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留下來的東西經過沉澱，可以說都是精華部分，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華楓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這上麵。有那麽一段時間，和雲夢的交流也變得少了很多。
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係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隻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
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
《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
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製之弊，吾不信也。
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製之以吏為師。自餘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複興之機。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餘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盡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麵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麵目，有關那時書籍製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
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七略》搜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誌》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誌》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552家，僅存44家。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
《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誌，然《漢誌》所載之書，以《隋誌》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誌》考之，隋、唐亦複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
其所謂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
獨至諸子之出於依托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諸子書。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
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曆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曆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
黃愛平在《中國曆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曆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說：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而經過曆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隻有20餘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係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隻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
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
《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
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製之弊，吾不信也。
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製之以吏為師。自餘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複興之機。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餘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盡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麵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麵目，有關那時書籍製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
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七略》搜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誌》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誌》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552家，僅存44家。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
《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誌，然《漢誌》所載之書，以《隋誌》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誌》考之，隋、唐亦複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
其所謂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
獨至諸子之出於依托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諸子書。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
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曆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曆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
黃愛平在《中國曆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曆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說：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而經過曆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隻有20餘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