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六年春,奶奶去世了。她是在佟輝犧牲後不久,迴的四川老家。由於我爸我媽的出麵,老人家的葬禮辦得很隆重,並在革命公墓給她的骨灰弄到了一個位置。

    夏日裏的一天,我正在圖書館寫一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有同學匆匆來到我身邊,告訴我大門外有人找我。我在樓下的陽光裏,看見了蘭姐。她懷孕了,挺著大肚子,穿了一套又肥又大的軍裝。

    “漢良,我媽不行了……她想再看你一眼……”

    “蘭姐,別哭,張嬸兒住在哪個醫院?”

    “市立醫院……”

    公交車坐了七站。市立醫院中終於到了。我把蘭姐遠遠地甩在了身後,三磴一步,跑上了四樓。但在樓梯口,我居然和韓雙誌撞了滿懷。我盯著他眼睛,用力甩開他要拉我的手,也沒聽他在說些什麽,心中的怒火瞬間吞沒了我對張嬸兒思念之情。身後上來的蘭姐,催我快進病房,可是我沒有動,而是憤怒地喊道:

    “有他在這兒,要我來幹什麽?”

    “漢良,都什麽時候了,就不能把你們恩怨的往後放一放嗎?!”

    我沒有搭理蘭姐,卻告訴了韓雙誌一個事實:

    “你們結婚我知道。可是你們不知道,在你們洞房花燭之時,我買了二百塊紙錢給佟輝燒了。你們更不知道,那二百塊錢是我父母給你們的賀禮。”

    說罷,我轉身下樓走了。在樓梯的轉彎處,眼睛的餘光告訴我,蘭姐在樓梯口跪了下來;耳朵的聽力告訴我,蘭姐在痛苦地哀求:

    “漢良……你就再看我媽一眼吧……我媽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啊……”

    我走後不久,蘭姐被抬進了婦產科病房。她流產了。據說,她以後再也沒有生育過。當天夜裏,張嬸兒也死了。她是手裏攥著我當兵時的照片死的。為了尊重活著的人,張叔把我的照片從張嬸兒手裏拽了出來,費了很大的勁兒。

    第三天上午,張嬸兒被裝進一個紫紅色的棺材,抬上了一輛解放牌卡車,捧遺像的人是那個韓雙誌。那個位置本該是我的啊!我坐在離送葬隊伍很遠很遠的吉普車裏,淚如泉湧。

    “漢良,張嬸兒抱你看火車去,好嗎……”

    “漢良,橋下的這條鐵路就連著張嬸兒的老家,那裏有張嬸兒的親人,有張嬸兒的學生,有張嬸兒的爸爸和媽媽……張嬸兒的媽媽最近身體不大好……”

    “漢良,不哭,張嬸兒不去上海了,那是張嬸兒和首長說著玩兒呢……”

    “漢良,這一筆是不是這樣寫好呢……寫字要有感情,要像你爸你媽對待革命的事業一樣,才能把你的心意轉達給別人……”

    “漢良,今天該學第多少個成語了?……對,是三百八十一個。今天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鞠躬,就是恭敬,謹慎;盡瘁,就是竭盡全力,不辭勞苦;已,就是終止,完結。意思時說,對國家,對事業,對同誌,要不辭勞苦地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到死為止。漢良,這些成語對於你這麽大的小孩兒來說,有些深奧難懂,可是你一定要把它們牢牢地記在心中,等你將來長大了,懂事了,一定用得上的……”

    張嬸兒,鞠躬盡瘁的張嬸兒,就這樣為我貢獻出自己的一切死而後已了!晚上,我燒了一張我的照片送給了張嬸兒,可是,在夜空裏的火光之中,我沒有能看見張嬸兒微笑!

    在張嬸兒出殯那天,我留神到韓雙誌雖然穿著軍裝,卻沒有戴領章和帽徽。軍隊並沒有軍人參加葬禮,須隱瞞身份的規定。難道他轉業了?如果他轉業了,按照國家規定,他很有可能隨蘭姐在我們這個城市裏落戶、就業。難道“山不轉水轉”會轉得這麽快嗎?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打聽到當時的安置辦主任在我媽手下幹過。為了增強力度,在我找他之前,我讓我爸的秘書先打了個電話給他。

    第二天下午,我走進軍轉幹部安置辦。推門進屋時,主任正在為那個電話發愁呢。他見我進屋,自然是見到了救星。他告訴我,首長指示他:安置轉業幹部,一定要把好關,人盡其用。

    “這就是說,”他愁眉苦臉地嘟囔道,“我目前的工作沒做好,沒把好關。可是問題出在什麽地方呢?”

    從他渴望的眼神裏得知,他很想請我指點迷津。於是,我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在今年的轉業幹部中,很可能有一個政治騙子、機會主義者,他用士兵的鮮血美化自己的政治形象,用戰士的生命去鋪他升官的路。在他的心裏,職務是餐廳,責任的餐台,權力是刀叉,而下屬的血汗、淚水、乃至生命,則成了滋潤他政治生命的美味佳肴。這個人,既有捧起一個靈魂,頂禮膜拜的溫柔,也有著搓碎一堆白骨,當珍珠粉擦臉用的兇殘。他簡直就是個屠夫,工作單位就是他的屠宰場。他手裏屠刀是用人們的希望打造的,人們的不幸則是他刀鋒上的鋼,人們的困難是他的磨刀石,人們的眼淚是他的淬火液,人們的追求就是他下刀的地方。

    “他叫什麽名字?”

    “他姓韓,叫韓雙誌。”

    主任立刻用電話調來一個處長。果然,韓雙誌真的轉業了。當主任得知,下麵的意見是想讓韓雙誌進公安局的時候,他當著我的麵把那個處長大罵一頓:“你是幹什麽吃的?這樣的人怎麽能進公安隊伍呢?”

    韓雙誌被分配進了輕工業局下屬的第二木器廠。

    當時該廠的廠長,正是那個“愁人”。

    自從我爸我媽官複原職,我在“愁人”眼中,也隨之“官複原職”了。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頓頓都是當時最好的館子。別看他在我的童年時光製造了許多陰影,他那厚顏無恥的市儈作風卻讓我長了許多見識。當我把我對韓雙誌評價講給他聽之後,他立刻就成了我同一戰壕裏的戰友,並且無條件地參加了戰鬥。他說他不是為了佟輝,而是為了他自己,因為他心中的戀人讓韓雙誌給占了,他要雪“奪妻之恨”。

    他把韓雙誌安排進了保衛科,專管防火。這既貫徹了國家優待轉業幹部的規定,也把他的情敵推到了刀刃上。也活該韓雙誌倒黴,上班僅僅三天,噴漆車間就給一把火燒沒了。於是,“愁人” 來了章程。他一麵告訴韓雙誌,看在和他家屬認識多年的情分上,他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並希望他在“化”字上下下功夫;一麵在私下裏,製造韓雙誌的黨籍和幹部身份甚至公職難以保住的輿論。他這麽做,是想讓蘭姐親自來求他。

    但是,隨著時間的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他既沒有接到蘭姐打來的電話,也沒有見著蘭姐的身影,更沒有得到韓雙誌化解災難的表示,他漸漸有了上當受騙的感覺。他把生理上的需求送給了別的女人,把心理上的不滿送給了他的“情敵”。

    韓雙誌被清除出了幹部隊伍。

    “愁人”當天晚上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

    “先注銷他的幹部身份,我看要比先開除他的黨籍好一些。因為幹部的待遇永遠優於工人,而黨票對於一個普通黨員來說,也就是交交黨費,多幹點兒活而已。”

    “他服氣嗎?”

    “這就由不得他了。不是我跟你吹牛,大哥在木器廠喊一嗓子,誰敢說一個不字。”

    就這樣,製材車間的力工班,出現了一個“營職力工”。力工班的任務是,把林區運來的原木從火車上卸下來,根據樹種的不同進行分類,碼在楞場上,按照車間調度要求,把所需木材從原木堆上滾下來,或用車推,或用肩扛,運到車間裏的大鋸旁邊。由於常年露天工作,他們對春夏秋冬和雨雪風霜的感覺,似乎麻木了許多。他們幹活的工具是抬杠、鐵鉤和“拔鹿”;“拔鹿”是日偽時期留下的叫法,其實就是一根可以起釘子用的鐵撬棍。

    韓雙誌進力工班不久,便聽說粘在樹皮上的沙土對大鋸的鋸條損傷極大。換鋸條的工作隻要一頻繁,伐鋸工罵,鋸木工罵,調度也罵。

    “為什麽不扒掉樹皮呢?”

    “誰給扒?給誰扒?扒給誰?”

    “那就讓我來扒吧。”

    軍官的經曆,農民的出身,無怨的奉獻,漸漸的使韓雙誌在群眾中間有了威信,工人們親熱地喊他“老營長”。在這期間,木器廠又著了一把火,燒的還是噴漆車間,時任負責防火的保衛幹部,不僅保住了幹部身份,還被調到了細木車間當上了支部書記。工人們對此反應極大,紛紛替韓雙誌鳴不平,報委屈。而韓雙誌卻把目光瞄到了木器廠防火安全上,他根據工廠的現狀,自身條件,寫了一個報告,還畫了一張頗為詳細防火圖。“愁人”迅速地采納了他的建議,並對我解釋道:“隻要我的烏紗帽不被燒掉,他就別想再有翻身之日。”

    一年秋天,韓雙誌在廠裏買了二百斤燒火材,準備過冬取暖之用。過完秤後,檢斤員蓋了個章,把小票從窗口遞了出來,說了聲:“正好。” 韓雙誌在門衛交出小票,用力地拉著手推車,出了工廠大門。大概走出有四、五百米左右,“愁人”的吉普車迎麵駛來,擦肩而過,車輪揚起得黃塵,把韓雙誌和拉著的手推車埋了足有十秒鍾。可是功夫不大,“愁人”的吉普車又飛了迴來,一腳急刹車,擋住了韓雙誌去路。財務科長從車裏鑽,眼睛瞅著工廠大門的方向,告訴韓雙誌:“廠長讓你把燒材拉迴去。”

    韓雙誌似乎想問為什麽,但又似乎明白問也是白問,咽了口唾沫,雙腿離地,用身體的重力,把手推車壓起來。趁他調頭的機會,財務科長問道:“柴火裏沒有不該有的東西吧?”

    “沒有。”

    “愁人”手裏拿著那張小票,在門衛處對韓雙誌說:“群眾有反映,請你重新檢斤,然後卸車。”

    結果,韓雙誌買的燒材不僅多了十八點六斤,還查出許多可以做冰膏棍兒和牙簽的材料。盡管當時的木器廠,沒有生產冰膏棍兒和牙簽能力和任務。

    “這是什麽問題?是背叛。是叛黨,是叛國,是叛變人民。國家財產是什麽?同誌們,那是革命先烈的生命,是我們勞動人民血汗,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本錢啊!他韓雙誌,今天要把革命先烈的生命,我們勞動人民血汗,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本錢當成自己的盤中餐,用心何其毒也,我們能答應嗎?不能。我們決不能任憑他再揮起蔣介石的屠刀,劉文彩的大棒,黃世仁皮鞭。請同誌們迴去想一想,這個人還是共產黨員嗎?”

    “愁人”給韓雙誌留了爭取寬大的時間。可是,蘭姐照舊沒有投入他的懷抱。他認為他的權力受到了侮辱和挑戰,就把韓雙誌的黨籍開除了。

    丟了黨票,韓雙誌的頭發白了,省下的黨費被戲稱為迴扣,是“白色染發劑生產商”給他的迴扣。漸漸地,韓雙誌的活越幹越多,像是在用疲勞緩解傷痛,讓淚水從汗腺流出來。韓雙誌的話越說越少,像是在用沉默警告“愁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對此,“愁人”感到很害怕,每當看見韓雙誌手拿“拔鹿”從他身邊走過,就心跳加快,腿肚子轉筋,時刻準備雙腿跪下,乞求“饒命”。所以,我給“愁人”打氣道:“你怕,說明你還不了解他。我敢跟你打賭,他的雙手和力氣,除了服從命令,不會幹別的。你就是揍他,他的反應也不是還手,而是要自查一下,他自身有沒有該揍的毛病。如果在犯傻和犯法之間必選其一,他的選擇一定是前者,因為他根本不懂,人犯傻所要付出的代價,很有可能比犯法所受的懲罰更大,更殘酷。”

    但是,不知道是我的打氣沒起作用,還是隨著計劃經濟的取消,木器廠的生產和經營陷入了困境,“愁人”很快就調走了。由於沒了內線,加上工作繁忙,我也就隻好無奈地把“照顧” 韓雙誌重任暫時放了下來。

    大學畢業後,我一直在機關工作,今天這個委,明天那個辦,走過很多單位,光黨校就念過三迴。雖說工作每動一次,職務就能升遷一次,可佟輝的冤情,我是不敢忘的。別看我也沒有忘記張家對我的恩情,但在處理韓雙誌的問題上,我並沒有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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