析農村，他和工作組的同誌們都有腳踏實地去做好工作的願望和吃苦的準備，住破屋喝粥湯都是預料中的事情。
不過，幾天後，情況又有些變化。工作組的同誌都沒再喝粥。周隆昌家裏也開始每餐吃蒸飯了。據說，為了使工作組的同誌能吃得好一點，大隊給每一戶三同戶都作了糧食的補助。
這一天，曾組長問道：“周大哥，我們現在吃蒸飯比過去吃多了多少呢？”
“全家每天大約多吃一斤半米吧。”周隆昌答道。
“糧食不夠吃怎麽辦？”
“少不了，大隊說會給返銷糧補助！”
“大隊的返銷糧容易分到麽？”
“不瞞你說，解放到現在，我這還是第一次享受返銷哩！”
“什麽人才能分到返銷糧？” 曾組長問。
“能分到返銷糧的都是額門上貼了字的！”周隆昌咳了一聲，繼續說，“這返銷糧有三不分：第一種，不是五保戶不分。村裏的鰥寡孤獨殘，每到荒月，若糧食吃超了，又無力購買，便要發糧救濟。”
“這是政策。”曾組長說。
“第二種，不是凳板戶不分。”
“何為凳板戶？”組長不解的問。
“有那麽幾戶人，分不到返銷糧他就在幹部家裏的板凳上坐著不走，並指著幹部的鼻子吼：‘老子貧下中農，卵棍也敲得凳板響，如果餓死了我，你要負責！’這些凳板戶沒有臉皮，有的從統購統銷開始就這樣年年吼叫，眼睛瞪得象銅鑼一般大，幹部怕他們。”
“第三種呢？”
“第三種，不是特殊戶不分。比如工作隊在我家裏吃飯，我家裏就是特殊戶。大隊說，寧可餓大家，也不要餓幹部同誌，我今天是沾了你的光羅！”周隆昌有點兒高興的說。
“大隊的糧食有限，靠返銷也不是個好辦法！”曾組長說。
“其實，大隊的糧食漏洞最大。唉，你不聽說，咱大隊的民兵營長劉古泉外母家裏養了幾十隻雞，十天就要吃上一籮穀呢！”周大哥小聲的說道。
“這件事情，我們在河西村搞四清時也聽說過。”曾組長想了起來，點著頭說。
“都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我看，一個幹部如此，其它也差不了多少！做大小隊幹部的各扒各得，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唉，俗語說，當官也是為了口嘛，這也是人之常情！但就隻餓苦了我們這些子民哩。所以，依我說，這土地非分不可！”周隆昌最後氣餒的說道。
經過十天的深入群眾，紮根串聯，調查摸底，工作組最後確定第一步的工作是先清大隊的糧倉和布廠，集中主要力量打殲滅戰。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抽調了幾個能寫會算的青年參加清帳。結果，布廠很快就清出了問題。除去正常的業務開支外還有一萬二千三百多元的虧空，其中，有四千多元是白條子的單據。可以肯定，這些虧空的款項，都是張道遷兩年多來貪汙和挪用的積累；但是，大隊的糧食倉庫的清帳卻初步沒有發現多大的問題。從大小隊的會計賬看來，大隊收的各小隊公餘糧和“超產糧”數，除去上調公社糧倉的糧食和大隊內的返銷糧供應及隊辦飯店的正常開銷外，剩下的穀子與倉底尚存數相差不大。雖然返銷糧的發放未必合理，大隊幹部的家庭每家都有份，而且保證三餐幹飯，數量不少。隻這一項就存在著多吃多占的許多問題。但這卻是大隊書記批準了的，與經手人的責任無關。
這一天，工作組開會研究的時候，組員李廣真提出了這麽一個意見：
“聽說，去年冬，幾個生產隊的會計和保管員都換了。昨天，我駐隊的翻身樓生產隊原保管員周誌民給了我一本他抄記的保管賬，我發現這本保管帳上登記的上交公餘糧和超產糧數與會計賬不符。我們是否把各個生產隊的保管和會計賬再核對一下呢？”
“我們再請示一下，索性把原來換掉的會計員和保管員請迴來核對一下帳目，事情很快就能搞清楚。”曾組長說。
於是，經過請示批準，工作組召集了幾個原任會計保管工作的地富反壞家庭出身的青年來參加清帳核實工作。兩天過後，果然查出了大問題。十二個生產隊中，有六個會計賬與保管賬不符。從這些保管賬上的上交糧食數算去，大隊糧倉最少還有六千多斤的穀子不見了。同時，李廣真還發現，翻身樓的會計賬少了多項副業收入，社員上交的副業款有五千多元沒有上賬。一層臭的狗屎皮終於被捅開了！
原來，民兵營長劉古泉想事周密，未雨綢繆。半年前，他看到河西大隊已開展了社教，又聽說工作組到過他丈母娘的家裏去了解情況，心裏便有些顧慮，生怕以後清帳清倉會清出問題來。他跟易淩勝一商量，便決定修改生產隊會計帳目中上交大隊的糧食數字。好在易淩勝會做賬，同時，劉古泉從大隊長鍾義浩手裏接任大隊糧食工作的時間還算不長，充其量隻差幾千斤的數量。而這幾千斤的穀子隻需要修改幾個生產隊的會計賬就可以了。
劉古泉的思想覺悟境界高。大隊幹部開會學習社教運動“前十條”、“後十條”時，有的人打瞌睡，但他卻聽得很認真。當他聽到“有些社隊的領導權實際落在他們的手裏”這句話時，覺得大有文章，仔細體會一下，便豁然開朗。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於是，提出了“地富子女不能做生產隊幹部”的主張，並得到了多數幹部的認同。真是天賜良機！他知道，隻要地富子女不能當幹部，他們就得把賬本交出來；隻要他們把帳本交出來，他就能把早晚造的超產糧的數字調整改動；隻要把糧食數字調整改動好，又不影響社員的分紅，就不會被人知覺；隻要無人知覺，又換上新的會計，這件事就天衣無縫了。事實上，開始的時候，工作組正是從大小隊糧食的收支平衡上去清算的，結果就沒有發現問題。可沒料到，百密必有一疏，劉古泉沒能把小隊的保管賬和會計賬做到一致，以令工作隊從一本帳目上看到了問題，就從這本帳目打開缺口，終於便發現了他露出的破綻。
周誌民才智過人，做事沉實。當大隊開會要他們交會計和保管的帳本時，他就已經多了一個心眼，他把交上去的帳本抄留了一個底；後來，易淩勝以退為進，要他家裏交出近兩年來的副業單據時，他又馬上想到對方想要做什麽，便假說單據已經遺失了。他的迴答迅速而幹脆，口氣肯定而又顯得漫不經心，叫人無可置疑。於是，易貝車大喜過望，便在賬上大做手腳，把兩年來生產隊裏做爐子的，織藤椅的各項收入，十去其三四，都不上賬。他以為既然沒有了單據，而工作組又不知情況，便盡管放膽做去。不想，又因周誌民留有單據，工作組拿單據一查，發現了多項副業收入沒上賬，便被套住了馬腳。
人過留跡，雁過留聲。一個人，隻要做了這些貪汙的事情，就沒有不能查出來的。俗語話，一種米穀養百種人。這百種人在生產隊做幹部就有百種境況和百種想法；這百種想法交匯起來就要做出千萬種事情來。而這千萬種事情中，或是簡單的為吃為喝的，也有稍複雜的為財為色的，並且還會有更複雜的為權為利的。環境不同，位置不同，氣質不同，想的和做的也就不同，真是各有各精彩！四清工作隻是將這些平凡中的精彩事情清一個子醜寅卯出來，做個警告的作用，以令集體經濟不致於再受破壞。但是，什麽環境便造就什麽樣的人，便會有什麽樣的事情做出來。這也是大千世界的必然。你隻能順應環境，不提供或是杜絕貪汙的可能，卻不能既給人提供貪汙的環境和條件，卻又叫人個個潔身自好。生產隊和生產大隊都是原始的落後的集體經濟，原始生產的大小生產隊幹部大都兼手經濟，他們的覺悟程度又不知各人各有幾分幾厘。在這種原始的落後的集體經濟管理中，你卻要用先進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去要求他們，實在也是天方夜譚的事情。
這一天，易淩勝被工作組帶到大隊部的一間空房子裏，李廣真對他進行隔離審訊。
“易淩勝，為什麽你既做生產隊長，又兼做會計？”
“生產隊裏沒人適合做會計嘛 ！”易淩勝答道。
“從清帳看來，你貪汙的情況很嚴重。現在工作組給你機會，先自動坦白！”李廣真道。
“我沒有貪汙！”易淩勝可憐巴巴的說。
“舉個例子吧，賣爐子的上交款，你為什麽漏記了那麽多？”李廣真問。
“這是他們把好些單據遺失羅，沒有上交！”易淩勝說。
“告訴你，賣爐子的每次交了多少錢，他們有登記；同時，賣爐子的單據都是一式三份的，我們也可以在日雜部查到，不怕你說遺失單據。”李廣真說。
“那讓我再查一查吧，漏記的我一定補上。”易淩勝見防線有缺口，便退了一步說。
“還有，賣藤椅的社員都是在自由市場交易的，每個月定期交給你管理費，你貪汙了多少？” 李廣真問。
“賣藤椅的有四戶人家，每月每家上交二百元。賬上有寫哩。”易淩勝答非所問的說。
“從什麽時候開始？”
“去年八月份吧。”
“不對，去年三月份就開始了，這裏你漏報了五個月！”李廣真掌握事實，句句到肉。易淩勝開始緊張起來。
“再還有，你的超產糧數為什麽少了一千多斤？”李廣真再問。
“這、這、這，早造不足晚造補嘛。”
“不對。早造口糧的月份短，每年都是早造交足，晚造就不用交了；事實上你生產隊已經交足了超產糧，但會計帳卻少了一千多斤！”李廣真聲色俱厲的說道。
易淩勝立即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了。他的額門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鼻子“吼、吼、吼”地發出了連續的低吼。
“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告訴你，你不坦白，我們也照樣可以查出來。到時候，你就不是處分的問題而是判刑的問題了！”李廣真警告道。
易淩勝耷拉著腦袋，猶如被人摑了一個巴掌，隻覺得懵頭轉向，眼臉發麻。他再也不敢說話，失神的坐在大隊民兵室的水泥地板上。
在大隊民兵室隔離了五天，他一天比一天憂慮。他本來以為，這洗手洗澡的事情，能瞞則瞞，工作組沒有多大的能耐的，可沒料到一開始就拿他開刀，並且掌握了他的許多材料。昨天，工作組的曾組長還警告他說，現在查明，他實際是漏劃的富農分子，解放前一年他家裏還有夠劃富農成分的土地，他是混進生產隊幹部隊伍裏的階級敵人。他利用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