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內川烤魚店的第一天，老媽媽給了我一條漂亮的圍裙和一個別在胸前的名簽，她說：“你的名簽上寫‘玲玲’吧。”在日語裏，“玲玲”的發音是“嘞嘞”，聽起來有點兒像喚小狗，那個叫“咪咪”，也是個貓名，這成什麽了？我便急忙說：“不不，我還是寫‘玲子’吧。”
咪咪的名簽上寫的是“美美”兩字，“美美”的日語發音就是“咪咪”。我問她：“為什麽寫美美兩字？”
咪咪說：“我叫孫抗美嘛。行嗬，叫什麽都成，名字不就是一個代號嘛，管他呢。”
從她的名字上我推斷肯定是生於1951~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時期，那時有許多父母為孩子起名叫“抗美”、“援朝”、“衛國”、“過江”、“保衛”什麽的。不用問，也是我的同齡人。咪咪說她是二十七歲。我偷偷笑了：“我和你同歲，也是二十七歲。”
她看我一眼，聽出話裏的揶揄，不由地也笑了：“對，我們永遠二十七歲。”
老媽媽交待說：“接聽電話時，要說‘嗨依，這裏是浪花居酒屋。’前麵才是內川烤魚。雖說是一家，但食譜不大相同，前麵主要是上年紀的人，後麵這裏主要是中、青年人。咪咪、玲子，你們要好好做，同客人交朋友，日本人是重情誼的，往往認準人就長年不換地方。我們是老字號了，有不少迴頭客，希望你們二位新人也有迴頭客。惠美，你要好好帶她們倆嗬。”
我們齊齊鞠躬，唯唯答應，老媽媽彎著高大肥碩的身軀到前麵忙去了。
我們管惠美叫“店長”，其實隻不過算個領班而已，因為總共不過五個人，除我和咪咪外，有一個廚師叫阿岩，還有一個叫房子的日本女人。來日本快一年了，我幾乎沒有見過很醜的人，過去人稱“小日本”，是因為他們個子矮小其貌不揚。但由於戰後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部份中青年人的飲食習慣改變，喝牛奶吃麵包吃牛肉，講究優生，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個個身材勻稱、五官端正，尤其是年輕的女子大部分都長得很順眼。但這個房子卻是極醜的一個女人：三十來歲年紀，個子將將夠一米五十左右，黑黃的麵皮上布滿雀斑，細小的眼睛向上吊起，塌鼻梁，一笑還露出兩個金牙。
咪咪對我說：“這個店可能招不到人了吧，用這麽醜的女侍應生，客人還能喝得下去酒嗎？”
所幸別人聽不懂中國話，我打了咪咪一下：“快別瞎說，人家自有經營之道。”後來時間一長才知道，房子的迴頭客果然不少，她的長處是笑臉相迎、語言詼諧、服務周到，而且她還會做菜，二年前到這個店裏來時是作為廚師招聘來的，現在當廚師的阿岩還是她手把手教出來的呢。
阿岩叫岩下孝雄，是個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二十二歲青年，正在讀大學法律係三年級，完全是靠自己晚上打工來付學費和生活費。他告訴我，他的家鄉在北九州的一個小漁村，世代以打魚為生。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在一次出海時遇到了大風浪就再也沒迴來，全靠母親開一個小酒館把他和弟弟撫養成人，現在弟弟也讀高中了。他來東京讀大學，從未向家中要過1元錢。盡管他學的專業很吃香，在東京謀職收入會更好些，也更有發展前途，但為了母親，他仍然決定明年畢業後也迴家鄉去謀職，他發誓要終生孝敬母親，讓母親過上好日子。
我聽後不由肅然起敬：“你的名字叫孝雄，父母就是希望你成為既孝順又勇敢的人吧。”
他高興地連連說：“對、對，你理解的太對了，我的確是這樣努力做的。”他給我一個名片，上麵有他家鄉的地址、學校名，寫著劍道三段，拳道四段。見他彎著高大魁梧的身軀洗杯盤、切菜、配菜忙個不停，私下偷偷問他，原來他的時給竟也是900元。 阿岩解釋說：“居酒屋的廚師並不主要，隻是將一些從超市買迴來的半成品用微波爐烤熟就行，或者在爐上烤點兒魷魚、炸點兒魚丸、拌個豆腐什麽的。主要靠你們女侍應生賣酒水飲料和小食品如花生米呀、腰果呀、炸薯條呀這些東西。所以對客人一定要親切、熱情，同他們交談，讓他們坐住，用酒來消磨時間。到這裏來的人大都是附近區役所機關的職員和環衛所、郵政局、水力局電力局的職工，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沒有搗蛋的。你看門口貼著那張紙上寫著：黑社會及暴力團夥成員謝絕入內。這是日本飲食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有了這告示，那些人便不會進來，自會去那些適合他們的埸所。老媽媽一家也是正經老生意人，不會有任何問題的，所以你們不必擔心。”
他一邊說一邊用潔白的毛巾擦著水杯，看著他那淳樸善良的笑臉，我暗自慶幸又遇到了像瑪布洛一樣的好人。
惠美、房子、我、咪咪、阿岩一排站在吧台裏，客人一溜坐在吧台外的轉椅上，要什麽吃的，阿岩現烤現炒，要什麽酒水，我們現斟現調，麵對麵服務，根據各人職業不同的特點，選擇不同的話題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室內永遠是充溢著慢悠悠的居家情調，完全不同於快餐店裏緊張、噪雜、忙亂的快節奏。小小的店堂生意的確不錯，而且看那牆上貼的菜肴價格卻比快餐店貴了許多，也許客人來這裏尋求的就是這種輕鬆的家庭氣氛吧。在與客人的談話中，我發現日本中年單身漢果然多得很，真像實子小姐說的那樣，他們對日本不結婚的女性日益增多，使光棍兒們找不到老婆表示極大的憤懣。特別是在偏遠的農村，雖然房子、汽車、家電什麽也不缺，卻沒有女子願意嫁在農村，都往城市裏跑，因為日本沒有城鄉戶籍的限製，所以女孩子就以嫁人為跳板湧向了城市。
鄉間婦女人數的減少也使得更多的男勞力不斷踏上進城的道路，去城裏尋找對象。還有些不能離開家鄉的農村的男子們隻得想辦法娶菲律賓或泰國等貧困地區的女人為妻，生下的孩子倒會講兩國話，充當父母的翻譯。
城市裏從事建築、運輸等粗重工作的人也不易找到對象，到這個店裏來的有好幾個環衛所的工人都四、五十歲了還是光棍漢，他們的收入都不低，同公司白領差不多，幾乎天天到居酒屋來，一喝就喝半夜。但是客人中也有大學教師、律師、記者、醫生這些知識階層的人。這些不同階層的男人們在緊張工作了一天之後，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到這些小酒館裏來喝酒，同善解人意熱情周到的女侍應生聊天侃地，來消磨晚上的時光，舒展勞累得已麻木的神經。這就是日本居酒屋遍布各地、生意興隆的原因。
不到二個星期，我已能全部叫出常來客人的名字。櫥櫃上麵擺放著一排威士忌和日本清酒的大瓶子，那都是客人買的成瓶的酒，一次喝不完就存在店裏，上麵都貼著客人的名字，客人來到，便要準確地拿出來，根據各人的口味調上冰塊或蘇打水，千萬不能搞錯。
咪咪記不住瓶上的名字往往拿錯，點菜她也聽不太懂，隻有啤酒和桔汁記住了。但客人並不計較這些，他們反倒覺得咪咪聽不懂日語的懵懂樣子很可愛。
日語裏的漢字多，交談時，咪咪便用圓珠筆同客人在餐巾紙上寫來寫去。但日文裏有的漢字卻同中文意思不一樣，例如：“娘”在日文裏是指未婚的姑娘和女兒；“小娘”就是小女孩、小女兒；“床”是指地板，因為日本人是睡在榻榻咪上的；“妖精”在我們中文裏是罵人話，日文裏卻是“迷人”的意思，是讚美的話；“勉強”在日文裏是用功學習；商店裏寫的“每度有難”是“謝謝每次光臨”。其他如：“非常口”即太平門；“女湯”是指女人澡堂；“錢湯”是付錢的澡堂子；“泥棒”是小偷；“丈夫”是結實，健壯；“大丈夫”是沒問題、有把握的意思等等，多得不勝枚舉。
咪咪有時將意思弄擰了，逗得客人哈哈大笑。偶爾有些客人開些粗魯的玩笑，咪咪也聽不懂，仍在“嗨依”，我告訴她，她不在乎地說：“管他呢，反正我聽不懂，就當他在放屁！”細一想，咪咪說得也不無道理，在日本打工，還真得有這種毫不在乎的心態。
自從我和咪咪上工以來，惠美說生意比以前更好了，老媽媽笑逐顏開，有空便到後邊來掏錢給我們買啤酒、花生米、腰果之類的請我們吃。
有一天進來一個又矮又瘦的小老頭，房子、惠美和阿岩齊聲喊：“歡迎社長！”社長即老板，日本的社長遍地都是，隻不過大小不同罷了，光這小酒館每天來的社長也不下七、八個，所以我也沒太在意，隻跟著隨口喊了一聲。
那小老頭坐在我和咪咪麵前，笑嗬嗬地說：“來一瓶啤酒。”說完掏出香煙，咪咪連忙用打火機點煙，我拿杯子倒酒。小老頭吸了口煙，喝了口酒，說：“我叫內川。初次見麵。”
我恍然大悟：這才是本酒館真正的老板，沒想到是這麽個小老頭，那身軀高大的老媽媽簡直可以把他裝進去喲。內川社長對我和咪咪說：“聽說來了二個中國姑娘，幹得很不錯，早想來看看，但那邊水產品店的生意忙得脫不開身，請多原諒。”他說著低頭欠了欠身，日本人的禮數真是沒得說，我和咪咪也連忙鞠了個躬。他說：“最近生意越來越好，我有個想法，想弄個卡拉0k設備裝在這裏，會吸引更多的客人，要知道，一邊喝酒一邊唱歌是日本民族的傳統嗬。你們會唱日本歌曲嗎？”
我想起“社長”鄭桑告誡我的話：在日本打工不能說“不會”。何況我還真的會唱幾首日本歌，便大膽地說：“會唱幾首。”咪咪沒敢吱聲。內川社長說：“玲子，唱給我聽聽吧。”
他把我領到前邊店裏，那裏原本就有卡拉0k，一個老頭正沙啞著嗓子盤腿坐在炕桌前唱著一首憂傷的歌。這裏唱一首歌是100日元，硬幣投進去後，用電腦遙控筆在曲目條碼上劃一下，再用筆朝音箱一指，唱碟就自動選出來了。內川社長掏出一把硬幣，讓我選曲目，我唱了《北國之春》，《櫻花嗬櫻花》，又同老媽媽合唱了《四季歌》，本來還會幾首，因不太熟練，沒敢唱。但內川社長已很滿意，對老媽媽說：“給玲子的時給再加100元吧。”
我們迴到後邊店裏，內川說：“明天就把卡拉0k裝好。咪咪，你也要練習唱嗬。”咪咪連連點頭說：“嗨依、嗨依。”
阿岩高興地說：“這迴好了，可以天天唱歌了，我最喜歡唱歌了。”
我說：“一支歌100元錢哪。”
阿岩用手指彈了我的腦殼一下：“傻瓜，都是客人掏錢的，這是規矩。否則為什麽要你們練唱呢，假如你唱得好，客人會多掏錢聽你唱的。”
第二天上班時，卡拉0k設備已裝好。在日本，這種設備是可以租賃的，而且不貴，因此幾乎家家居酒屋都有卡拉0k，主客同唱，其他的拍手助興，自有一番樂融融的和諧氣氛。
自裝上卡拉0k之後，果然增加了客源，區役所的公務員、環衛所的清潔工、郵政局的小夥子下班後來得更勤了，喝點兒酒、唱唱歌、聊聊天，大家相處得如同朋友一般。我的會話程度也在這打工中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學會了許多民間常用語，了解到了不少日本平民的生活狀況。歌聲和笑語把前麵店裏上年紀的人也吸引過來了，其中有一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哲學博士山田宏誌。
咪咪的名簽上寫的是“美美”兩字，“美美”的日語發音就是“咪咪”。我問她：“為什麽寫美美兩字？”
咪咪說：“我叫孫抗美嘛。行嗬，叫什麽都成，名字不就是一個代號嘛，管他呢。”
從她的名字上我推斷肯定是生於1951~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時期，那時有許多父母為孩子起名叫“抗美”、“援朝”、“衛國”、“過江”、“保衛”什麽的。不用問，也是我的同齡人。咪咪說她是二十七歲。我偷偷笑了：“我和你同歲，也是二十七歲。”
她看我一眼，聽出話裏的揶揄，不由地也笑了：“對，我們永遠二十七歲。”
老媽媽交待說：“接聽電話時，要說‘嗨依，這裏是浪花居酒屋。’前麵才是內川烤魚。雖說是一家，但食譜不大相同，前麵主要是上年紀的人，後麵這裏主要是中、青年人。咪咪、玲子，你們要好好做，同客人交朋友，日本人是重情誼的，往往認準人就長年不換地方。我們是老字號了，有不少迴頭客，希望你們二位新人也有迴頭客。惠美，你要好好帶她們倆嗬。”
我們齊齊鞠躬，唯唯答應，老媽媽彎著高大肥碩的身軀到前麵忙去了。
我們管惠美叫“店長”，其實隻不過算個領班而已，因為總共不過五個人，除我和咪咪外，有一個廚師叫阿岩，還有一個叫房子的日本女人。來日本快一年了，我幾乎沒有見過很醜的人，過去人稱“小日本”，是因為他們個子矮小其貌不揚。但由於戰後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部份中青年人的飲食習慣改變，喝牛奶吃麵包吃牛肉，講究優生，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個個身材勻稱、五官端正，尤其是年輕的女子大部分都長得很順眼。但這個房子卻是極醜的一個女人：三十來歲年紀，個子將將夠一米五十左右，黑黃的麵皮上布滿雀斑，細小的眼睛向上吊起，塌鼻梁，一笑還露出兩個金牙。
咪咪對我說：“這個店可能招不到人了吧，用這麽醜的女侍應生，客人還能喝得下去酒嗎？”
所幸別人聽不懂中國話，我打了咪咪一下：“快別瞎說，人家自有經營之道。”後來時間一長才知道，房子的迴頭客果然不少，她的長處是笑臉相迎、語言詼諧、服務周到，而且她還會做菜，二年前到這個店裏來時是作為廚師招聘來的，現在當廚師的阿岩還是她手把手教出來的呢。
阿岩叫岩下孝雄，是個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二十二歲青年，正在讀大學法律係三年級，完全是靠自己晚上打工來付學費和生活費。他告訴我，他的家鄉在北九州的一個小漁村，世代以打魚為生。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在一次出海時遇到了大風浪就再也沒迴來，全靠母親開一個小酒館把他和弟弟撫養成人，現在弟弟也讀高中了。他來東京讀大學，從未向家中要過1元錢。盡管他學的專業很吃香，在東京謀職收入會更好些，也更有發展前途，但為了母親，他仍然決定明年畢業後也迴家鄉去謀職，他發誓要終生孝敬母親，讓母親過上好日子。
我聽後不由肅然起敬：“你的名字叫孝雄，父母就是希望你成為既孝順又勇敢的人吧。”
他高興地連連說：“對、對，你理解的太對了，我的確是這樣努力做的。”他給我一個名片，上麵有他家鄉的地址、學校名，寫著劍道三段，拳道四段。見他彎著高大魁梧的身軀洗杯盤、切菜、配菜忙個不停，私下偷偷問他，原來他的時給竟也是900元。 阿岩解釋說：“居酒屋的廚師並不主要，隻是將一些從超市買迴來的半成品用微波爐烤熟就行，或者在爐上烤點兒魷魚、炸點兒魚丸、拌個豆腐什麽的。主要靠你們女侍應生賣酒水飲料和小食品如花生米呀、腰果呀、炸薯條呀這些東西。所以對客人一定要親切、熱情，同他們交談，讓他們坐住，用酒來消磨時間。到這裏來的人大都是附近區役所機關的職員和環衛所、郵政局、水力局電力局的職工，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沒有搗蛋的。你看門口貼著那張紙上寫著：黑社會及暴力團夥成員謝絕入內。這是日本飲食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有了這告示，那些人便不會進來，自會去那些適合他們的埸所。老媽媽一家也是正經老生意人，不會有任何問題的，所以你們不必擔心。”
他一邊說一邊用潔白的毛巾擦著水杯，看著他那淳樸善良的笑臉，我暗自慶幸又遇到了像瑪布洛一樣的好人。
惠美、房子、我、咪咪、阿岩一排站在吧台裏，客人一溜坐在吧台外的轉椅上，要什麽吃的，阿岩現烤現炒，要什麽酒水，我們現斟現調，麵對麵服務，根據各人職業不同的特點，選擇不同的話題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室內永遠是充溢著慢悠悠的居家情調，完全不同於快餐店裏緊張、噪雜、忙亂的快節奏。小小的店堂生意的確不錯，而且看那牆上貼的菜肴價格卻比快餐店貴了許多，也許客人來這裏尋求的就是這種輕鬆的家庭氣氛吧。在與客人的談話中，我發現日本中年單身漢果然多得很，真像實子小姐說的那樣，他們對日本不結婚的女性日益增多，使光棍兒們找不到老婆表示極大的憤懣。特別是在偏遠的農村，雖然房子、汽車、家電什麽也不缺，卻沒有女子願意嫁在農村，都往城市裏跑，因為日本沒有城鄉戶籍的限製，所以女孩子就以嫁人為跳板湧向了城市。
鄉間婦女人數的減少也使得更多的男勞力不斷踏上進城的道路，去城裏尋找對象。還有些不能離開家鄉的農村的男子們隻得想辦法娶菲律賓或泰國等貧困地區的女人為妻，生下的孩子倒會講兩國話，充當父母的翻譯。
城市裏從事建築、運輸等粗重工作的人也不易找到對象，到這個店裏來的有好幾個環衛所的工人都四、五十歲了還是光棍漢，他們的收入都不低，同公司白領差不多，幾乎天天到居酒屋來，一喝就喝半夜。但是客人中也有大學教師、律師、記者、醫生這些知識階層的人。這些不同階層的男人們在緊張工作了一天之後，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到這些小酒館裏來喝酒，同善解人意熱情周到的女侍應生聊天侃地，來消磨晚上的時光，舒展勞累得已麻木的神經。這就是日本居酒屋遍布各地、生意興隆的原因。
不到二個星期，我已能全部叫出常來客人的名字。櫥櫃上麵擺放著一排威士忌和日本清酒的大瓶子，那都是客人買的成瓶的酒，一次喝不完就存在店裏，上麵都貼著客人的名字，客人來到，便要準確地拿出來，根據各人的口味調上冰塊或蘇打水，千萬不能搞錯。
咪咪記不住瓶上的名字往往拿錯，點菜她也聽不太懂，隻有啤酒和桔汁記住了。但客人並不計較這些，他們反倒覺得咪咪聽不懂日語的懵懂樣子很可愛。
日語裏的漢字多，交談時，咪咪便用圓珠筆同客人在餐巾紙上寫來寫去。但日文裏有的漢字卻同中文意思不一樣，例如：“娘”在日文裏是指未婚的姑娘和女兒；“小娘”就是小女孩、小女兒；“床”是指地板，因為日本人是睡在榻榻咪上的；“妖精”在我們中文裏是罵人話，日文裏卻是“迷人”的意思，是讚美的話；“勉強”在日文裏是用功學習；商店裏寫的“每度有難”是“謝謝每次光臨”。其他如：“非常口”即太平門；“女湯”是指女人澡堂；“錢湯”是付錢的澡堂子；“泥棒”是小偷；“丈夫”是結實，健壯；“大丈夫”是沒問題、有把握的意思等等，多得不勝枚舉。
咪咪有時將意思弄擰了，逗得客人哈哈大笑。偶爾有些客人開些粗魯的玩笑，咪咪也聽不懂，仍在“嗨依”，我告訴她，她不在乎地說：“管他呢，反正我聽不懂，就當他在放屁！”細一想，咪咪說得也不無道理，在日本打工，還真得有這種毫不在乎的心態。
自從我和咪咪上工以來，惠美說生意比以前更好了，老媽媽笑逐顏開，有空便到後邊來掏錢給我們買啤酒、花生米、腰果之類的請我們吃。
有一天進來一個又矮又瘦的小老頭，房子、惠美和阿岩齊聲喊：“歡迎社長！”社長即老板，日本的社長遍地都是，隻不過大小不同罷了，光這小酒館每天來的社長也不下七、八個，所以我也沒太在意，隻跟著隨口喊了一聲。
那小老頭坐在我和咪咪麵前，笑嗬嗬地說：“來一瓶啤酒。”說完掏出香煙，咪咪連忙用打火機點煙，我拿杯子倒酒。小老頭吸了口煙，喝了口酒，說：“我叫內川。初次見麵。”
我恍然大悟：這才是本酒館真正的老板，沒想到是這麽個小老頭，那身軀高大的老媽媽簡直可以把他裝進去喲。內川社長對我和咪咪說：“聽說來了二個中國姑娘，幹得很不錯，早想來看看，但那邊水產品店的生意忙得脫不開身，請多原諒。”他說著低頭欠了欠身，日本人的禮數真是沒得說，我和咪咪也連忙鞠了個躬。他說：“最近生意越來越好，我有個想法，想弄個卡拉0k設備裝在這裏，會吸引更多的客人，要知道，一邊喝酒一邊唱歌是日本民族的傳統嗬。你們會唱日本歌曲嗎？”
我想起“社長”鄭桑告誡我的話：在日本打工不能說“不會”。何況我還真的會唱幾首日本歌，便大膽地說：“會唱幾首。”咪咪沒敢吱聲。內川社長說：“玲子，唱給我聽聽吧。”
他把我領到前邊店裏，那裏原本就有卡拉0k，一個老頭正沙啞著嗓子盤腿坐在炕桌前唱著一首憂傷的歌。這裏唱一首歌是100日元，硬幣投進去後，用電腦遙控筆在曲目條碼上劃一下，再用筆朝音箱一指，唱碟就自動選出來了。內川社長掏出一把硬幣，讓我選曲目，我唱了《北國之春》，《櫻花嗬櫻花》，又同老媽媽合唱了《四季歌》，本來還會幾首，因不太熟練，沒敢唱。但內川社長已很滿意，對老媽媽說：“給玲子的時給再加100元吧。”
我們迴到後邊店裏，內川說：“明天就把卡拉0k裝好。咪咪，你也要練習唱嗬。”咪咪連連點頭說：“嗨依、嗨依。”
阿岩高興地說：“這迴好了，可以天天唱歌了，我最喜歡唱歌了。”
我說：“一支歌100元錢哪。”
阿岩用手指彈了我的腦殼一下：“傻瓜，都是客人掏錢的，這是規矩。否則為什麽要你們練唱呢，假如你唱得好，客人會多掏錢聽你唱的。”
第二天上班時，卡拉0k設備已裝好。在日本，這種設備是可以租賃的，而且不貴，因此幾乎家家居酒屋都有卡拉0k，主客同唱，其他的拍手助興，自有一番樂融融的和諧氣氛。
自裝上卡拉0k之後，果然增加了客源，區役所的公務員、環衛所的清潔工、郵政局的小夥子下班後來得更勤了，喝點兒酒、唱唱歌、聊聊天，大家相處得如同朋友一般。我的會話程度也在這打工中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學會了許多民間常用語，了解到了不少日本平民的生活狀況。歌聲和笑語把前麵店裏上年紀的人也吸引過來了，其中有一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哲學博士山田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