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六連支邊排的營地坐落在雅魯藏布江中遊北岸一個叫“帕立丁”的地方。麵朝喜馬拉雅山脈和雅魯藏布江，背靠崗底斯山脈，地域屬紮西繞登鄉，與坐落在江南岸的米林縣城隔江相望，若按中國傳統的“風水學”講法，堪稱“風水寶地”。與同在北岸東邊我們下遊的連部駐地多榮大約有20多公裏。與我們連的東邊下遊友鄰七隊駐地嘎瑪相距60多公裏。不知為什麽全團隻有七隊和基建隊稱‘隊’，其他都叫‘連’（最近我看了蕞新版的《西藏地圖冊》才明白，嘎瑪並非在米林地域，而屬林芝縣的地盤）。江北隻有我們六、七兩個連隊，不通公路，我們排到連部也隻有簡易的馬車道相通。連部到七隊則隻有羊腸小道，騎馬可以通行。
到我們六連必須乘船渡江。過江有兩個渡口：一個是在三連的江邊渡口，它是專為我們六連往來兩岸服務的，坐落在支邊排和六連連部中間的江段，使用一支內地常見的小魚船，每船可乘七、八個人。另一個渡口在支邊排下遊岸邊約一公裏處，是當地紮西繞登鄉政府為方便本地老百姓往來兩岸設立的。他們使用的是“雙體獨木舟”，船體長十幾米，是用整棵大樹鑿成獨木舟，再將兩個獨木舟加前後兩個粗粗的橫杠合並成一個船體而成。渡人可乘二、三十人，渡牛馬也可渡七、八匹之多。這船雖笨重原始，乘坐起來卻穩當可靠、非常安全。
我們第一次過江是在三連渡口。每船渡七、八個人，反反複複往來幾趟才將全排人馬渡過江去。
我們一上岸看到的全是原始森林，大家排成兩路縱隊沿著馬車道穿行在筆直粗大的原始冷杉林中。大家邊走邊議論：“如果在這兒建個木器廠就好了，不愁木料，而且材質非常好！”、“嘿，真是怪呀，野生的大樹競然長得這麽直，太好了！”
走了大約一公裏，排裏的老兵趕著馬車來幫著我們拉行李，我們空身行走在密密的原始森林中，聽著林中各種悅耳的鳥叫聲，感到十分快樂。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唱起歌來…
走了大約七、八公裏，我們終於走出森林，舉目望去隻見山坡下是一片平整而又開闊的田野。迎接我們的老兵指著對岸的一片房子說：“那片房子就是米林縣城”。又指著坡下的大片農田說：“這些田地都是我們排裏的！江裏邊還有大中小三座可以耕種的沙州島”。又指指江邊的一個大院落說：“那就是咱們排裏的營房。”看到那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營房，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好，大家臉上顯得都很興奮。
支邊排的營房和土地是由建團初期的老兵留下的。他們大多都有赫赫軍功，是1958年（誌願軍）從朝鮮迴國；1959年進藏平息達賴反動上層武裝叛亂；1962年（重返部隊）參加過中印自衛反擊戰，後來就地轉業進行屯墾戍邊的老戰士。
老兵們給我們留下的這座營房又寬又大又整齊，院子裏和圍牆內外栽著一排排的柳樹。這所大院比我們見到過的其他兄弟連的營房都要好，堪稱“樣板營房”。這裏原本可以容納一個建製連，現在卻由我們一個排居住， 真是太幸福了。
營房的十幾幢房子都是用一根根直徑30公分左右的原木、采用榫卯結構建造的全木料框架房屋，屋頂用的“瓦”是用木楔子劈成冷杉板蓋上去的。用今天的話來說：這些木屋是純天然綠色健康建築。
帕立丁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沒有常年性溪流和活水。這正是它致命的地方，因為有限的土地（沒有可墾荒資源）因缺乏水源而必須靠天吃飯。那時候整個江北都沒有電， 用不上抽水機，守著滔滔的雅魯藏布江卻沒水用。因為這裏不足於發揮一個連的戰鬥力（生產力），所以建製上縮編為一個排。
因為缺水， 我們的營房裏有一口全縣獨一無二的水井。井壁也是用榫卯結構的原木方框一框一框垛成的。如果水桶等什物掉入井中， 撐起雙臂和雙腿下去撈取十分方便。井上架著一架轆轤，絞繩打水非常輕便，這也是我在西藏40年跑遍各地所唯一見到的。
我們這些軍墾戰士當時的生活、工作、戰鬥口號是：“屯墾戍邊，開發西藏”；“保衛邊防，建設邊防”；“長期建藏，邊疆為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以苦為樂，以苦為榮”；“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看看，口號一大串。的確，那是一個革命口號震天響的時代。然而，我們的確也是切切實實遵循這些口號去行動的，在完成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的任務中，不斷地錘煉著自己。
我們支邊排住的房子雖然挺好，但間間都是空殼，房子裏徒牆四壁， 什麽家具也沒有。最初我們四個人住一間，頭半年裏隻好用豌豆秸打地鋪。那時候還沒有塑料布之類，豌豆秸發潮了就丟掉，再換上幹燥的。後來為解決床鋪的問題，有的戰友就去山上砍伐拳頭粗的鬆樹，去掉枝丫，一根根並列起來，紮成八、九十公分寬兩米長的木排當作床板。再用胳膊粗的鬆樹做成兩個門形，栽在放床的位置上充做床腿，然後再放上木排，一張結實耐用的“床”就大功告成了。從此我們告別了地鋪，一間房擺兩張床，中間安放一張簡易桌子，像如今賓館的“標準間”一樣，這就是自力更生的結果。興虧那時候滿山遍野都是原始森林， 也沒有封山育林、保護幼樹之說。無論大樹小樹隻要你有力氣盡可以隨意采伐。有人問：既然那麽多樹木， 為什麽不鋸成板子開成方木，加工成家具呢？原因是沒有剖解原木和加工木料的工具。
我們的生活完全實行軍事化。清晨敲鍾起床（那是一張犁鏵，敲起來十分洪亮，比真正的銅鍾還要好），首先列隊出操， 一般是沿著營房外的大田跑一圈，有時則喊著口令在操場上做早操（沒電無法放廣播操音樂）。然後是洗漱，進行“早請示”和“天天讀”，接著敲鍾開早飯。飯前要唱一段“語錄歌”。中午按時午休。晚上無論再忙再累都要向偉大領袖作“晚匯報”。支邊排沒有電，每晚在會議室裏例行“晚點名”和“晚匯報”都是點上一盞馬燈。
每天上班幹什麽工作都由我們排的最高領導陶樹勳副指導員安排。大量農業工作隨季節變動而變動，各班分配的任務也不一樣。如進行田間管理：澆水、撥草、積肥、施肥、噴灑農藥等；春耕春播時配合拖拉機操作後麵犁鏵或播種機；秋收時到大田割麥子、到中島上搶收豌豆， 把收獲的莊稼運到場院，打場、入倉；到連部“四百五”（一塊農田的名子）支援秋收；對管理的糧倉定期翻倉倒庫；團部調糧時裝袋、裝車、裝船、拉船；到山上砍竹子編筐、紮掃帚；到山上砍伐青杠燒木炭；到獨立四班支援開荒；協助飲事班幫廚，伐樹劈柴，到水磨房磨麵，用油菜籽去當地油坊榨油，種菜、收菜、儲藏菜，到團部、連部或縣城領取、采購副食品；團部打魚隊來了幫助拉網；團部電影隊來了協助裝運拷貝、發電機；還有曰常的活路如：站崗放哨，軍事訓練走隊列、打靶、投彈、拚刺刀；喂馬放馬，到大島上護田趕鳥…
我們這些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404部隊701分隊420小隊的戰士們，身著綠軍裝卻不戴領章帽徽，雖然配發有槍支卻隻在訓練和站崗放哨時使用，倒是配發的鐵鍁和鋤頭用處不小。這正是一手拿槍保邊防，一手拿鋤搞生產，亦兵亦農、亦軍亦民的軍墾戰士的真是寫照。
所以後來有人問在這段生涯我們自己都戲稱是“莊稼兵”。別人都誤認為是“裝甲兵”，當弄懂真實涵義後都禁不住笑了。以致後來填表填到“職務”一欄時，我們有時填戰士，有時填農工，有時填務農，真不知標準填法該是什麽？反正是每月工資31.20元（第一年每月26元），夥食不論男女、吃多吃少、按人頭每月按8元扣除。我們這種“工農兵”兼於一身，算是有趣的經曆吧。
我們在支邊排落腳安定之後，巳經是1966年的年底了。我記得在西藏過的第一個冬天多雪而又寒冷。雅魯藏布江的江風刮起來“唿唿”直叫，風大的時候路都走不動。刮小風也是“嗖嗖”的，刮到臉上像針紮似的刺疼。
雖然天寒地凍，但我們的心卻是火熱的。我們這些“剛離巢的小鳥”，雖然翅膀不硬卻總想飛得高一點；象一張白紙總想在上麵畫出最美的圖畫；更像“初生牛犢”什麽都不怕！其實最根本的是什麽都不懂、天真幼稚！
所以我們個個爭強好勝，榮譽感特別強烈，一顆心總是激動著。
在下了第一場大雪的清晨，我看到宿舍通往會議室、食堂、井台和廁所道路上的沒膝深積雪都已鏟出一條條小道。“這是誰幹得呢？工作量可不小哩！”我們不但嘴上誇獎，心裏也很佩服。
“早請示”完畢“天天讀”的時候，副指導員在會議室對大家說：“同誌們都看到了，有的同誌像雷峰一樣，，時刻想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看到下大雪會影響白天大家的活動，就不睡覺冒著寒風去鏟雪，把院子裏的主要道路都鏟通了。這真是不簡單呀，很值得大家學習！她們雖然悄悄地幹，但我卻發現了。她們是xxx、xxx、xxx、xx同誌，今天特別提出表揚！希望大家向她們學習！”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此以後，大家為了在清晨掃雪、掃地爭第一，很多人晚上睡覺都不脫衣服。而且你爭成我搶， 時間越提越早，隻要你起床慢一點，活兒早就沒有了。後來副指導員發現了這種情況，不得不專門在會上強調，“今後不許不脫衣服睡覺，這樣不利於健康！”
既然是部隊（係統），就要站崗放哨。為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還要經常搞緊急集合。最初搞緊急集合，大家也都是慌慌張張、手忙腳亂，著裝亂七八槽，甚至穿反了褲子、穿反了鞋。被包更是打得不成樣子，鬆鬆誇誇，跑不了幾步就散攤子了。就象某些反映新戰士或中學生進行軍訓緊急集合的影視劇故事一樣。
後來有些戰友特別是女孩子，唯恐緊急集合趕不上趟出洋相， 晚上睡覺也是“全副武裝”，領導又是多次強調。說：“緊急集合‘快’是加強戰備、快速出擊的要求。穿著衣服睡覺既影響健康也失去了‘快速反應’ 的意義。所以堅決禁止和衣睡覺！”。
大家剛穩定下來不久， 就要過新年了。為迎接進藏後的第一個新年，團裏要進行文藝匯演，要求每個連隊都要準備幾個節目。在戰友的鼓動下，我也在一個“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的小歌劇中擔任了一個‘賬房先生’的角色。我還自報了一個詩朗誦的節目，琢磨好久創作了一首《軍墾戰士決心大》詩歌：“軍墾戰士決心大， 天不怕來地不怕， 萬裏迢迢來西藏，要讓青春迸火花；軍墾戰士決心大，世界屋脊來安家，學習先輩苦為樂，建功立業揚天下；軍墾戰士決心大，心中牢記黨的話，亦軍亦民守邊防，創造業績人人誇！軍墾戰士決心大，開荒伐樹又牧馬，喜馬拉雅為我歌，雅江為我跳踢踏！”。今天看來，這首詩（順口溜）不過是些口號性的大話空話，沒什麽藝術性和可讀性。但在當時那個年代和小小年紀、不通世故的情況下，的確也是發自我內心的歌唱，真實表達了我的心情。
在1967年新年（元旦）團部舉行的文藝匯演晚會上，我參演的節目和朗誦的詩歌，贏得了老兵和戰友們熱烈的掌聲。
1967年春節前的一天清晨。我們照常在“當當” 的鍾聲中起床穿衣，整隊出操，刷牙洗漱，進行雷打不動的“早請示” 和“天天讀”。按程序步驟把早飯前該做的事兒都做完了，天卻還沒有亮，隻是東邊天際剛剛露出魚肚色。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怎麽天還這麽黑？按常規早該亮了！”；“是不是陰天的原因呀？”；“這天也不像陰天麽？”；“是不是值班站崗的把表看錯了？”，“肯定是把鍾看錯了！”。
那時候全排隻有陶副指導員有一塊手表，偏偏那幾天壞了。另外就是炊事班和排裏用於輪流值班各有一座（雙鈴馬蹄表）鬧鍾。副指導員叫來當晚站最後一班崗的戰友拿鬧鍾查看時間，並和炊事班的鬧鍾相對照。大家一看兩個鬧鍾的指針走時是一樣的。但是，飲事班的戰友才剛剛起床，他們是在正常情況下比大家提前一個小時起床的，因為他們要提早做早飯。
副指導員讓當晚站崗值班的戰友來到大家麵前，說說自己是怎麽值班的。每晚9:00至第二天清晨7:00十個小時，每班站崗兩個小時，共有五位值班的同誌。從第一崗到第五崗他們全都說自己站滿了鍾點，是正常交接班的。
那麽究競是誰在鬧鍾上動了手腳，把表針整整撥快了兩個小時呢？其實那個搗鬼的家夥根本就沒值班，隻是從上家接過值班鬧鍾，直接撥快了兩個小時，就把它交給了下家，他自己耍滑偷懶、貪戀熱被窩，撥撥表睡覺去了。第一崗和第五崗嫌疑少點，中間三班崗嫌疑最大。
副指導員嚴肅地強調：“一定要把此事查個水落石出，並予以嚴肅處理！”然後，無可奈何地讓大家先迴宿舍再睡一個“迴籠覺”，以便養足精神、正常工作。
據說此後排裏又對“鬧鍾事件”進行了幾個迴合的認真調查，終因幾個懷疑對象死不承認，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實，剛到帕裏地的時候，一說持槍站崗放哨，戰友們全都爭著搶著，唯恐爭不到站崗的任務。你想想“文革時期”少男少女們的“要武啊”的夢想：不就是“穿上綠軍裝，端起衝鋒槍，雄赳赳氣昂昂，站在邊防哨位上”嗎？！有什麽比這更神氣、更高尚、更讓人羨幕的呢？！可惜那時這個地方沒有照相機，不能留下那美好的瞬間。然而“夢”畢竟有醒的時候。除了規定“女兵”不站崗外，男同誌都必須輪班站崗（都是在夜裏）。在寒夜的風雪中站崗放哨不會顯出絲毫的神氣，隻有寒冷和對遠方親人的思念。
這個“鬧鍾疑案”至今在我心頭都是個解不開的謎。三十九年匆匆過去了，我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當事者戰友，能有機會給大家開釋“解密”！我想“舊案”不會有誰還會在乎的。何況那時侯都還是天真的孩子，而今都已經是年近花甲的老頭子了，不必把“謎底”永遠埋在心底。
我們這些“莊稼兵”在雅魯藏布江畔的四年裏，時刻實踐著屯墾戍邊、以苦為樂的原則，戰友們屯墾牧馬、站崗放哨、伐木燒炭，砍竹捕魚、播種收獲……生活豐富多彩，苦中也有樂。
在去四班（我連獨立班）開墾荒地時，少男少女的“童子軍”個個手上都打滿了血泡，卻不吭一聲。當然，你既使叫喚起來，也無人答理你。因為你雖小卻已經是戰士，不是爸媽身邊的嬌兒嬌女。沒人把你當孩子，有苦有淚你必須吞到肚子裏，還得顯出堅強和陽剛之氣，因為你是戰士。女孩子也應當這樣，要求你必須成為拓荒的“鐵姑娘”。
進入深山原始森林中砍竹子的幾位戰友返營時迷路了，時間長達一天一夜。他們帶的幹糧吃完了，忍饑挨餓卻仍然扛著成捆的竹子。尋找他們的人都急昏了頭，但找到他們時，他們卻笑嘻嘻的仿佛什麽也沒有發生。
在秋收時（當時無收割機械）日出即奔赴大田，到日落時才能收工，一天要吃五頓飯（上下午各加餐一次）。我們排的大田收割完了。又馬不停蹄地到連部“四百五”大田支援麥收。戰友們赤膊頂著高原的烈日揮舞鐮刀收割小麥、豌豆，曬得脫下幾層皮，到秋收結束時個個都成了“非洲黑人”。
我們排在雅魯藏布江中有大中小三座沙洲島子。每到秋收恰是汛期，中島和小島上播種的豌豆如不及時搶收就會被江水淹掉。即便是搶收遲了，因為連陰雨成熟的豌豆也會受潮發芽。為了避免國家損失，戰友們在缺少船隻的情況下，跳入冰冷的江岔中冒死遊到島上進行搶收，那可真是從龍王嘴裏“奪食”、“搶寶”呀。
排裏有幾排倉庫，儲存著鹽、糧等戰備物資。庫存的糧食每年都要進行兩次翻曬。這也極苦極累的活兒。翻倉的時候外麵地上鋪上自編的大竹席，用木鍁一鍁一鍁地鏟出去。曬幹了再用木簸箕一箕一箕裝進麻袋歸倉。翻倉要時刻不離人，觀看天氣變化，一旦烏雲過來要趕快收糧入倉，否則就會白幹一場。
在排裏四平方公裏的大島上每年都要播種冬小麥。在秋播後冬小麥苗長出幾寸和春天麥苗剛返青不久的時候，最怕野鳥啄食。然而，恰在這種時候冬去春來經過的雁隊和野黃鴨、麻鴨都會在大島上棲息尋食。這就需要派人趕野鴨、攆大雁，每次隻派一個人。
我就多次承擔這項任務，背上五三式步槍，帶一口小鋁鍋，再到食堂領上一把“水麵”（炊事員專門給上島者擀的濕麵、不是幹麵條），再抓上幾粒鹽和一把菜葉，便於在島上做午飯。因地處邊防，趕雁者不許開槍，隻能拿著竹竿來來迴迴喊叫驅趕。大雁、野鴨仿佛摸透了守島者不能開槍的緣故，你這邊攆走，它那邊飛來，弄得我們口幹舌燥，兩腿發麻，疲憊不堪。沒辦法隻能盡力不斷吼叫驅趕。
我曾作了一首順口溜形容這個情景：“飛來一群大黃鴨，我想抓來”薩瑪薩“（藏語”吃“的意思），手裏有槍不能打，攆來攆去腿發麻。
每次團裏命令我們排調運鹽糧的工作，更是又苦又累甚至有些令人懼怕。因為我們和團部隔著江，每次調運鹽糧團裏都要派幾十噸的大木船。這項工作又忙又累又繁瑣。先從庫房裏裝袋、裝馬車運到江邊，再從岸上搭跳板，一袋一袋扛到船上垛好。僅是開船一項就把人折騰得夠嗆。裝貨後的重船在江邊（沒有專門的碼頭）總是要擱淺，我們就得跳到江水中推船，有幾個人在船上撐，再有十幾二十個人在船幫上推，遇到冬春季節，江水冰凍刺骨，凍得人牙齒打顫小腿抽筋，那可真叫苦啊。
如在汛期調鹽糧，大船在北岸向南岸約一公裏寬的江麵上擺渡時，駛向對岸要被洶湧的江水向下遊打去二、三公裏遠。這樣，我們在卸船後還要充當起纖夫，一直拉到上遊五、六公裏遠。然後再一遍遍、一船船重複著這個轉運過程，直到完成任務。
拉纖可不容易。長江三峽拉纖有纖夫路，我們拉纖卻沒有路，要邊走邊開道。走淺灘的地方算是好的，有時要在礁石間的江水裏淌著走。更困難的是有時要走懸崖邊，甚至在帶刺的灌木叢中尋路走。三峽拉纖有纖夫和川江號子鼓勁 ，我們不是專業的纖夫，也無號子，隻是“同誌們向前走呀——嘿喲！不要害怕荊棘紮呀——嘿喲！完成任務有好酒呀——嘿喲！完不成任務挨批評呀——嘿喲！” 這樣隨口亂喊亂吼一番。其實這種亂喊的纖夫號子是勞動歌的一種，又稱吆號子。它是由體力勞動直接激發出來，伴隨勞動的動作歌唱，節奏感很強，具有協調勞動動作，鼓舞和調劑情緒的作用。調運鹽糧這種苦累活兒每年總要幹上一陣子。纖夫號子也就會唱上一陣子
當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苦，因為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下定決心去排除萬難的決心和理想信念的支撐，苦也不覺得苦。再說我們這個戰鬥集體都是“開封老鄉”，年輕而又天真，反倒整天樂嗬嗬地。
但另外一種苦卻是精神上的苦。我們地處江北極其不便，加之“文革動亂”，收寄一封家信要四、五個月甚至更久。接到家信真有“家書抵萬金”的感受。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小的十五、六歲，大的也不過十八、九歲，所以特別想家。女孩子感情脆弱，就更想家了，特別是過年過節或是收到家信時。每到團部通訊員送來了家信，很快我們就會聽到女孩子們的哭聲。她們又哭又唱，收到信的笑， 收不到信的哭…引得我們男孩們也悄悄掉淚或是和他們對唱。而今想起來，那真是充滿了真情的“多聲部合唱”。
那時候報紙也難得看到，要看到最新的《西藏日報》和《高原戰士報》，也都在一個月之後了。能看也必須“天天讀”的就是《毛主席語錄》和“毛選四卷”。那時全本的《毛主席語錄》和《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經典名篇，我們個個都能背誦，就連“毛選四卷”中的“注釋”也都很熟悉。
我們營房裏沒有電，每天晚上學習都是在煤油燈和馬燈下。為了方便，後來人人都買了一盞馬燈。因為那時物資供應非常匱乏，電池很難買到，手電筒也用不了。就是半導體收音機用的電池也是奇缺。因為相對而言一號電池好買點，二號、五號電池就更買不到了。所以，那時我們排裏有半導體的幾個同誌，都是電池用完了再在太陽下曬上再用，曬不出電來再在電池的屁股上釘上眼灌上鹽水在曬。是在不行了，隻好讓半導體休息。
想起來那時最困難最難買的是牙膏肥皂和衛生紙，牙膏人人要用，實在沒了就不刷牙。肥皂沒有隻好讓衣服髒著，還采一種可出沫子的“洗衣草”對付，但女孩子沒有衛生紙可就苦了，買不到就讓家裏郵寄，要很長時間。因為我們都是“開封老鄉”，休假這段時總要到同學同連隊的戰友家屬的，問問要不要帶什麽東西。女孩子的家長就拿出準備好的大包衛生紙讓帶給女兒。本來是客氣話，萬裏迢迢不能帶點好東西嗎？然而，對女孩子們來說，那衛生紙就是“離不開、少不了的好東西了”。這種遭遇我也遇到過。沒辦法，隻好當著女孩家長的麵收下答應帶去，但大半都丟掉，隻留一小部分帶著表示一下就是了。女孩也都不會怪罪的。
交通不便給我們排帶來許多生活困難。看電影隻能一兩個月一次。團部電影隊帶著發電機、放映機和拷貝，又要坐車又要渡江很不容易來了，就連著放映幾部片子，當然都是“樣板戲”、《地雷戰》、《地道戰》和《南征北戰》之類的革命影片。那時觀看電影還是政治任務，許多影片看多了連台詞都會背了。就是這樣，我們每次看電影也高興地象過節一樣。
那時發生了感冒之類和磕磕碰碰地小病，排裏地衛生員尚可對付。有個順口溜形容到：“感冒發燒，阿斯匹林兩包；紅汞碘酒一抹就走。”要是有了大病就得請假到團部衛生隊去看。
患了團衛生隊看不了的大病，就由衛生隊醫生開出證明，到林芝八一鎮的115軍醫院去看。到八一鎮去是很難的事兒，除非誰有急病由救護車送去外，一般情況下外出都要等車。 那時沒有班車，等車就是“聽天由命” 靠運氣等過路車，即使有了過路車經過，司機不願搭你也無可奈何。有時等個便車要好幾天，要時時刻刻拿著提包行李在公路邊死等。那可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望眼欲穿，有時因吃飯、解手之類的事兒錯過一個路過的汽車就懊悔半天。
一次我要去八一鎮看病，還有人要迴內地休假，就一塊兒在九連的路邊汽車，等了幾天也等不到。要麽是不來車，要麽是來車也不停。沒辦法我們隻好想出一個歪點子，在公路挖一條不大的溝，待汽車過溝減速時從後邊車廂上偷偷扒上去。幾個人不可能同時扒到一輛車上，要陸續分別爬上去，要同路也要到林芝、八一鎮或其他兵站上再會合。那次我運氣不好，扒的那輛軍車開出二十幾公裏編隊休息時，司機覺得車廂後篷布係得不對頭，就打開來看，發現我在車上藏著， 便逼著我下車。我怎麽求情也不行，隻好無奈地拿著提包下了車，徒步走了二十多公裏才到魯霞渡口。在渡口我又求爹爹告奶奶地求等待過渡的汽車司機，才在一位司機的開恩之下搭上了到八一鎮的便車。
過去，在西藏基層工作過的同誌，大都有過我這種遭遇。那時不管走多遠搭便車都不用花錢，司機也不收錢，但搭車時要給司機遞煙說好話。搭得遠的話（上千公裏）要給司機買張餐票。搭軍車連餐票也不用買，那時軍人每天的夥食費0.97元（早餐0.31元，晚餐各0.33元），也許
到我們六連必須乘船渡江。過江有兩個渡口：一個是在三連的江邊渡口，它是專為我們六連往來兩岸服務的，坐落在支邊排和六連連部中間的江段，使用一支內地常見的小魚船，每船可乘七、八個人。另一個渡口在支邊排下遊岸邊約一公裏處，是當地紮西繞登鄉政府為方便本地老百姓往來兩岸設立的。他們使用的是“雙體獨木舟”，船體長十幾米，是用整棵大樹鑿成獨木舟，再將兩個獨木舟加前後兩個粗粗的橫杠合並成一個船體而成。渡人可乘二、三十人，渡牛馬也可渡七、八匹之多。這船雖笨重原始，乘坐起來卻穩當可靠、非常安全。
我們第一次過江是在三連渡口。每船渡七、八個人，反反複複往來幾趟才將全排人馬渡過江去。
我們一上岸看到的全是原始森林，大家排成兩路縱隊沿著馬車道穿行在筆直粗大的原始冷杉林中。大家邊走邊議論：“如果在這兒建個木器廠就好了，不愁木料，而且材質非常好！”、“嘿，真是怪呀，野生的大樹競然長得這麽直，太好了！”
走了大約一公裏，排裏的老兵趕著馬車來幫著我們拉行李，我們空身行走在密密的原始森林中，聽著林中各種悅耳的鳥叫聲，感到十分快樂。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唱起歌來…
走了大約七、八公裏，我們終於走出森林，舉目望去隻見山坡下是一片平整而又開闊的田野。迎接我們的老兵指著對岸的一片房子說：“那片房子就是米林縣城”。又指著坡下的大片農田說：“這些田地都是我們排裏的！江裏邊還有大中小三座可以耕種的沙州島”。又指指江邊的一個大院落說：“那就是咱們排裏的營房。”看到那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營房，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好，大家臉上顯得都很興奮。
支邊排的營房和土地是由建團初期的老兵留下的。他們大多都有赫赫軍功，是1958年（誌願軍）從朝鮮迴國；1959年進藏平息達賴反動上層武裝叛亂；1962年（重返部隊）參加過中印自衛反擊戰，後來就地轉業進行屯墾戍邊的老戰士。
老兵們給我們留下的這座營房又寬又大又整齊，院子裏和圍牆內外栽著一排排的柳樹。這所大院比我們見到過的其他兄弟連的營房都要好，堪稱“樣板營房”。這裏原本可以容納一個建製連，現在卻由我們一個排居住， 真是太幸福了。
營房的十幾幢房子都是用一根根直徑30公分左右的原木、采用榫卯結構建造的全木料框架房屋，屋頂用的“瓦”是用木楔子劈成冷杉板蓋上去的。用今天的話來說：這些木屋是純天然綠色健康建築。
帕立丁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沒有常年性溪流和活水。這正是它致命的地方，因為有限的土地（沒有可墾荒資源）因缺乏水源而必須靠天吃飯。那時候整個江北都沒有電， 用不上抽水機，守著滔滔的雅魯藏布江卻沒水用。因為這裏不足於發揮一個連的戰鬥力（生產力），所以建製上縮編為一個排。
因為缺水， 我們的營房裏有一口全縣獨一無二的水井。井壁也是用榫卯結構的原木方框一框一框垛成的。如果水桶等什物掉入井中， 撐起雙臂和雙腿下去撈取十分方便。井上架著一架轆轤，絞繩打水非常輕便，這也是我在西藏40年跑遍各地所唯一見到的。
我們這些軍墾戰士當時的生活、工作、戰鬥口號是：“屯墾戍邊，開發西藏”；“保衛邊防，建設邊防”；“長期建藏，邊疆為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以苦為樂，以苦為榮”；“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看看，口號一大串。的確，那是一個革命口號震天響的時代。然而，我們的確也是切切實實遵循這些口號去行動的，在完成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的任務中，不斷地錘煉著自己。
我們支邊排住的房子雖然挺好，但間間都是空殼，房子裏徒牆四壁， 什麽家具也沒有。最初我們四個人住一間，頭半年裏隻好用豌豆秸打地鋪。那時候還沒有塑料布之類，豌豆秸發潮了就丟掉，再換上幹燥的。後來為解決床鋪的問題，有的戰友就去山上砍伐拳頭粗的鬆樹，去掉枝丫，一根根並列起來，紮成八、九十公分寬兩米長的木排當作床板。再用胳膊粗的鬆樹做成兩個門形，栽在放床的位置上充做床腿，然後再放上木排，一張結實耐用的“床”就大功告成了。從此我們告別了地鋪，一間房擺兩張床，中間安放一張簡易桌子，像如今賓館的“標準間”一樣，這就是自力更生的結果。興虧那時候滿山遍野都是原始森林， 也沒有封山育林、保護幼樹之說。無論大樹小樹隻要你有力氣盡可以隨意采伐。有人問：既然那麽多樹木， 為什麽不鋸成板子開成方木，加工成家具呢？原因是沒有剖解原木和加工木料的工具。
我們的生活完全實行軍事化。清晨敲鍾起床（那是一張犁鏵，敲起來十分洪亮，比真正的銅鍾還要好），首先列隊出操， 一般是沿著營房外的大田跑一圈，有時則喊著口令在操場上做早操（沒電無法放廣播操音樂）。然後是洗漱，進行“早請示”和“天天讀”，接著敲鍾開早飯。飯前要唱一段“語錄歌”。中午按時午休。晚上無論再忙再累都要向偉大領袖作“晚匯報”。支邊排沒有電，每晚在會議室裏例行“晚點名”和“晚匯報”都是點上一盞馬燈。
每天上班幹什麽工作都由我們排的最高領導陶樹勳副指導員安排。大量農業工作隨季節變動而變動，各班分配的任務也不一樣。如進行田間管理：澆水、撥草、積肥、施肥、噴灑農藥等；春耕春播時配合拖拉機操作後麵犁鏵或播種機；秋收時到大田割麥子、到中島上搶收豌豆， 把收獲的莊稼運到場院，打場、入倉；到連部“四百五”（一塊農田的名子）支援秋收；對管理的糧倉定期翻倉倒庫；團部調糧時裝袋、裝車、裝船、拉船；到山上砍竹子編筐、紮掃帚；到山上砍伐青杠燒木炭；到獨立四班支援開荒；協助飲事班幫廚，伐樹劈柴，到水磨房磨麵，用油菜籽去當地油坊榨油，種菜、收菜、儲藏菜，到團部、連部或縣城領取、采購副食品；團部打魚隊來了幫助拉網；團部電影隊來了協助裝運拷貝、發電機；還有曰常的活路如：站崗放哨，軍事訓練走隊列、打靶、投彈、拚刺刀；喂馬放馬，到大島上護田趕鳥…
我們這些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404部隊701分隊420小隊的戰士們，身著綠軍裝卻不戴領章帽徽，雖然配發有槍支卻隻在訓練和站崗放哨時使用，倒是配發的鐵鍁和鋤頭用處不小。這正是一手拿槍保邊防，一手拿鋤搞生產，亦兵亦農、亦軍亦民的軍墾戰士的真是寫照。
所以後來有人問在這段生涯我們自己都戲稱是“莊稼兵”。別人都誤認為是“裝甲兵”，當弄懂真實涵義後都禁不住笑了。以致後來填表填到“職務”一欄時，我們有時填戰士，有時填農工，有時填務農，真不知標準填法該是什麽？反正是每月工資31.20元（第一年每月26元），夥食不論男女、吃多吃少、按人頭每月按8元扣除。我們這種“工農兵”兼於一身，算是有趣的經曆吧。
我們在支邊排落腳安定之後，巳經是1966年的年底了。我記得在西藏過的第一個冬天多雪而又寒冷。雅魯藏布江的江風刮起來“唿唿”直叫，風大的時候路都走不動。刮小風也是“嗖嗖”的，刮到臉上像針紮似的刺疼。
雖然天寒地凍，但我們的心卻是火熱的。我們這些“剛離巢的小鳥”，雖然翅膀不硬卻總想飛得高一點；象一張白紙總想在上麵畫出最美的圖畫；更像“初生牛犢”什麽都不怕！其實最根本的是什麽都不懂、天真幼稚！
所以我們個個爭強好勝，榮譽感特別強烈，一顆心總是激動著。
在下了第一場大雪的清晨，我看到宿舍通往會議室、食堂、井台和廁所道路上的沒膝深積雪都已鏟出一條條小道。“這是誰幹得呢？工作量可不小哩！”我們不但嘴上誇獎，心裏也很佩服。
“早請示”完畢“天天讀”的時候，副指導員在會議室對大家說：“同誌們都看到了，有的同誌像雷峰一樣，，時刻想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看到下大雪會影響白天大家的活動，就不睡覺冒著寒風去鏟雪，把院子裏的主要道路都鏟通了。這真是不簡單呀，很值得大家學習！她們雖然悄悄地幹，但我卻發現了。她們是xxx、xxx、xxx、xx同誌，今天特別提出表揚！希望大家向她們學習！”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此以後，大家為了在清晨掃雪、掃地爭第一，很多人晚上睡覺都不脫衣服。而且你爭成我搶， 時間越提越早，隻要你起床慢一點，活兒早就沒有了。後來副指導員發現了這種情況，不得不專門在會上強調，“今後不許不脫衣服睡覺，這樣不利於健康！”
既然是部隊（係統），就要站崗放哨。為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還要經常搞緊急集合。最初搞緊急集合，大家也都是慌慌張張、手忙腳亂，著裝亂七八槽，甚至穿反了褲子、穿反了鞋。被包更是打得不成樣子，鬆鬆誇誇，跑不了幾步就散攤子了。就象某些反映新戰士或中學生進行軍訓緊急集合的影視劇故事一樣。
後來有些戰友特別是女孩子，唯恐緊急集合趕不上趟出洋相， 晚上睡覺也是“全副武裝”，領導又是多次強調。說：“緊急集合‘快’是加強戰備、快速出擊的要求。穿著衣服睡覺既影響健康也失去了‘快速反應’ 的意義。所以堅決禁止和衣睡覺！”。
大家剛穩定下來不久， 就要過新年了。為迎接進藏後的第一個新年，團裏要進行文藝匯演，要求每個連隊都要準備幾個節目。在戰友的鼓動下，我也在一個“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的小歌劇中擔任了一個‘賬房先生’的角色。我還自報了一個詩朗誦的節目，琢磨好久創作了一首《軍墾戰士決心大》詩歌：“軍墾戰士決心大， 天不怕來地不怕， 萬裏迢迢來西藏，要讓青春迸火花；軍墾戰士決心大，世界屋脊來安家，學習先輩苦為樂，建功立業揚天下；軍墾戰士決心大，心中牢記黨的話，亦軍亦民守邊防，創造業績人人誇！軍墾戰士決心大，開荒伐樹又牧馬，喜馬拉雅為我歌，雅江為我跳踢踏！”。今天看來，這首詩（順口溜）不過是些口號性的大話空話，沒什麽藝術性和可讀性。但在當時那個年代和小小年紀、不通世故的情況下，的確也是發自我內心的歌唱，真實表達了我的心情。
在1967年新年（元旦）團部舉行的文藝匯演晚會上，我參演的節目和朗誦的詩歌，贏得了老兵和戰友們熱烈的掌聲。
1967年春節前的一天清晨。我們照常在“當當” 的鍾聲中起床穿衣，整隊出操，刷牙洗漱，進行雷打不動的“早請示” 和“天天讀”。按程序步驟把早飯前該做的事兒都做完了，天卻還沒有亮，隻是東邊天際剛剛露出魚肚色。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怎麽天還這麽黑？按常規早該亮了！”；“是不是陰天的原因呀？”；“這天也不像陰天麽？”；“是不是值班站崗的把表看錯了？”，“肯定是把鍾看錯了！”。
那時候全排隻有陶副指導員有一塊手表，偏偏那幾天壞了。另外就是炊事班和排裏用於輪流值班各有一座（雙鈴馬蹄表）鬧鍾。副指導員叫來當晚站最後一班崗的戰友拿鬧鍾查看時間，並和炊事班的鬧鍾相對照。大家一看兩個鬧鍾的指針走時是一樣的。但是，飲事班的戰友才剛剛起床，他們是在正常情況下比大家提前一個小時起床的，因為他們要提早做早飯。
副指導員讓當晚站崗值班的戰友來到大家麵前，說說自己是怎麽值班的。每晚9:00至第二天清晨7:00十個小時，每班站崗兩個小時，共有五位值班的同誌。從第一崗到第五崗他們全都說自己站滿了鍾點，是正常交接班的。
那麽究競是誰在鬧鍾上動了手腳，把表針整整撥快了兩個小時呢？其實那個搗鬼的家夥根本就沒值班，隻是從上家接過值班鬧鍾，直接撥快了兩個小時，就把它交給了下家，他自己耍滑偷懶、貪戀熱被窩，撥撥表睡覺去了。第一崗和第五崗嫌疑少點，中間三班崗嫌疑最大。
副指導員嚴肅地強調：“一定要把此事查個水落石出，並予以嚴肅處理！”然後，無可奈何地讓大家先迴宿舍再睡一個“迴籠覺”，以便養足精神、正常工作。
據說此後排裏又對“鬧鍾事件”進行了幾個迴合的認真調查，終因幾個懷疑對象死不承認，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實，剛到帕裏地的時候，一說持槍站崗放哨，戰友們全都爭著搶著，唯恐爭不到站崗的任務。你想想“文革時期”少男少女們的“要武啊”的夢想：不就是“穿上綠軍裝，端起衝鋒槍，雄赳赳氣昂昂，站在邊防哨位上”嗎？！有什麽比這更神氣、更高尚、更讓人羨幕的呢？！可惜那時這個地方沒有照相機，不能留下那美好的瞬間。然而“夢”畢竟有醒的時候。除了規定“女兵”不站崗外，男同誌都必須輪班站崗（都是在夜裏）。在寒夜的風雪中站崗放哨不會顯出絲毫的神氣，隻有寒冷和對遠方親人的思念。
這個“鬧鍾疑案”至今在我心頭都是個解不開的謎。三十九年匆匆過去了，我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當事者戰友，能有機會給大家開釋“解密”！我想“舊案”不會有誰還會在乎的。何況那時侯都還是天真的孩子，而今都已經是年近花甲的老頭子了，不必把“謎底”永遠埋在心底。
我們這些“莊稼兵”在雅魯藏布江畔的四年裏，時刻實踐著屯墾戍邊、以苦為樂的原則，戰友們屯墾牧馬、站崗放哨、伐木燒炭，砍竹捕魚、播種收獲……生活豐富多彩，苦中也有樂。
在去四班（我連獨立班）開墾荒地時，少男少女的“童子軍”個個手上都打滿了血泡，卻不吭一聲。當然，你既使叫喚起來，也無人答理你。因為你雖小卻已經是戰士，不是爸媽身邊的嬌兒嬌女。沒人把你當孩子，有苦有淚你必須吞到肚子裏，還得顯出堅強和陽剛之氣，因為你是戰士。女孩子也應當這樣，要求你必須成為拓荒的“鐵姑娘”。
進入深山原始森林中砍竹子的幾位戰友返營時迷路了，時間長達一天一夜。他們帶的幹糧吃完了，忍饑挨餓卻仍然扛著成捆的竹子。尋找他們的人都急昏了頭，但找到他們時，他們卻笑嘻嘻的仿佛什麽也沒有發生。
在秋收時（當時無收割機械）日出即奔赴大田，到日落時才能收工，一天要吃五頓飯（上下午各加餐一次）。我們排的大田收割完了。又馬不停蹄地到連部“四百五”大田支援麥收。戰友們赤膊頂著高原的烈日揮舞鐮刀收割小麥、豌豆，曬得脫下幾層皮，到秋收結束時個個都成了“非洲黑人”。
我們排在雅魯藏布江中有大中小三座沙洲島子。每到秋收恰是汛期，中島和小島上播種的豌豆如不及時搶收就會被江水淹掉。即便是搶收遲了，因為連陰雨成熟的豌豆也會受潮發芽。為了避免國家損失，戰友們在缺少船隻的情況下，跳入冰冷的江岔中冒死遊到島上進行搶收，那可真是從龍王嘴裏“奪食”、“搶寶”呀。
排裏有幾排倉庫，儲存著鹽、糧等戰備物資。庫存的糧食每年都要進行兩次翻曬。這也極苦極累的活兒。翻倉的時候外麵地上鋪上自編的大竹席，用木鍁一鍁一鍁地鏟出去。曬幹了再用木簸箕一箕一箕裝進麻袋歸倉。翻倉要時刻不離人，觀看天氣變化，一旦烏雲過來要趕快收糧入倉，否則就會白幹一場。
在排裏四平方公裏的大島上每年都要播種冬小麥。在秋播後冬小麥苗長出幾寸和春天麥苗剛返青不久的時候，最怕野鳥啄食。然而，恰在這種時候冬去春來經過的雁隊和野黃鴨、麻鴨都會在大島上棲息尋食。這就需要派人趕野鴨、攆大雁，每次隻派一個人。
我就多次承擔這項任務，背上五三式步槍，帶一口小鋁鍋，再到食堂領上一把“水麵”（炊事員專門給上島者擀的濕麵、不是幹麵條），再抓上幾粒鹽和一把菜葉，便於在島上做午飯。因地處邊防，趕雁者不許開槍，隻能拿著竹竿來來迴迴喊叫驅趕。大雁、野鴨仿佛摸透了守島者不能開槍的緣故，你這邊攆走，它那邊飛來，弄得我們口幹舌燥，兩腿發麻，疲憊不堪。沒辦法隻能盡力不斷吼叫驅趕。
我曾作了一首順口溜形容這個情景：“飛來一群大黃鴨，我想抓來”薩瑪薩“（藏語”吃“的意思），手裏有槍不能打，攆來攆去腿發麻。
每次團裏命令我們排調運鹽糧的工作，更是又苦又累甚至有些令人懼怕。因為我們和團部隔著江，每次調運鹽糧團裏都要派幾十噸的大木船。這項工作又忙又累又繁瑣。先從庫房裏裝袋、裝馬車運到江邊，再從岸上搭跳板，一袋一袋扛到船上垛好。僅是開船一項就把人折騰得夠嗆。裝貨後的重船在江邊（沒有專門的碼頭）總是要擱淺，我們就得跳到江水中推船，有幾個人在船上撐，再有十幾二十個人在船幫上推，遇到冬春季節，江水冰凍刺骨，凍得人牙齒打顫小腿抽筋，那可真叫苦啊。
如在汛期調鹽糧，大船在北岸向南岸約一公裏寬的江麵上擺渡時，駛向對岸要被洶湧的江水向下遊打去二、三公裏遠。這樣，我們在卸船後還要充當起纖夫，一直拉到上遊五、六公裏遠。然後再一遍遍、一船船重複著這個轉運過程，直到完成任務。
拉纖可不容易。長江三峽拉纖有纖夫路，我們拉纖卻沒有路，要邊走邊開道。走淺灘的地方算是好的，有時要在礁石間的江水裏淌著走。更困難的是有時要走懸崖邊，甚至在帶刺的灌木叢中尋路走。三峽拉纖有纖夫和川江號子鼓勁 ，我們不是專業的纖夫，也無號子，隻是“同誌們向前走呀——嘿喲！不要害怕荊棘紮呀——嘿喲！完成任務有好酒呀——嘿喲！完不成任務挨批評呀——嘿喲！” 這樣隨口亂喊亂吼一番。其實這種亂喊的纖夫號子是勞動歌的一種，又稱吆號子。它是由體力勞動直接激發出來，伴隨勞動的動作歌唱，節奏感很強，具有協調勞動動作，鼓舞和調劑情緒的作用。調運鹽糧這種苦累活兒每年總要幹上一陣子。纖夫號子也就會唱上一陣子
當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苦，因為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下定決心去排除萬難的決心和理想信念的支撐，苦也不覺得苦。再說我們這個戰鬥集體都是“開封老鄉”，年輕而又天真，反倒整天樂嗬嗬地。
但另外一種苦卻是精神上的苦。我們地處江北極其不便，加之“文革動亂”，收寄一封家信要四、五個月甚至更久。接到家信真有“家書抵萬金”的感受。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小的十五、六歲，大的也不過十八、九歲，所以特別想家。女孩子感情脆弱，就更想家了，特別是過年過節或是收到家信時。每到團部通訊員送來了家信，很快我們就會聽到女孩子們的哭聲。她們又哭又唱，收到信的笑， 收不到信的哭…引得我們男孩們也悄悄掉淚或是和他們對唱。而今想起來，那真是充滿了真情的“多聲部合唱”。
那時候報紙也難得看到，要看到最新的《西藏日報》和《高原戰士報》，也都在一個月之後了。能看也必須“天天讀”的就是《毛主席語錄》和“毛選四卷”。那時全本的《毛主席語錄》和《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經典名篇，我們個個都能背誦，就連“毛選四卷”中的“注釋”也都很熟悉。
我們營房裏沒有電，每天晚上學習都是在煤油燈和馬燈下。為了方便，後來人人都買了一盞馬燈。因為那時物資供應非常匱乏，電池很難買到，手電筒也用不了。就是半導體收音機用的電池也是奇缺。因為相對而言一號電池好買點，二號、五號電池就更買不到了。所以，那時我們排裏有半導體的幾個同誌，都是電池用完了再在太陽下曬上再用，曬不出電來再在電池的屁股上釘上眼灌上鹽水在曬。是在不行了，隻好讓半導體休息。
想起來那時最困難最難買的是牙膏肥皂和衛生紙，牙膏人人要用，實在沒了就不刷牙。肥皂沒有隻好讓衣服髒著，還采一種可出沫子的“洗衣草”對付，但女孩子沒有衛生紙可就苦了，買不到就讓家裏郵寄，要很長時間。因為我們都是“開封老鄉”，休假這段時總要到同學同連隊的戰友家屬的，問問要不要帶什麽東西。女孩子的家長就拿出準備好的大包衛生紙讓帶給女兒。本來是客氣話，萬裏迢迢不能帶點好東西嗎？然而，對女孩子們來說，那衛生紙就是“離不開、少不了的好東西了”。這種遭遇我也遇到過。沒辦法，隻好當著女孩家長的麵收下答應帶去，但大半都丟掉，隻留一小部分帶著表示一下就是了。女孩也都不會怪罪的。
交通不便給我們排帶來許多生活困難。看電影隻能一兩個月一次。團部電影隊帶著發電機、放映機和拷貝，又要坐車又要渡江很不容易來了，就連著放映幾部片子，當然都是“樣板戲”、《地雷戰》、《地道戰》和《南征北戰》之類的革命影片。那時觀看電影還是政治任務，許多影片看多了連台詞都會背了。就是這樣，我們每次看電影也高興地象過節一樣。
那時發生了感冒之類和磕磕碰碰地小病，排裏地衛生員尚可對付。有個順口溜形容到：“感冒發燒，阿斯匹林兩包；紅汞碘酒一抹就走。”要是有了大病就得請假到團部衛生隊去看。
患了團衛生隊看不了的大病，就由衛生隊醫生開出證明，到林芝八一鎮的115軍醫院去看。到八一鎮去是很難的事兒，除非誰有急病由救護車送去外，一般情況下外出都要等車。 那時沒有班車，等車就是“聽天由命” 靠運氣等過路車，即使有了過路車經過，司機不願搭你也無可奈何。有時等個便車要好幾天，要時時刻刻拿著提包行李在公路邊死等。那可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望眼欲穿，有時因吃飯、解手之類的事兒錯過一個路過的汽車就懊悔半天。
一次我要去八一鎮看病，還有人要迴內地休假，就一塊兒在九連的路邊汽車，等了幾天也等不到。要麽是不來車，要麽是來車也不停。沒辦法我們隻好想出一個歪點子，在公路挖一條不大的溝，待汽車過溝減速時從後邊車廂上偷偷扒上去。幾個人不可能同時扒到一輛車上，要陸續分別爬上去，要同路也要到林芝、八一鎮或其他兵站上再會合。那次我運氣不好，扒的那輛軍車開出二十幾公裏編隊休息時，司機覺得車廂後篷布係得不對頭，就打開來看，發現我在車上藏著， 便逼著我下車。我怎麽求情也不行，隻好無奈地拿著提包下了車，徒步走了二十多公裏才到魯霞渡口。在渡口我又求爹爹告奶奶地求等待過渡的汽車司機，才在一位司機的開恩之下搭上了到八一鎮的便車。
過去，在西藏基層工作過的同誌，大都有過我這種遭遇。那時不管走多遠搭便車都不用花錢，司機也不收錢，但搭車時要給司機遞煙說好話。搭得遠的話（上千公裏）要給司機買張餐票。搭軍車連餐票也不用買，那時軍人每天的夥食費0.97元（早餐0.31元，晚餐各0.33元），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