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沒有迪士高的年代，沒有卡拉ok，沒有桑那浴，沒有旱冰城，沒有網吧……現在許多東西那年代都沒有。
一九七○年，我十八歲，是周歲。
下了兩年鄉，掄大鎬，擼鋤杠，扛麻袋……一頓四個巴掌大的苞米麵餅子或是兩大碗高粱米幹飯，造就了我一百三十六斤的體格。城裏招工，我憑著這身板和祖宗留給我的沒有一點兒水分的貧農成分，第一個迴城進了紡織廠當了工人。招工體檢在公社衛生所，我們一起去了五個人，全是一個大隊的，結果就我一個人順利通過。說起那次體檢，也真他媽的夠嚴的了。沒想到招一個工人，完全是按征兵體檢標準進行的。就連尿尿的玩意兒，大夫也要用手擺弄擺弄，看看有沒有毛病。檢查到我的時候，我硬是不肯脫褲子，雖然大夫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可是一旁站著幾個二十幾歲的女護士。
男大夫命令我：脫下來！
我不肯。
男大夫明白了我是怕羞，換了口吻：這一關不過，你就迴不了城！
女護士們一聽這話，不但沒走，反而迴過頭來瞧著我，白口罩上露出一雙雙含笑的眼睛。
我急了，對大夫說：不用看了，三大件一樣不缺！
大夫笑了，女護士們也笑了。
大夫又嚴肅起來：小夥子，你實在不想檢查那就算了，可這項檢查我不能給你填合格！
我一狠心，為了我那一個月隻拿五十來元工資的父親，為了那一個月隻拿三十四元兩角五在街道小廠上班的母親，為了我那兩個還在上學的弟弟和一個不滿八歲的妹妹，豁出去了，一解褲子，第一次把“三大件”赤裸裸地在男女混雜的地方向人展示，任大夫捏弄了幾下。我閉上眼睛，很想哭。我覺得那幾個女護士很殘忍，不該使我這麽難堪。
這一關過去了，其它體檢項目一路綠燈。
政審合格後，我獲得了迴城的資格。
迴城後，我進了一家規模不小的紡織廠。因為家裏沒勢力，也沒錢，又沒認識人，走不了後門，當然弄不上好工種，又因為體格棒，被分到原棉庫當了一名搬運工。自此以後，我扛了二十年的棉花包。
在鄉下時，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沒想到迴城後也不容易，首先住處就成了難題。我家六口人住一間房一鋪炕，側著身子睡都覺得擠。
父親對我說：到廠裏住獨身宿舍吧！
母親說：連吃帶住一個月得花多少錢哪！
父親說：那也比在家擠好受啊。
就這樣，我住進了獨身宿舍。當力工，住獨身，使我的性格變得狂暴、孤僻，衣著打扮，言談舉止和土匪沒兩樣。夏天的時候，我從來不穿背心，一件工作服往肩膀上一搭，兩隻袖子往脖子上一係，裸露著黝黑粗壯的臂膀和那厚實發達的胸肌，腦袋剃得溜光，再加上本人長相兇惡，兩隻眼睛大而突出，眼白多，瞧人時故意使用餘光，顯得冷森森的，一些人見了我首先畏懼幾分。和我一起扛棉花包的小青年，也學我的樣子打扮。當我們幾個出門時，故意在馬路上橫著膀子逛，像土匪下山一樣，一些人見了我們都繞著彎兒走。
紡織廠是女人的世界，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多的是，可惜我們這些力工無緣接近，隻能幹眼饞。女工們都在大車間裏幹活，我們隻能在路上碰見她們。見到她們，尤其是漂亮的小姑娘時，我們常扮鬼臉或發出幾聲怪叫。我們無意傷害她們，隻是為了引起她們的注意。紡織廠這地方常會招來一些流氓。這些流氓穿得都不賴，格襯衫紮在褲腰裏，瘦瘦的褲子露出花襪子。他們的頭上抹著凡士林油，梳得光光的，往我們廠大門口一站，哼著《哈爾濱的姑娘》，見著漂亮姑娘就上前去搭訕，說些“老妹兒盤兒真亮”之類的下流話。遇到不理他們的女工，他們就下黑手，不是用刀片劃破她們的褲子，就是硫酸將她們的衣服燒得盡是洞洞。這些流氓像蒼蠅一樣討厭，經常聚在廠門口，嗡嗡地轟也轟不走，嚇得一些女工不敢上班。
那時工廠裏沒有穿製服的保安，負責治安的是戴紅胳膊箍、手持部隊練刺殺用的木棍的工人民兵。這些流氓不怕廠裏的工人民兵，因為工人民兵雖然也是工人，但他們總要講點兒政策，輕易不會動手。這些流氓就怕我們這些力工，隻要我們衝他們走過去，他們就會沒命地逃走。流氓們吃過我們的苦頭，一頓拳頭打得他們鼻青臉腫、喊爹叫娘。一次，他們被我們教訓之後，派一個人來與我們講和，請我們上飯店，我們沒答應。廠收發室的老朱頭和我很熟，見麵就管我叫“胡子”，一是因為我姓胡，二是因為我像土匪。老朱頭逢人就說：流氓不怕工人民兵，就怕“胡子”他們。後來，這些流氓也知道了我的外號，隻要一聽說“胡子”來了，就規矩多了。
我們宿舍隻住三個人，裏麵亂得像個土匪窩。裏麵有自製的杠鈴、在翻砂車間鑄的啞鈴，這是我們練“塊兒（肌肉）”用的。一百二十斤的杠鈴，我能挺舉十多個。窗台放著幾隻髒碗和空酒瓶子。我們經常買點兒幹豆腐，上附近菜社拔幾根大蔥，打上六七毛錢一斤的散裝白酒喝上一頓。床上的行李總是亂七八糟的，從來沒收拾過。這宿舍是土匪窩，隻有土匪才來，幹部們從不光顧，遺憾的是隻有我們幾個公的，沒有母的，要有幾個女土匪常來常往，哥幾個的日子就會有意思多了。廠裏獨身宿舍很緊張，惟獨我們這個“312”寬綽，因為沒人願意和土匪同居。
“312”裏的三個土匪，除了我胡飛之外，一個叫張兆儉，我們都管他叫“尿堿”，他不願意聽也沒法兒；另一個叫李汝仁，我先叫他“女人”，後又演化成“娘們兒”。我們三個寶貝，一個“胡子”，一個“尿堿”，一個“娘們兒”，臭味相投，處得和親兄弟一般。
有時我們高興了，就扯著破鑼嗓子推開窗戶唱歌：不是不喝酒哇，不是不抽煙哪，就是沒有錢……要是有了一元錢哪，買盒香煙解解饞……呀拉索哎，買盒香煙解解饞……這所謂的歌，調兒是現成的，詞兒不知道是誰後填的。
我們的歌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收發室的老朱頭說我們不是唱歌，是在“叫秧子”。我明白什麽是“叫秧子”，就是農村的牲口發情時的叫聲。
有些女工端著臉盆去浴池，從我們樓下走過，一聽到我們唱歌，嚇得撒腿就跑，像躲瘟疫似的。
見到這情景，我們就會開心地笑起來。
廠衛生所有個小護士，家可能在外地，她住在女獨身宿舍。這個小姑娘長得特別好看，身材也特別好看，她也經常端著臉盆從我們的樓下路過，就像仙女降臨凡塵。
如果說我也曾有過暗戀的話，那麽這個小護士，就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暗戀對象。我知道，像我這樣醜陋的家夥，喜歡這樣一個漂亮的女人，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即使是這個世界的男人都死絕了，她也不會給我當老婆的。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裏，對誰都沒說過。其實，我喜歡這個小護士，並沒有想讓她給我當老婆的奢望，我的最大願望，是想認識她，一般的認識就滿足了。隻是想為她出點兒力氣——因為我這個人全部的資本就是渾身上下有那麽一點兒力氣。有一次，我迴家，在電車站遇見她，她提著很大一個旅行袋吃力地走著，當時我很想上前幫她，猶豫了好半天，始終沒有勇氣走過去幫她。當時，我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我認識她，就會幫她把那個旅行袋輕鬆地接過，一直送到她的宿舍……
後來，這個小護士得了一種可怕的病，離開了這個世界，人們都為她感到可惜，因為她才二十三歲。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傷感，一個人上街在小飯店喝了不少酒。她走的那天，廠裏有很多人去火葬場送她，我覺得很悲哀，因為我連送她的資格也沒有……這麽一個天仙似的小護士說沒就沒了，而我這樣一個又蠢又醜的家夥卻健康地活在人世，老天有時就這麽不公平。那種感覺連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一個粗人，怎麽也會憐香惜玉，真是見鬼了。
每當這個小護士從我們的樓下走過時，我會突然出現了羞恥心，馬上停止唱歌，離開窗口，怕小護士看見我那張醜陋的臉。
有時唱歌也沒意思了，我們就上廠區大道閑逛，找幾個小流氓開開心。見到小流氓，我們湊近他們，像現在的健美運動員一樣，挺起胸，攥緊雙拳，將胸部肌肉誇張地隆起，然後目光逼視著對方，壓低嗓門說：莽漢，要角力嗎？
小流氓一見我們這種架勢，明白事理的見了我們馬上逃走；不明白事理的，想和我們“角力”，用不上兩迴合，就跪在地上求饒了……
我們的三人世界隻維持了一年多，宿舍裏又分進來一個人。打亂了土匪窩平靜而快活的生活。
這個人是從外廠調來的，沒地方住，實在沒辦法，才硬著頭皮闖進“312”這個土匪窩的。
他叫湯小舟，是個上海人，看樣子年紀比我們大一些，好像有三十多歲的模樣。他為什麽不遠萬裏來到東北的，我們沒關心的必要。我們關心的隻是如何讓他“312”住得不自在，不等我們趕他走，他自己就滾蛋了。
我怎麽也沒想到，後來這個上海人對我影響很大。
沒有他，我也許至今也不知道上海臘腸究竟是什麽滋味。
沒有他，我可能不懂得什麽叫粗俗和廉恥。
湯小舟的衣著很講究，上身穿一件藍的卡中山裝，一條瘦得出奇的藍褲子褲線筆直，腳上穿一雙擦得錚亮的皮鞋，渾身上下一塵不染。他的身材高矮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一米七十多一點兒，可他顯得比我高，因為他瘦得像根魚刺，腦袋又很小，雙腿細而長。他的模樣長得不漂亮也不難看，小臉白白淨淨的，眼睛不大，淡眉毛，牙齒很白很整齊。
對上海人，我從無好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他們和我們廠門前小流氓差不多。一九六六年大串聯時，在北京，我與幾個上海紅衛兵住一個房間，這幾個小子總勾來一些女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嘰嘰喳喳，說些和外語差不多的上海話。半夜十二點了，這些女人（也是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中學生）還不肯走，弄得我無法脫衣服睡覺。我做出種種不滿的動作，可他們仍不在乎，一生氣，我把燈關了。黑暗中，他們亂成一團，費了半天勁才找到開關。他們憤怒了，開始圍攻我。我坦然地解開上衣，露出別在腰間的蒙古腰刀。刀沒出鞘，他們就慌亂地去找紅衛兵接待站的負責人去了……他們到接待站磨了好長時間，要求調房間，結果沒達到目的。接待站有個軍方人士，聞訊後來到我們的房間，讓我同那幾個上海紅衛兵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我們念了半天“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之後，互相做檢討。我的檢討很誠懇，承認自己不該拿刀子嚇唬人。那幾個上海紅衛兵用普通話做檢討，蜻蜓點水地進行了自我批評，但在檢討過程中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最不能令我容忍的是，他們說我身上有“小蟲子”。我憋了一口氣，決心報複這幾個家夥。軍代表走了，他們脫衣服鑽進了被窩。關燈後不久，我跳下床，一下子撲到說我身上有“小蟲子”的那個家夥身上，隔著被將他胖揍一頓。令我得意的是，這家夥的夥伴竟沒人敢從被窩爬出來幫他的忙……除了大串聯，我從無機會到外地去，更不可能到上海。這幾個上海紅衛兵是我頭一次接觸到的上海人，他們破壞了上海人在我心中的印象。
一九七○年，我十八歲，是周歲。
下了兩年鄉，掄大鎬，擼鋤杠，扛麻袋……一頓四個巴掌大的苞米麵餅子或是兩大碗高粱米幹飯，造就了我一百三十六斤的體格。城裏招工，我憑著這身板和祖宗留給我的沒有一點兒水分的貧農成分，第一個迴城進了紡織廠當了工人。招工體檢在公社衛生所，我們一起去了五個人，全是一個大隊的，結果就我一個人順利通過。說起那次體檢，也真他媽的夠嚴的了。沒想到招一個工人，完全是按征兵體檢標準進行的。就連尿尿的玩意兒，大夫也要用手擺弄擺弄，看看有沒有毛病。檢查到我的時候，我硬是不肯脫褲子，雖然大夫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可是一旁站著幾個二十幾歲的女護士。
男大夫命令我：脫下來！
我不肯。
男大夫明白了我是怕羞，換了口吻：這一關不過，你就迴不了城！
女護士們一聽這話，不但沒走，反而迴過頭來瞧著我，白口罩上露出一雙雙含笑的眼睛。
我急了，對大夫說：不用看了，三大件一樣不缺！
大夫笑了，女護士們也笑了。
大夫又嚴肅起來：小夥子，你實在不想檢查那就算了，可這項檢查我不能給你填合格！
我一狠心，為了我那一個月隻拿五十來元工資的父親，為了那一個月隻拿三十四元兩角五在街道小廠上班的母親，為了我那兩個還在上學的弟弟和一個不滿八歲的妹妹，豁出去了，一解褲子，第一次把“三大件”赤裸裸地在男女混雜的地方向人展示，任大夫捏弄了幾下。我閉上眼睛，很想哭。我覺得那幾個女護士很殘忍，不該使我這麽難堪。
這一關過去了，其它體檢項目一路綠燈。
政審合格後，我獲得了迴城的資格。
迴城後，我進了一家規模不小的紡織廠。因為家裏沒勢力，也沒錢，又沒認識人，走不了後門，當然弄不上好工種，又因為體格棒，被分到原棉庫當了一名搬運工。自此以後，我扛了二十年的棉花包。
在鄉下時，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沒想到迴城後也不容易，首先住處就成了難題。我家六口人住一間房一鋪炕，側著身子睡都覺得擠。
父親對我說：到廠裏住獨身宿舍吧！
母親說：連吃帶住一個月得花多少錢哪！
父親說：那也比在家擠好受啊。
就這樣，我住進了獨身宿舍。當力工，住獨身，使我的性格變得狂暴、孤僻，衣著打扮，言談舉止和土匪沒兩樣。夏天的時候，我從來不穿背心，一件工作服往肩膀上一搭，兩隻袖子往脖子上一係，裸露著黝黑粗壯的臂膀和那厚實發達的胸肌，腦袋剃得溜光，再加上本人長相兇惡，兩隻眼睛大而突出，眼白多，瞧人時故意使用餘光，顯得冷森森的，一些人見了我首先畏懼幾分。和我一起扛棉花包的小青年，也學我的樣子打扮。當我們幾個出門時，故意在馬路上橫著膀子逛，像土匪下山一樣，一些人見了我們都繞著彎兒走。
紡織廠是女人的世界，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多的是，可惜我們這些力工無緣接近，隻能幹眼饞。女工們都在大車間裏幹活，我們隻能在路上碰見她們。見到她們，尤其是漂亮的小姑娘時，我們常扮鬼臉或發出幾聲怪叫。我們無意傷害她們，隻是為了引起她們的注意。紡織廠這地方常會招來一些流氓。這些流氓穿得都不賴，格襯衫紮在褲腰裏，瘦瘦的褲子露出花襪子。他們的頭上抹著凡士林油，梳得光光的，往我們廠大門口一站，哼著《哈爾濱的姑娘》，見著漂亮姑娘就上前去搭訕，說些“老妹兒盤兒真亮”之類的下流話。遇到不理他們的女工，他們就下黑手，不是用刀片劃破她們的褲子，就是硫酸將她們的衣服燒得盡是洞洞。這些流氓像蒼蠅一樣討厭，經常聚在廠門口，嗡嗡地轟也轟不走，嚇得一些女工不敢上班。
那時工廠裏沒有穿製服的保安，負責治安的是戴紅胳膊箍、手持部隊練刺殺用的木棍的工人民兵。這些流氓不怕廠裏的工人民兵，因為工人民兵雖然也是工人，但他們總要講點兒政策，輕易不會動手。這些流氓就怕我們這些力工，隻要我們衝他們走過去，他們就會沒命地逃走。流氓們吃過我們的苦頭，一頓拳頭打得他們鼻青臉腫、喊爹叫娘。一次，他們被我們教訓之後，派一個人來與我們講和，請我們上飯店，我們沒答應。廠收發室的老朱頭和我很熟，見麵就管我叫“胡子”，一是因為我姓胡，二是因為我像土匪。老朱頭逢人就說：流氓不怕工人民兵，就怕“胡子”他們。後來，這些流氓也知道了我的外號，隻要一聽說“胡子”來了，就規矩多了。
我們宿舍隻住三個人，裏麵亂得像個土匪窩。裏麵有自製的杠鈴、在翻砂車間鑄的啞鈴，這是我們練“塊兒（肌肉）”用的。一百二十斤的杠鈴，我能挺舉十多個。窗台放著幾隻髒碗和空酒瓶子。我們經常買點兒幹豆腐，上附近菜社拔幾根大蔥，打上六七毛錢一斤的散裝白酒喝上一頓。床上的行李總是亂七八糟的，從來沒收拾過。這宿舍是土匪窩，隻有土匪才來，幹部們從不光顧，遺憾的是隻有我們幾個公的，沒有母的，要有幾個女土匪常來常往，哥幾個的日子就會有意思多了。廠裏獨身宿舍很緊張，惟獨我們這個“312”寬綽，因為沒人願意和土匪同居。
“312”裏的三個土匪，除了我胡飛之外，一個叫張兆儉，我們都管他叫“尿堿”，他不願意聽也沒法兒；另一個叫李汝仁，我先叫他“女人”，後又演化成“娘們兒”。我們三個寶貝，一個“胡子”，一個“尿堿”，一個“娘們兒”，臭味相投，處得和親兄弟一般。
有時我們高興了，就扯著破鑼嗓子推開窗戶唱歌：不是不喝酒哇，不是不抽煙哪，就是沒有錢……要是有了一元錢哪，買盒香煙解解饞……呀拉索哎，買盒香煙解解饞……這所謂的歌，調兒是現成的，詞兒不知道是誰後填的。
我們的歌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收發室的老朱頭說我們不是唱歌，是在“叫秧子”。我明白什麽是“叫秧子”，就是農村的牲口發情時的叫聲。
有些女工端著臉盆去浴池，從我們樓下走過，一聽到我們唱歌，嚇得撒腿就跑，像躲瘟疫似的。
見到這情景，我們就會開心地笑起來。
廠衛生所有個小護士，家可能在外地，她住在女獨身宿舍。這個小姑娘長得特別好看，身材也特別好看，她也經常端著臉盆從我們的樓下路過，就像仙女降臨凡塵。
如果說我也曾有過暗戀的話，那麽這個小護士，就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暗戀對象。我知道，像我這樣醜陋的家夥，喜歡這樣一個漂亮的女人，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即使是這個世界的男人都死絕了，她也不會給我當老婆的。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裏，對誰都沒說過。其實，我喜歡這個小護士，並沒有想讓她給我當老婆的奢望，我的最大願望，是想認識她，一般的認識就滿足了。隻是想為她出點兒力氣——因為我這個人全部的資本就是渾身上下有那麽一點兒力氣。有一次，我迴家，在電車站遇見她，她提著很大一個旅行袋吃力地走著，當時我很想上前幫她，猶豫了好半天，始終沒有勇氣走過去幫她。當時，我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我認識她，就會幫她把那個旅行袋輕鬆地接過，一直送到她的宿舍……
後來，這個小護士得了一種可怕的病，離開了這個世界，人們都為她感到可惜，因為她才二十三歲。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傷感，一個人上街在小飯店喝了不少酒。她走的那天，廠裏有很多人去火葬場送她，我覺得很悲哀，因為我連送她的資格也沒有……這麽一個天仙似的小護士說沒就沒了，而我這樣一個又蠢又醜的家夥卻健康地活在人世，老天有時就這麽不公平。那種感覺連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一個粗人，怎麽也會憐香惜玉，真是見鬼了。
每當這個小護士從我們的樓下走過時，我會突然出現了羞恥心，馬上停止唱歌，離開窗口，怕小護士看見我那張醜陋的臉。
有時唱歌也沒意思了，我們就上廠區大道閑逛，找幾個小流氓開開心。見到小流氓，我們湊近他們，像現在的健美運動員一樣，挺起胸，攥緊雙拳，將胸部肌肉誇張地隆起，然後目光逼視著對方，壓低嗓門說：莽漢，要角力嗎？
小流氓一見我們這種架勢，明白事理的見了我們馬上逃走；不明白事理的，想和我們“角力”，用不上兩迴合，就跪在地上求饒了……
我們的三人世界隻維持了一年多，宿舍裏又分進來一個人。打亂了土匪窩平靜而快活的生活。
這個人是從外廠調來的，沒地方住，實在沒辦法，才硬著頭皮闖進“312”這個土匪窩的。
他叫湯小舟，是個上海人，看樣子年紀比我們大一些，好像有三十多歲的模樣。他為什麽不遠萬裏來到東北的，我們沒關心的必要。我們關心的隻是如何讓他“312”住得不自在，不等我們趕他走，他自己就滾蛋了。
我怎麽也沒想到，後來這個上海人對我影響很大。
沒有他，我也許至今也不知道上海臘腸究竟是什麽滋味。
沒有他，我可能不懂得什麽叫粗俗和廉恥。
湯小舟的衣著很講究，上身穿一件藍的卡中山裝，一條瘦得出奇的藍褲子褲線筆直，腳上穿一雙擦得錚亮的皮鞋，渾身上下一塵不染。他的身材高矮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一米七十多一點兒，可他顯得比我高，因為他瘦得像根魚刺，腦袋又很小，雙腿細而長。他的模樣長得不漂亮也不難看，小臉白白淨淨的，眼睛不大，淡眉毛，牙齒很白很整齊。
對上海人，我從無好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他們和我們廠門前小流氓差不多。一九六六年大串聯時，在北京，我與幾個上海紅衛兵住一個房間，這幾個小子總勾來一些女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嘰嘰喳喳，說些和外語差不多的上海話。半夜十二點了，這些女人（也是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中學生）還不肯走，弄得我無法脫衣服睡覺。我做出種種不滿的動作，可他們仍不在乎，一生氣，我把燈關了。黑暗中，他們亂成一團，費了半天勁才找到開關。他們憤怒了，開始圍攻我。我坦然地解開上衣，露出別在腰間的蒙古腰刀。刀沒出鞘，他們就慌亂地去找紅衛兵接待站的負責人去了……他們到接待站磨了好長時間，要求調房間，結果沒達到目的。接待站有個軍方人士，聞訊後來到我們的房間，讓我同那幾個上海紅衛兵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我們念了半天“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之後，互相做檢討。我的檢討很誠懇，承認自己不該拿刀子嚇唬人。那幾個上海紅衛兵用普通話做檢討，蜻蜓點水地進行了自我批評，但在檢討過程中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最不能令我容忍的是，他們說我身上有“小蟲子”。我憋了一口氣，決心報複這幾個家夥。軍代表走了，他們脫衣服鑽進了被窩。關燈後不久，我跳下床，一下子撲到說我身上有“小蟲子”的那個家夥身上，隔著被將他胖揍一頓。令我得意的是，這家夥的夥伴竟沒人敢從被窩爬出來幫他的忙……除了大串聯，我從無機會到外地去，更不可能到上海。這幾個上海紅衛兵是我頭一次接觸到的上海人，他們破壞了上海人在我心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