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開走了。

    該走的都走了。

    不該走的也走了。

    我真想走進那被大火燒成瓦礫的地方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可是那又有什麽用呢!我的眼淚不是珍珠,想拿沒有價值的東西換取憐憫和同情,簡直就是癡心妄想。況且以淚洗麵,我對不起佟輝;從此消沉,我對不起親人;把韓雙誌的嘴巴還迴去,我又怕對不起我自己!我該怎麽辦呢?我失眠了。天天晚上睡不著覺,睜著眼睛看天棚。躺在身邊的戰友問我:

    “你在看什麽?”

    “書。”

    “什麽書?”

    “天書。”

    “什麽名?”

    “人。”

    “作者是誰?”

    “我。”

    研究“人”恐怕是人生最要緊的學問。誰能把人研究透了,誰就能搶占先機,誰就能“天馬行空”,誰就能贏。劉邦把項羽研究透了,贏了。毛主席把蔣介石研究透了,也贏了。所以,我也應該把我當前的處境和周圍的人研究透了,尤其是那個姓韓的。

    夜裏下雨了,我給站崗的戰友送雨衣,到場院看看蓋在糧食上的苫布是否被風刮了起來,來往的路上是否還需鋪些沙石。往火車上裝糧時,我建議大家來一場扛麻袋比賽,把娛樂賦予沉重的勞動之中。麥收時,拖拉機經常陷在泥濘的田裏,我試著把木方子固定在的履帶上,給拖拉機“穿鞋”,雖說需要經常加固,但收效很大,我因此立了一次三等功。

    有一天,連裏蓋菜窖需要石頭,我們到了采石場,打眼兒放炮。硝煙散後,戰友們立刻衝了上去搬石頭。我留神到,此時的山厓形成了一個老虎嘴的模樣,老虎嘴的“上牙”如果掉下來,後果是不堪想象的。同時我也注意到,韓雙誌也在時不時的抬頭往上看。我心裏說,決不能讓他搶到我前麵。於是,我把手放到嘴裏,連續打了幾個口哨兒,一邊手指著上麵喊道:“趕緊撤下來,上麵危險。”戰友們邊往我這兒跑,邊迴頭往上看。我跟大家講明了威脅所在之後,就和兩個戰友背上繩索,拿著鋼釺、大錘和火藥從側麵往上爬。也該著我走運,當我們爬到半山腰的時候,老虎嘴的“上牙”便開始流“口水”了,沒多大工夫,巨大的石塊兒就“轟隆隆”地滾落下來。裝上石頭迴營後,戰友們紛紛走進連部給我請功。其實,對於功啊獎啊什麽的我倒不是很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快一點兒入黨。

    七三年的“七、一”,我終於入黨了。聽說在研究是否發展我入黨會上,韓雙誌還想打橫,可是其他委員沒有像研究佟輝入黨時那樣對他百依百順,連長帶頭衝他拍起了桌子,把玻璃板都拍碎了,劃破了手指。入黨那天,我在佟輝墳前呆了很長時間,我告訴他:“佟輝,我入黨了,可我也不想在部隊繼續幹下去了,所以要離開你一段時間。至於時間多長,我也說不清楚,就讓命運去安排吧!……我不想繼續當兵的原因很簡單,我就是不願意看見那個姓韓的,天下這麽大,我為什麽偏得跟他吃一鍋飯呢……佟輝,山林裏的風聲告訴我,你舍不得我走!其實我也舍不得你啊!現在,我把我過去的日記在你墳前燒了,給你送過去,要是寂寞了你就翻一翻。我還是那句話:我們陰陽相隔的時間不會太久,到時候我一定會來找你的。”

    為了提前退役,我在一周內跑了三趟齊齊哈爾的203醫院,終於用我睡不著覺的病,換來了一張“重度神經衰弱,不適應部隊生活,建議退役”診斷書。在離隊的前一天晚上,韓雙誌又來找我談話,跟以前一樣,我沒有拒絕,但跟以前不一樣是,這次我沒有一言不發,而是開口說了話,很短,隻有五個字,“山不轉水轉。”

    我告別了佟輝,複員到家時,爸爸媽媽都被解放了。“愁人”他爸不僅又恢複了奴才的嘴臉,還把房子還給了我家,並把小樓裏外的一切恢複了原來的模樣。

    舊時明月舊時房,兩位老人觸景生情,想去把張叔張嬸兒接過來,卻被他們拒絕了。我爸我媽也看得出來,他們不願意搬迴來,主要是怕給我家添麻煩,因為張嬸兒整天病病歪歪,離不開人照顧,而剛剛從農村抽調迴城的蘭姐,又要起早貪黑地忙於上班,來我家是幫不上什麽忙的。無論我爸我媽怎麽跟他們講,說機關又派了新司機,我家也有了新保姆,請他們搬迴來是想讓他們享幾天福,他們卻死活不答應。我爸我媽失望地迴來後,跟我說:“我們年紀大了,你抽空多往張家跑一跑,看看缺啥少啥不,有啥活兒幫著幹點兒。可千萬別忘了張家對你有著養育之恩,尤其是你張嬸兒!你知道她那個病是怎麽得的嗎?就是那天早晨給你們送信兒時著涼了。白天我們去張家,張嬸兒拿著你和佟輝照片一直沒撒手!”

    我何嚐不想去看看張嬸兒呢!老實講,我到家的當天下午,就拎了不少好東西找到了萬順路十八—2號。那是一趟平房把頭兒的一家,房子的山牆處有一堆取暖做飯用的煤,房頂上的煙囪有氣無力地冒黑黑的煙,窗戶裏麵掛著白色的窗簾,從外麵往裏看什麽也看不見。我正要敲門,門卻開了,是蘭姐拎著裝有一個火鏟兒鐵桶走了出來。

    她看見我,眼睛一大,叫了一聲“漢良”,隨之落下淚來。

    可是我看見她,立刻就能站到張嬸兒麵前的喜悅心情,一下就鑽進了大興安嶺的那座墳墓中。因為佟輝死後,我接連給她寫了好幾封信,竭力勸她斷絕跟韓雙誌的關係,可是她的封封迴信都讓我很失望。

    “快進屋吧,” 蘭姐拽著我的胳膊說,“我媽天天念叨你呢。”

    我扒開她的手,冷冷地說道:“有你在家,我就不進去了。請你把這些東西交給張嬸兒,就說我來看過她。”

    “漢良……”

    “進去也可以。但你必須答應我,斷絕跟韓雙誌的關係,斷絕跟他的一切往來。我不能和讓佟輝死不瞑目的人有一點兒瓜葛。”

    “漢良,佟輝沒能入黨不是雙誌的錯……”

    “蘭姐,你不要再替他說話了,我的耳朵已經聽出老繭了。我劉漢良平生,隻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可是,我的這個弟弟卻成了大興安嶺的冤魂,而我的姐姐卻要嫁給這個冤魂的製造者!你說我該怎麽辦?我勸你最好離開他。否則,將來他的罪有應得,就是你得不幸。”

    我見她呆呆地望著我,隻流淚不說話,就把東西往地上一扔,轉身走了。

    安排工作時,我沒有進政府機關以工代幹,而是進了一家兩千多人工廠,當了一名車工。從進廠那天起,我就暗自告誡自己,一定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為自己能左右韓雙誌的命運鋪平道路。天下雪了,我早走兩小時,到工廠給大夥掃出一條好走的路;下班了,我晚走兩小時,把車間裏一台台機床擦得幹幹淨淨。我跟張嬸兒學的字,此時也派上了用場,什麽大字報小字報黑板報,就連車間寫個通知也要來找我。由於我爸我媽的社會地位,很多人都能記住我客氣的微笑;由於我又年輕又是黨員,很快就當上了車間團支部書記,黨支部委員;由於我當過兵、種過地、做過工,第二年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時,我被排在了第一位。

    入學前的一天晚上,我爸我媽把我叫到樓下的客廳。大概是在部隊養成的習慣,我畢恭畢敬地站到他們麵前。見我來了,我爸把手裏一個我看著眼熟的信封,放在我們之間的茶幾上,先是誇了誇我在工廠裏的表現,接著就把話題轉到了張家。我用“挺好”倆字兒迴答了他對張叔、張嬸兒和蘭姐的訊問,盡量裝成我常去張家走動的樣子。

    “這就對了。”我爸說著,把茶幾上的信封推給了我,“明天你再去一趟,把這個入學通知書交給張家。”

    “你必須說清楚,”我媽囑咐道:“這不是什麽報答,請他們不必擱在心上。張蘭這孩子從小到大學習一直很好,又是老三屆,有基礎,不上大學實在是太可惜了。至於張蘭的工作單位同意與否,也請他們不比操心,我已經跟他們房地局局長打好招唿了。”

    “你們姐倆同在一所大學讀書,”我爸又說,“對你來說是件難得的事,就你那點兒文化基礎,是免不了張蘭受累幫忙的。”

    我覺得我有必要把這張入學通知書親自交給蘭姐,所以第二天,我是踩上班的鈴聲走進房地局的。誰知卻沒有人認識她。幸虧這個局的局長,在得知我是某某的兒子後,熱情地指示勞資處幫我查找,還派了一輛車把我送到了蘭姐幹活的地方。

    “張蘭——”領我走進工地的人,仰臉朝天地喊道。

    我抬頭望去,看見腳手架上有幾個工人在往木杆擰鐵絲兒,隨著“唉——”的一聲迴答,我看見了身穿藍色工作服,腳踩橫杆兒,一隻手把著立木,一隻手拿著鐵勾兒的蘭姐。

    “快下來,有人找你。”

    蘭姐爬了下來,見是我找她,臉上立刻洋溢起喜出望外的神情。她在謝過了喊她的人同時,還告訴他:“這是我弟弟。”

    我不願當著外人的麵把通知書交給她,就對她說:“我們出去走走好嗎?”

    走到一條大街旁的林蔭下,我問蘭姐:“張嬸兒怎麽樣?”

    “還是氣兒不夠用,渾身無力,改吃中藥了。”

    “張叔呢?”

    “他在單位打更呢,為的是白天能照顧照顧我媽。”

    “蘭姐,你現在幹的工作太危險了!不想換換工作環境嗎?”

    “注點兒意,危險是可以避免的。至於換工作,我現在還不想,因為幹我這個活兒,工資能比別的活兒多一些。”

    “如果是上學呢?上大學?師大中文係?”

    “上大學?”她止住腳步,轉過身來,眼睛裏出現激動的光芒。“能嗎?”

    我把兩張入學通知書一塊兒從口袋裏掏出來,說:“這是你的,這張是我的。蘭姐,以後我們就是同學了,還可以天天在一起。”

    蘭姐把通知書看了又看,怕它跑了似的,用雙手把它緊緊按在胸前,美麗的眼睛裏閃現出喜悅的淚花,幸福的神色就跟當年她接過我和佟輝的草鞋時一模一樣。

    “同學!漢良,這是真的嗎?以後咱姐倆就是同學了?”

    她興奮的有點兒忘乎所以,張開雙臂似乎想要抱我一抱。

    我向後退了一步,很和氣地說道:“不過,這裏有個條件。”

    她打了個激靈,好像被針紮了一下。她似乎猜到了我說的條件是什麽,臉上的血色漸漸退去,變成了霜雪一樣的慘白。

    我繼續說道:“這個條件就是:你必須保證不嫁給韓雙誌。”

    其實,我這個條件對她已經是讓步了,可她卻不領情,把通知書塞給了我,捂住臉,哭著跑開了。想到小時候和蘭姐的親情,聽著她的哭聲,看著她離去的身影,我的心裏有些酸楚。可是想到佟輝,想到韓雙誌,我對我的附加條件也就沒了後悔的感覺,心裏也就慢慢地平衡了。

    晚上,我告訴我爸我媽:“蘭姐不想上學,她快結婚了。”他們聽我這麽說,對蘭姐也就泄氣了,咳聲歎氣地嘮叨了半天,弄出一大堆埋怨蘭姐的話來。當我把通知書放到茶幾上時,我跟他們商量說,張叔有個老戰友姓魏,曾在我和佟輝遇難的時候收留過我們,他的孩子和我們差不多大,能不能把通知書上的名字換一下,把這個上大學的名額給他。我爸我媽讓我跑了一趟魏家,第二天就照辦了。

    魏叔的兒子叫魏民,是個躺下就打鼾,睜眼就哈哈的活寶,自稱是沒有“愁”字兒的活字典。入學後不久,同學們就給他編了個小照,說他是“舉杯爭先醉,想愛就摘花。學問難孔孟,打牌贏萬家。”這是一個豪放、忠誠、才華橫溢的家夥,凡是認識他的人,無不希望成為他的推心置腹的朋友。可遺憾的是,在官場上卻沒有人敢用他。

    入學考試,我被考的一塌糊塗。數學交的是白卷;縮寫作文,我改了標題;什麽是生產力,我說是革命熱情;孟子在我筆下成了孔子的學生;土耳其叫我送給了非洲。中文係老師的評語,讓我無地自容,說我是:張冠李戴,基礎太差。而美術係老師的評語,卻給我這個年輕黨員找迴點兒麵子:兼修書法,必有大成。我的試卷所以去了美術係,是因為我寫的鋼筆字好,有氣勢,“字字橫刀立馬,通篇國慶閱兵”。看來,張嬸兒和蘭姐教我寫字的工夫沒白花。

    從我當兵至今,她們當年的心血始終像上帝一樣保佑著我,經常讓我被人高看,被人稱之“有才”,被能夠決定我命運的人記在心中。我隻要拿起筆來,就仿佛有張嬸兒或是蘭姐在我身邊,手把著我的手,臉貼著我的臉,幫我找出每個字的脊梁,“漢字跟人一樣,隻有挺直脊梁,才能威武雄壯”。

    想起張家,我的鋼筆有時會發抖,我的淚水有時會落在紙上,我舉目窗外,想托明月寄相思,可是我看到的卻是,埋在大興安嶺的墳。佟輝在月亮裏解開纏在臉上的白紗布,露出噙滿淚水的眼睛,像是告訴我,讓他死不瞑目的是韓雙誌,跟張家沒有任何關係,大丈夫做事不應該恩怨不清,“你去看看他們吧!去看一看身在病中的張嬸兒,去看一看為我們蹲過大獄的張叔,去看一看當年讓我們騎在肩上接受毛主席檢閱的蘭姐。”於是,我離開寢室,衝出校園,跑向張家。可是,距離萬順路十八—2號越近,我的雙腿就越沉重,盡管我敢肯定,無論我做錯了什麽,張家也不迴怨恨我,因為我是他們的親人。我到了,到了張家的窗下,聽到了張嬸兒無力的連續的咳嗽,聽到了蘭姐喂張嬸兒吃藥的聲音。我很清楚,我的出現一定會給張嬸兒帶來藥所不及的療效。但是,我卻轉身走了。因為蘭姐叫我想起了韓雙誌!我和張家的親情就像是一盤美味,本來可以讓我受用終生,卻讓韓雙誌在這佳肴之上吐了一口肮髒的痰;既然惡心得沒了胃口,也就隻好倒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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