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部隊，駐紮在黑龍江省和內蒙古交界的區域，遼闊的唿倫貝爾草原延伸到這裏，漸漸地變成了丘陵，形成了山崗，最後被覆蓋著原始森林的連綿不斷的群山所取代，人們給這些群山取了個名字——大興安嶺。
我們所在的連隊，對外叫做“一萬八”，是因為有一萬八千畝荒地，在我們的戰士手中變成了一萬八千畝良田而得名。營地距離一個小火車站不遠，大概有七華裏左右，從火車上下來就看得見，下坡上坡就到了。
當我們雙腳踏在這塊土地上的時候,首先領教的是寒冷,就連空氣中的水分都給凍成了冰片,在夕陽的照耀下閃爍著五顏六色的光芒。吸進一口氣，肺腑就有刺痛的感覺，所以不得不使用軍帽上的護鼻。積雪表麵被凍上了一層硬殼，人走在上麵仿佛踏在鼓皮上，發出“鏗、鏗”的響聲。來接我們的指導員提醒我們，有時“鼓皮”會破，讓人掉進去，要多加小心。
指導員姓韓，叫韓雙誌，是個棱角分明的東北漢子。他話不多，但每個動作，每個眼神，都像狂風中的軍旗一樣，咧咧有聲。他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進京領過獎，立過二等功。他六八年入伍，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走完了從士兵到指導員路程。
當時，營區裏有兩種建築，紅色的是瓦房，黃色的是帳篷。瓦房裏是糧種，帳篷裏是官兵。帳篷裏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唯一的熱源是官兵的體溫，睡覺時沒人脫衣服，就連皮帽子也不摘，把棉被和皮大衣全都蓋在身上，要是不怕弄髒床鋪，就連腳上大頭鞋也不會脫下來。但是，第二天起床，脫下的大頭鞋大都給凍在地上，輕的用腳能踢下來，重的就得用鎬刨，不少官兵的鞋就是這樣壞的。
我們到這裏沒幾天，奉命到火車站去卸運來建營房用的紅磚，佟輝跟車站值班員要了幾個破包裝箱子，休息的時候讓我和他把上麵的釘子起了下來，並拿到鐵軌上一根根砸直，迴來後給全連每個戰士的床頭釘上了一根兒，讓大家在睡覺前把兩隻鞋的鞋帶兒係在一起掛在上麵。
這件小事引起了連隊首長們的關注，指導員在全連大會上口頭嘉獎了我們。當天晚上，我們給蘭姐寫了一封信，把當兵的經曆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很快她就迴信了，信寫的很長，除了說她和家裏一切都好之外，大部分是鼓勵我們要好好幹，積極要求進步的話，最後她問我們這裏有沒有照相館，讓我們爭取照張相寄迴家。總場場部所在的縣城有照相館，但離我們這裏有百裏之遙,當時連隊既要忙於備耕生產，又要給夏天建營房采石挖沙備木料，要想請假去縣城照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兒。不過，就在接到蘭姐來信的第三天，連裏派我和佟輝去總場軍需領一台電機，我們順便也就把相照了。因為照片當天洗不出來，我們就把郵資和地址交給了照相館，托他們在照片洗好後，給蘭姐寄去兩張，把剩下的一張和底片寄給我們。完成了蘭姐心願，我們很高興，可是在抬著電機返迴的路上，佟輝突然問我：“你說，怎麽這麽巧呢？蘭姐這麵剛要照片，連裏就給我們機會進縣城！”
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隻好把這個巧合算在運氣身上。
“天公作美。大概是吧！”
佟輝是個細心的人，不管什麽事情，隻要進了他的眼睛，就像栗子進了炒鍋，不把它折騰熟了是不會罷休的。漸漸的，我們在指導員看我們的目光中，發現了一種不易察覺的異樣神情；那神情好似熱流一樣讓我們的心為之溫暖，為之振奮。我們夜裏站崗的時候，他經常以查哨為名來到我們身邊，看看我們站的位置對不對，衣服穿的是否合適，子彈是否上了膛，保險關好了沒有。有一天我們站的是末班崗，天亮的時候司號員從連部裏走了出來，吹響了起床號，我們子彈退膛，離開哨位，一前一後走向帳篷，司號員卻攔住了我們，他迴頭朝連部看了一眼，神秘地告訴我們：“跟你們說個事兒：你們來信上的地址和字跡，跟指導員來信上的一模一樣。”
這個信息讓我們又驚又喜，驚的是如果情況屬實，就說明指導員和蘭姐認識，我們去縣城的機會不是什麽天公作美，而是他有意的安排；喜的是如果真能有這樣的朋友，則是我們家的天大的幸事兒，因為指導員在我們心中是個能頂天立地的軍人。我們暗自祈禱這是真事兒，甚至希望指導員能成為我們的姐夫。所以，我和佟輝互相勉勵著：“一定要給蘭姐增添光彩。”
籃球場，是我們連當時唯一的運動場地，戰友們沒事都愛上去蹦躂一會兒，試試投籃，比比彈跳，隔三差五的班與班、排與排之間還要來一場比賽。但是，由於籃球場設在土地上，用白灰畫的界線很難持久，有時候半場沒打完界線就不見了，弄得裁判很難當，經常因此發生爭吵，弄個不歡而散。一天晚上，我和佟輝在月光下散步，他跟我講了自己的想法，聽後我笑道：“行。挺好的。看來我們和磚頭有著不解之緣。” 佟輝也笑了。
大興安嶺的夏天日出早，一般兩點多點兒天就亮了。我和佟輝悄悄起床，來到籃球場上先劃線，然後他用鐵鎬按線刨溝，我拿起扁擔和土籃子去挑磚，我們把磚頭的光麵朝上，用木頭敲進溝裏，夯實找平，幹完了邊線幹中線，埋完了三秒區線幹埋罰球線。在起床號吹響之前，我們就把活幹完了。掃完了場地，我們想迴營房躺一會兒，卻被幾乎同時湧出營房的戰友驚呆了，一個酷愛打球的老兵跑到籃球場上大聲喊道：
“常打球的麵對我列隊。”
我和佟輝自然也隨口令站到了隊列中。
“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佟輝，劉漢良，出列。……立定。向後轉。”
當我們麵向大家的時候，那個老兵卻跑進了隊列裏，隻聽他接著喊道：
“現在由我開始，依此上前向他們敬禮。”
全體官兵自發地向兩個新兵敬禮，別說見過，就連聽也沒有聽說過，我們自然非常激動，心裏不免有些緊張。然而，麵對一個又一個鄭重的軍禮，我們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沉著地向戰友們還禮致意。當指導員也走出隊列，向我們敬禮的時候，我和佟輝的眼睛濕潤了，他囑咐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場麵，一定要保持這份榮譽，一定要珍惜這份感情。
不久，指導員就向我們挑明了他和蘭姐的關係。
“六七年春節剛過，我們村裏來了一批插隊的知青，個個十八九歲，是省城同一所著名高中的畢業生。高中畢業，讓我們這樣的農村青年非常羨慕，因為我們知道，要想拿到這個學曆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學習好，二是得有錢。想念書的腦袋我們農村孩子也有，就在肩上扛著呢，可是我們沒有錢！別看我們住在鬆花江畔，種的是水田，可是不過年就敢吃大米飯的人家卻極為少見！要想天天有飯吃，必須把白花花的大米以一比二的比例換成玉米或是高糧。我們為什麽窮，為什麽自己種大米卻不敢吃大米飯？你們的蘭姐，當時的知青隊長張蘭，和同學們走村串戶，調查研究，提出要‘科學種田’。當時，生產隊兒對這幫‘秀才’們的想法當麵也說好，卻即不出力也不出錢，反正是誰不跟大夥一塊兒出工就得不著工分。所以，張蘭的設想操作起來很困難。
“有一天她來到我家，想跟我哥借二十斤大米。她大概知道我家勞力多，能有點兒餘糧。我嫂子立刻把話接了過去，說不是不想借，家裏剩點兒稻子是小孩的學費，實在是不敢借啊！我嫂子沒撒謊，可我聽了很不舒服，晚飯也沒吃好。放下碗筷兒，我拿起我侄女一個用過的算草本和一個鉛筆頭兒，離開家向知青住的地方走去。算草本的背麵，記著我參加文化夜校的學習筆記。文化夜校是張蘭她們的知青給我們辦的。張蘭也是給我們講課的老師之一。因為有借大米這檔子事兒，我步履蹣跚，越走腿越沉，不知道如果見著她，我這張臉該往哪兒擱。當我路過一個在村裏也算是富裕戶的園子的時候，籬笆門一響，隻見張蘭空著兩手走了出來，後麵還跟出來一句話，‘對不起啦，張老師。’我叫住了張蘭，問她借大米幹什麽。她告訴我說，她托人在省城找了一個農業專家，她想把村裏的土壤、肥料和水的樣本送過去，請專家給找一找我們這裏低產的原因，給想想提高產量的辦法。接著，她還拿出一張圖來給我看。那是一張用鉛筆畫的我們村的地形地貌圖，上麵詳細的標明了，我們村的經度、緯度，年、月平均降雨量，日照時間和海拔高度。
“‘那個專家都七十多歲了，’ 張蘭感歎道，‘我真不好意思空手去麻煩老人家！’
“酸楚，愧疚，感激，像核聚變一樣在我胸中發生著強烈的反應，我感到胸脹氣短，使勁在心裏罵自己，簡直是白活了二十年。我告訴張蘭：‘你不要東家西家再跑了，大米，我有。’我沒有去夜校上課，迴家背起我侄女的‘學費’就去了村裏的磨房。我也沒有去生產隊去牽驢，而是自己一圈兒一圈兒地推起了石碾子。銀白色的月光照在大米上，白米上浮現出張蘭失望的臉龐，我一邊推著碾子一邊念叨：我一定要讓她笑起來，我一定要讓她笑起來，我一定要讓她那在聯歡會上朗誦詩歌時的微笑重新蕩漾在她的臉上。
“第二天早上，我用秤稱了兩個二十斤，分別裝進兩個我連夜縫的白布米袋兒，把兩個袋口係在一起，搭在肩上給張蘭送了過去。張蘭見我拿來四十斤大米，連忙彎下腰要把係在一起的袋口解開，說二十斤就拿得出手了，讓我背迴去一半兒。我攔住了她，說：‘有二十斤是給你的。這次迴省城，順便也迴家看看，讓你家裏人也嚐嚐咱們這兒的鬆花江大米。’聽我這麽說，張蘭的眼淚忽地湧了出來，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泣不成聲地對我說：‘大哥，那我就代表我的兩個弟弟，我爸、我媽和奶奶，謝謝你了！’看著她背著五六十斤的東西走出村口，我真想追上去，把她身上的重負搶過來放在我的肩上，送她去三十裏外的火車站。然而，我的雙腳卻被一天十二個工分拴住了，雖說年底算帳一個工分也就值一分錢左右，但那畢竟是我們農民賴以生存的指望啊！
“張蘭迴來不久，就到了插秧時節，生產隊見她的方法還是用鬆花江的水，還是用過去用的肥，不過是控製水量，把各種糞肥按配方參和一下，也就同意用她的方法把地種上了。那一年，從春種到秋收，張蘭幾乎都是在田裏度過的，尤其是夜晚的雨中，村民都在閃電裏看見過她的身影。秋收後，由於畝產從過去的六七百斤一下子突破了一千斤，生產隊覺得年初讓張蘭個人出資給集體辦事說不過去，就多分了二十斤大米給張蘭。她把這二十斤大米托我還給了我的兄嫂。至於我送給她的二十斤，她是這樣跟我說的：‘就讓我永遠欠你一個人情吧。’同時她還問我，‘聽說快征兵了，你不想出去闖闖嗎？’我當時心裏很清楚，當兵對我們農村青年來說，是走向外麵世界的唯一途徑。於是，我答應了她，報名參了軍。臨走的時候，她說她想送我一件禮物留念，可是因為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叫她很為難，說著她拿出一雙草鞋給我看，說這是她最珍貴的心愛之物，並把這雙草鞋來曆告訴了我。我聽完之後不忍心把她的精神依托全拿走，便懷揣著一隻上路了。”
我和佟輝摸著在北京，在毛主席身邊給蘭姐編的草鞋，不覺又流下淚來。指導員還告訴我們，在我們收到第一封蘭姐的信的同時，他也收到了蘭姐的信，信裏夾著我們給蘭姐去信的信皮兒，他一見就知道了我們就是張蘭的弟弟。當時剛好有個去縣城的機會，也就派我們倆去了。我們離開連部的時候，佟輝看著指導員自言自語似的說：“能讓蘭姐來一趟該多好啊！”
指導員笑道：“秋天吧。等我們秋收完了，爭取讓張蘭在國慶節來一趟。”
我用玩笑似的口吻說：“請指導員加把勁兒，我們在旁敲邊鼓，力爭早日讓兩隻草鞋合在一處，成為一雙。”
七一年的建軍節那天，連裏召開了“秋收誓師大會”，同時也宣布了上級團組織同意我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批複，佟輝代表新入團的戰友們發了言，並提出了“獻禮國慶，顆粒歸倉”的戰鬥口號。然而，要想打贏秋收這一仗，除了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士，還得看老天爺順不順心，因為雨雪會讓糧田變得沼澤似的泥濘，如果拖拉機，康拜因和汽車下不了地，一萬八千多畝土地的糧食隻靠鐮刀和肩膀是收不迴來的。麥收的時候，老天爺沒來找什麽麻煩，除了打發幾大塊兒陰雲來嚇唬嚇唬我們，表現得還算盡如人意。隻是有個拖拉機手，在開車時睡著了，讓拖拉機衝出了麥田，撞上了灌木中的一棵大樹他還沒醒，給麥收進度造成了一些影響。當時的機械化的確提高了我們的多開荒、多種地、多打糧的能力，但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勞動強度的增加和作業時間的延長，官兵們的睡眠嚴重不足，體力在急劇的下降，大白天說夢話的人比比皆是，有一天佟輝就瞪著眼睛說了一句，“我入黨了……蘭姐水涼……家裏都吃飯了……”
到了收黃豆的時候，大興安嶺的溫差漸漸地大了起來，中午和早晚的氣溫居然相差了十好幾度，連裏讓戰士們穿上了冬裝。由於豆莖最下麵的果實離地麵不足十公分，當時的康拜因刀片放不到位，所以隻能用鐮刀收割。為了避免因磨刀水平的差異影響收割進度，連隊給下地的戰士每人準備了兩把鐮刀，並指派了專門磨刀的人。割地速度快的老兵每人同時拿七條壟向前推進，而我和佟輝每人隻割五條卻總是落在後麵。一天夜裏，老天爺有意無意地下了一場不大的雪，太陽出來後便開始融化，雪水漸漸地流向低處，形成了一個水窪。而這個水窪偏偏就擋在了我和佟輝前進的壟上。我直起腰來，見佟輝已把一隻腳踏入水中，就攔住了他：“我們繞過去吧。等明天早上水凍成了冰，我們再來收拾它。”
“那合適嗎？”佟輝為難地問我。
“有什麽不合適的？”我說，“不過是讓這點兒豆子多在地裏過一夜。”
於是，我們繞過水窪，彎下腰，繼續揮舞鐮刀追趕前麵的秋收大軍。突然，在我們的身後傳來指導員的一串嚴厲的口令。
“佟輝，劉漢良……立正……向後轉。齊步走。”
當我們執行著命令，走過指導員身邊時，我們在他那嚴峻的表情裏，已經猜到了他向我們橫眉立目的原因。我們走下了坡地，走進了水窪，直到走出水窪後才接到“立定，向後轉。”的命令。指導員走過來責問我們這是為什麽？問我們立在雪水中的豆棵兒是什麽？問我們的階級感情跑哪兒去了？我有些不以為然，想辯解幾句，但讓佟輝的一句“指導員，我們錯了！”把我要出口的話給堵在了嘴裏。我們走進水窪，把準備多放一夜的豆棵兒割了下來。當月上樹梢，收兵迴營的號聲響起的時候，我們的棉褲除了膝蓋處還能彎曲外，別的地方則成了冰桶。我們想用鐮刀把冰桶敲軟活一點兒，有經驗的老兵說千萬別敲，會把棉褲敲壞的。迴到暖氣融融的新營房，因為脫不下褲子，我們就兩腿伸直坐到了地上，因為地下有地火籠。所謂的地火籠，就是以營房裏的地麵為炕麵，搭了個東北農村家家都有的火炕。飯後點名，全連官兵集合在操場上，指導員在總結當日工作時，對我們白天丟人的表現隻字未提，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也的確，當時沒有第四個人在場，他不說我們不講，誰會知道呢！我抓住佟輝的手，用力地握了幾下，以示慶幸。
國慶節眼瞅就要到了，我們對蘭姐的思念越來越濃，從營區旁邊飛馳而過的火車也在安慰我們，“快來啦，快來啦，快來啦……”。可是，我們還是覺得時間過的太慢，恨不能一下子把日子像撕日曆那樣撕到鮮紅的十月一日。同時，我們也很害怕蘭姐的熱心腸被什麽閑事絆住，昨天剛剛寫信給她，今天就覺得非常有必要再發一封。蘭姐的住處也準備好了，跟“三用堂”一棟房；所謂“三用堂”，是我們連隊吃飯、開會、娛樂的場所，東西走向，坐落在營區的最高處，西麵是炊事班，東麵是外來人員住宿的地方。因為給蘭姐住的房間，麥收時有總場來的幹部住過，我和佟輝把被褥統統拆洗了一遍，疊的方方正正，上邊蓋著一條繡有“為人民服務”紅字的白毛巾。這個房間非常敞亮，南麵的一扇窗，朝著官兵列隊出操的操場，操場兩側是營房，士兵站崗的大門外，有一條連著火車站的沙石路；東麵的一扇，朝著堆滿糧食的場院，萬畝糧田，大興安嶺的山峰和日出時的太陽。
我們等著，盼著，甚至產生了蘭姐也許能早來幾天，給我們一個意外驚喜的異想。然而，上級的一紙軍令，卻無情地粉碎了我們和蘭姐團圓的希望。部隊進入了一級備戰狀態，不準本部人員外出，也不準地方人員來訪，並命令在外人員立刻歸隊。官兵們各個神色凝重，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但都有大戰在即的感覺。這種狀態持續了有兩個多月，我們才得知其中的原委，居然是“9.13”林彪叛逃給鬧的。七二年元旦過後，軍營裏漸漸地恢複了正常的秩序，對老兵探家，親人來訪的事情也漸漸地可以操作了，隻是須經總場的批準。於是，我和佟輝向上級打了個申請報告，幾天後就得到了同意蘭姐來隊的批準。
我們所在的連隊，對外叫做“一萬八”，是因為有一萬八千畝荒地，在我們的戰士手中變成了一萬八千畝良田而得名。營地距離一個小火車站不遠，大概有七華裏左右，從火車上下來就看得見，下坡上坡就到了。
當我們雙腳踏在這塊土地上的時候,首先領教的是寒冷,就連空氣中的水分都給凍成了冰片,在夕陽的照耀下閃爍著五顏六色的光芒。吸進一口氣，肺腑就有刺痛的感覺，所以不得不使用軍帽上的護鼻。積雪表麵被凍上了一層硬殼，人走在上麵仿佛踏在鼓皮上，發出“鏗、鏗”的響聲。來接我們的指導員提醒我們，有時“鼓皮”會破，讓人掉進去，要多加小心。
指導員姓韓，叫韓雙誌，是個棱角分明的東北漢子。他話不多，但每個動作，每個眼神，都像狂風中的軍旗一樣，咧咧有聲。他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進京領過獎，立過二等功。他六八年入伍，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走完了從士兵到指導員路程。
當時，營區裏有兩種建築，紅色的是瓦房，黃色的是帳篷。瓦房裏是糧種，帳篷裏是官兵。帳篷裏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唯一的熱源是官兵的體溫，睡覺時沒人脫衣服，就連皮帽子也不摘，把棉被和皮大衣全都蓋在身上，要是不怕弄髒床鋪，就連腳上大頭鞋也不會脫下來。但是，第二天起床，脫下的大頭鞋大都給凍在地上，輕的用腳能踢下來，重的就得用鎬刨，不少官兵的鞋就是這樣壞的。
我們到這裏沒幾天，奉命到火車站去卸運來建營房用的紅磚，佟輝跟車站值班員要了幾個破包裝箱子，休息的時候讓我和他把上麵的釘子起了下來，並拿到鐵軌上一根根砸直，迴來後給全連每個戰士的床頭釘上了一根兒，讓大家在睡覺前把兩隻鞋的鞋帶兒係在一起掛在上麵。
這件小事引起了連隊首長們的關注，指導員在全連大會上口頭嘉獎了我們。當天晚上，我們給蘭姐寫了一封信，把當兵的經曆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很快她就迴信了，信寫的很長，除了說她和家裏一切都好之外，大部分是鼓勵我們要好好幹，積極要求進步的話，最後她問我們這裏有沒有照相館，讓我們爭取照張相寄迴家。總場場部所在的縣城有照相館，但離我們這裏有百裏之遙,當時連隊既要忙於備耕生產，又要給夏天建營房采石挖沙備木料，要想請假去縣城照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兒。不過，就在接到蘭姐來信的第三天，連裏派我和佟輝去總場軍需領一台電機，我們順便也就把相照了。因為照片當天洗不出來，我們就把郵資和地址交給了照相館，托他們在照片洗好後，給蘭姐寄去兩張，把剩下的一張和底片寄給我們。完成了蘭姐心願，我們很高興，可是在抬著電機返迴的路上，佟輝突然問我：“你說，怎麽這麽巧呢？蘭姐這麵剛要照片，連裏就給我們機會進縣城！”
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隻好把這個巧合算在運氣身上。
“天公作美。大概是吧！”
佟輝是個細心的人，不管什麽事情，隻要進了他的眼睛，就像栗子進了炒鍋，不把它折騰熟了是不會罷休的。漸漸的，我們在指導員看我們的目光中，發現了一種不易察覺的異樣神情；那神情好似熱流一樣讓我們的心為之溫暖，為之振奮。我們夜裏站崗的時候，他經常以查哨為名來到我們身邊，看看我們站的位置對不對，衣服穿的是否合適，子彈是否上了膛，保險關好了沒有。有一天我們站的是末班崗，天亮的時候司號員從連部裏走了出來，吹響了起床號，我們子彈退膛，離開哨位，一前一後走向帳篷，司號員卻攔住了我們，他迴頭朝連部看了一眼，神秘地告訴我們：“跟你們說個事兒：你們來信上的地址和字跡，跟指導員來信上的一模一樣。”
這個信息讓我們又驚又喜，驚的是如果情況屬實，就說明指導員和蘭姐認識，我們去縣城的機會不是什麽天公作美，而是他有意的安排；喜的是如果真能有這樣的朋友，則是我們家的天大的幸事兒，因為指導員在我們心中是個能頂天立地的軍人。我們暗自祈禱這是真事兒，甚至希望指導員能成為我們的姐夫。所以，我和佟輝互相勉勵著：“一定要給蘭姐增添光彩。”
籃球場，是我們連當時唯一的運動場地，戰友們沒事都愛上去蹦躂一會兒，試試投籃，比比彈跳，隔三差五的班與班、排與排之間還要來一場比賽。但是，由於籃球場設在土地上，用白灰畫的界線很難持久，有時候半場沒打完界線就不見了，弄得裁判很難當，經常因此發生爭吵，弄個不歡而散。一天晚上，我和佟輝在月光下散步，他跟我講了自己的想法，聽後我笑道：“行。挺好的。看來我們和磚頭有著不解之緣。” 佟輝也笑了。
大興安嶺的夏天日出早，一般兩點多點兒天就亮了。我和佟輝悄悄起床，來到籃球場上先劃線，然後他用鐵鎬按線刨溝，我拿起扁擔和土籃子去挑磚，我們把磚頭的光麵朝上，用木頭敲進溝裏，夯實找平，幹完了邊線幹中線，埋完了三秒區線幹埋罰球線。在起床號吹響之前，我們就把活幹完了。掃完了場地，我們想迴營房躺一會兒，卻被幾乎同時湧出營房的戰友驚呆了，一個酷愛打球的老兵跑到籃球場上大聲喊道：
“常打球的麵對我列隊。”
我和佟輝自然也隨口令站到了隊列中。
“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佟輝，劉漢良，出列。……立定。向後轉。”
當我們麵向大家的時候，那個老兵卻跑進了隊列裏，隻聽他接著喊道：
“現在由我開始，依此上前向他們敬禮。”
全體官兵自發地向兩個新兵敬禮，別說見過，就連聽也沒有聽說過，我們自然非常激動，心裏不免有些緊張。然而，麵對一個又一個鄭重的軍禮，我們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沉著地向戰友們還禮致意。當指導員也走出隊列，向我們敬禮的時候，我和佟輝的眼睛濕潤了，他囑咐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場麵，一定要保持這份榮譽，一定要珍惜這份感情。
不久，指導員就向我們挑明了他和蘭姐的關係。
“六七年春節剛過，我們村裏來了一批插隊的知青，個個十八九歲，是省城同一所著名高中的畢業生。高中畢業，讓我們這樣的農村青年非常羨慕，因為我們知道，要想拿到這個學曆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學習好，二是得有錢。想念書的腦袋我們農村孩子也有，就在肩上扛著呢，可是我們沒有錢！別看我們住在鬆花江畔，種的是水田，可是不過年就敢吃大米飯的人家卻極為少見！要想天天有飯吃，必須把白花花的大米以一比二的比例換成玉米或是高糧。我們為什麽窮，為什麽自己種大米卻不敢吃大米飯？你們的蘭姐，當時的知青隊長張蘭，和同學們走村串戶，調查研究，提出要‘科學種田’。當時，生產隊兒對這幫‘秀才’們的想法當麵也說好，卻即不出力也不出錢，反正是誰不跟大夥一塊兒出工就得不著工分。所以，張蘭的設想操作起來很困難。
“有一天她來到我家，想跟我哥借二十斤大米。她大概知道我家勞力多，能有點兒餘糧。我嫂子立刻把話接了過去，說不是不想借，家裏剩點兒稻子是小孩的學費，實在是不敢借啊！我嫂子沒撒謊，可我聽了很不舒服，晚飯也沒吃好。放下碗筷兒，我拿起我侄女一個用過的算草本和一個鉛筆頭兒，離開家向知青住的地方走去。算草本的背麵，記著我參加文化夜校的學習筆記。文化夜校是張蘭她們的知青給我們辦的。張蘭也是給我們講課的老師之一。因為有借大米這檔子事兒，我步履蹣跚，越走腿越沉，不知道如果見著她，我這張臉該往哪兒擱。當我路過一個在村裏也算是富裕戶的園子的時候，籬笆門一響，隻見張蘭空著兩手走了出來，後麵還跟出來一句話，‘對不起啦，張老師。’我叫住了張蘭，問她借大米幹什麽。她告訴我說，她托人在省城找了一個農業專家，她想把村裏的土壤、肥料和水的樣本送過去，請專家給找一找我們這裏低產的原因，給想想提高產量的辦法。接著，她還拿出一張圖來給我看。那是一張用鉛筆畫的我們村的地形地貌圖，上麵詳細的標明了，我們村的經度、緯度，年、月平均降雨量，日照時間和海拔高度。
“‘那個專家都七十多歲了，’ 張蘭感歎道，‘我真不好意思空手去麻煩老人家！’
“酸楚，愧疚，感激，像核聚變一樣在我胸中發生著強烈的反應，我感到胸脹氣短，使勁在心裏罵自己，簡直是白活了二十年。我告訴張蘭：‘你不要東家西家再跑了，大米，我有。’我沒有去夜校上課，迴家背起我侄女的‘學費’就去了村裏的磨房。我也沒有去生產隊去牽驢，而是自己一圈兒一圈兒地推起了石碾子。銀白色的月光照在大米上，白米上浮現出張蘭失望的臉龐，我一邊推著碾子一邊念叨：我一定要讓她笑起來，我一定要讓她笑起來，我一定要讓她那在聯歡會上朗誦詩歌時的微笑重新蕩漾在她的臉上。
“第二天早上，我用秤稱了兩個二十斤，分別裝進兩個我連夜縫的白布米袋兒，把兩個袋口係在一起，搭在肩上給張蘭送了過去。張蘭見我拿來四十斤大米，連忙彎下腰要把係在一起的袋口解開，說二十斤就拿得出手了，讓我背迴去一半兒。我攔住了她，說：‘有二十斤是給你的。這次迴省城，順便也迴家看看，讓你家裏人也嚐嚐咱們這兒的鬆花江大米。’聽我這麽說，張蘭的眼淚忽地湧了出來，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泣不成聲地對我說：‘大哥，那我就代表我的兩個弟弟，我爸、我媽和奶奶，謝謝你了！’看著她背著五六十斤的東西走出村口，我真想追上去，把她身上的重負搶過來放在我的肩上，送她去三十裏外的火車站。然而，我的雙腳卻被一天十二個工分拴住了，雖說年底算帳一個工分也就值一分錢左右，但那畢竟是我們農民賴以生存的指望啊！
“張蘭迴來不久，就到了插秧時節，生產隊見她的方法還是用鬆花江的水，還是用過去用的肥，不過是控製水量，把各種糞肥按配方參和一下，也就同意用她的方法把地種上了。那一年，從春種到秋收，張蘭幾乎都是在田裏度過的，尤其是夜晚的雨中，村民都在閃電裏看見過她的身影。秋收後，由於畝產從過去的六七百斤一下子突破了一千斤，生產隊覺得年初讓張蘭個人出資給集體辦事說不過去，就多分了二十斤大米給張蘭。她把這二十斤大米托我還給了我的兄嫂。至於我送給她的二十斤，她是這樣跟我說的：‘就讓我永遠欠你一個人情吧。’同時她還問我，‘聽說快征兵了，你不想出去闖闖嗎？’我當時心裏很清楚，當兵對我們農村青年來說，是走向外麵世界的唯一途徑。於是，我答應了她，報名參了軍。臨走的時候，她說她想送我一件禮物留念，可是因為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叫她很為難，說著她拿出一雙草鞋給我看，說這是她最珍貴的心愛之物，並把這雙草鞋來曆告訴了我。我聽完之後不忍心把她的精神依托全拿走，便懷揣著一隻上路了。”
我和佟輝摸著在北京，在毛主席身邊給蘭姐編的草鞋，不覺又流下淚來。指導員還告訴我們，在我們收到第一封蘭姐的信的同時，他也收到了蘭姐的信，信裏夾著我們給蘭姐去信的信皮兒，他一見就知道了我們就是張蘭的弟弟。當時剛好有個去縣城的機會，也就派我們倆去了。我們離開連部的時候，佟輝看著指導員自言自語似的說：“能讓蘭姐來一趟該多好啊！”
指導員笑道：“秋天吧。等我們秋收完了，爭取讓張蘭在國慶節來一趟。”
我用玩笑似的口吻說：“請指導員加把勁兒，我們在旁敲邊鼓，力爭早日讓兩隻草鞋合在一處，成為一雙。”
七一年的建軍節那天，連裏召開了“秋收誓師大會”，同時也宣布了上級團組織同意我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批複，佟輝代表新入團的戰友們發了言，並提出了“獻禮國慶，顆粒歸倉”的戰鬥口號。然而，要想打贏秋收這一仗，除了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士，還得看老天爺順不順心，因為雨雪會讓糧田變得沼澤似的泥濘，如果拖拉機，康拜因和汽車下不了地，一萬八千多畝土地的糧食隻靠鐮刀和肩膀是收不迴來的。麥收的時候，老天爺沒來找什麽麻煩，除了打發幾大塊兒陰雲來嚇唬嚇唬我們，表現得還算盡如人意。隻是有個拖拉機手，在開車時睡著了，讓拖拉機衝出了麥田，撞上了灌木中的一棵大樹他還沒醒，給麥收進度造成了一些影響。當時的機械化的確提高了我們的多開荒、多種地、多打糧的能力，但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勞動強度的增加和作業時間的延長，官兵們的睡眠嚴重不足，體力在急劇的下降，大白天說夢話的人比比皆是，有一天佟輝就瞪著眼睛說了一句，“我入黨了……蘭姐水涼……家裏都吃飯了……”
到了收黃豆的時候，大興安嶺的溫差漸漸地大了起來，中午和早晚的氣溫居然相差了十好幾度，連裏讓戰士們穿上了冬裝。由於豆莖最下麵的果實離地麵不足十公分，當時的康拜因刀片放不到位，所以隻能用鐮刀收割。為了避免因磨刀水平的差異影響收割進度，連隊給下地的戰士每人準備了兩把鐮刀，並指派了專門磨刀的人。割地速度快的老兵每人同時拿七條壟向前推進，而我和佟輝每人隻割五條卻總是落在後麵。一天夜裏，老天爺有意無意地下了一場不大的雪，太陽出來後便開始融化，雪水漸漸地流向低處，形成了一個水窪。而這個水窪偏偏就擋在了我和佟輝前進的壟上。我直起腰來，見佟輝已把一隻腳踏入水中，就攔住了他：“我們繞過去吧。等明天早上水凍成了冰，我們再來收拾它。”
“那合適嗎？”佟輝為難地問我。
“有什麽不合適的？”我說，“不過是讓這點兒豆子多在地裏過一夜。”
於是，我們繞過水窪，彎下腰，繼續揮舞鐮刀追趕前麵的秋收大軍。突然，在我們的身後傳來指導員的一串嚴厲的口令。
“佟輝，劉漢良……立正……向後轉。齊步走。”
當我們執行著命令，走過指導員身邊時，我們在他那嚴峻的表情裏，已經猜到了他向我們橫眉立目的原因。我們走下了坡地，走進了水窪，直到走出水窪後才接到“立定，向後轉。”的命令。指導員走過來責問我們這是為什麽？問我們立在雪水中的豆棵兒是什麽？問我們的階級感情跑哪兒去了？我有些不以為然，想辯解幾句，但讓佟輝的一句“指導員，我們錯了！”把我要出口的話給堵在了嘴裏。我們走進水窪，把準備多放一夜的豆棵兒割了下來。當月上樹梢，收兵迴營的號聲響起的時候，我們的棉褲除了膝蓋處還能彎曲外，別的地方則成了冰桶。我們想用鐮刀把冰桶敲軟活一點兒，有經驗的老兵說千萬別敲，會把棉褲敲壞的。迴到暖氣融融的新營房，因為脫不下褲子，我們就兩腿伸直坐到了地上，因為地下有地火籠。所謂的地火籠，就是以營房裏的地麵為炕麵，搭了個東北農村家家都有的火炕。飯後點名，全連官兵集合在操場上，指導員在總結當日工作時，對我們白天丟人的表現隻字未提，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也的確，當時沒有第四個人在場，他不說我們不講，誰會知道呢！我抓住佟輝的手，用力地握了幾下，以示慶幸。
國慶節眼瞅就要到了，我們對蘭姐的思念越來越濃，從營區旁邊飛馳而過的火車也在安慰我們，“快來啦，快來啦，快來啦……”。可是，我們還是覺得時間過的太慢，恨不能一下子把日子像撕日曆那樣撕到鮮紅的十月一日。同時，我們也很害怕蘭姐的熱心腸被什麽閑事絆住，昨天剛剛寫信給她，今天就覺得非常有必要再發一封。蘭姐的住處也準備好了，跟“三用堂”一棟房；所謂“三用堂”，是我們連隊吃飯、開會、娛樂的場所，東西走向，坐落在營區的最高處，西麵是炊事班，東麵是外來人員住宿的地方。因為給蘭姐住的房間，麥收時有總場來的幹部住過，我和佟輝把被褥統統拆洗了一遍，疊的方方正正，上邊蓋著一條繡有“為人民服務”紅字的白毛巾。這個房間非常敞亮，南麵的一扇窗，朝著官兵列隊出操的操場，操場兩側是營房，士兵站崗的大門外，有一條連著火車站的沙石路；東麵的一扇，朝著堆滿糧食的場院，萬畝糧田，大興安嶺的山峰和日出時的太陽。
我們等著，盼著，甚至產生了蘭姐也許能早來幾天，給我們一個意外驚喜的異想。然而，上級的一紙軍令，卻無情地粉碎了我們和蘭姐團圓的希望。部隊進入了一級備戰狀態，不準本部人員外出，也不準地方人員來訪，並命令在外人員立刻歸隊。官兵們各個神色凝重，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但都有大戰在即的感覺。這種狀態持續了有兩個多月，我們才得知其中的原委，居然是“9.13”林彪叛逃給鬧的。七二年元旦過後，軍營裏漸漸地恢複了正常的秩序，對老兵探家，親人來訪的事情也漸漸地可以操作了，隻是須經總場的批準。於是，我和佟輝向上級打了個申請報告，幾天後就得到了同意蘭姐來隊的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