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試結束了，十二門課除了英語和電腦是b之外，其餘全是a。我終於鬆了口氣，但想到打工的事，臉上又愁雲密布了。大部份台灣的同學都在商量著假期旅遊或迴台灣渡假，我們大陸幾個同學卻在議論假期打工的事。趙會明說她除了晚上去餐館外，又找到一份白天的工，是在醫院打掃衛生。許桑白天在拉麵館洗碗，夜間還是去修馬路。鄭桑晚上仍然洗麻將牌，白天幫別人出租錄相帶什麽的。“京油子”王京生卻早已走了，聽說這小子不知在哪兒賺了一筆錢，去泰國旅遊去了，真令人羨慕不已。
他們都打雙份工，我卻“失業”沒事做，趙會明也替我著急，她說：“本來假期工作就不好找，日本學生和外國留學生都想趁這機會賺錢呐。你也真是的，改不了中國人‘窮橫’的倔脾氣，刷廁所就刷唄，日本廁所又不臭。我在醫院打工就是天天刷廁所、倒痰盂，惡心不？沒法子，也得幹哪。”
我說：“不光是幹活兒的事兒，那店長是個色狼呀。”我就講了拉我上情人旅館的事。
趙會明勸我道：“這種性騷擾是難免的，別說你這樣年輕漂亮的，就連我這樣四十來歲的還經常有客人邀我出去假期旅遊呀、喝咖啡的呐，不足為怪，客客氣氣迴絕就是了。日本就是這種男女關係很開放的社會，尤其在飲食業工作，免不了的。”
我委屈地說：“那也不能便宜那色狼嗬，反正我不想在那個店幹了，烤雞肉串也吃膩了，想換換口味。再說這七、八個月真把我累苛了，你們看，我右手中指夾啤酒瓶都受傷了，有點變形呢。”
鄭桑真像個老大哥，他搖搖頭關切地說：“這種快餐店太累人了，你還是換個地方吧。其實你日語講得不錯，人又聰明伶俐，滿可以去居酒屋打工，那裏的活兒輕鬆多了，時給也會稍高一些。”
“光聽說日本到處有居酒屋，倒底什麽是居酒屋嗬？”我到日本馬上就一年了，可是還有許多不懂的事情，遇事兒總是發懵。
“居酒屋就是設在居民住宅區的日式酒吧，麵積都不大，一般都是一個吧台幾個轉椅，外麵設幾個小桌子，也有的是矮炕，有小炕桌，有的客人喜歡盤腿大坐地喝酒。大部分是經營小菜、酒水，主要客人是中下層薪水階級、小職員、小企業主，沒有黃色成份，但服務要細心周到，有家庭溫馨氣氛。我覺得你幹這種工挺適合的。”
“到哪兒去找這種店呀，新宿這裏盡是高級酒吧。”我發愁地說。
“傻姑娘，你到日本快一年了，就認識新宿嗬？你記住：在日本，有男人的地方就有酒館，日本男人是離不開酒的。到你川崎住處附近找找看，肯定有！”鄭桑滿有把握說。
趙會明也說：“對呀，你住的地方不是有個很出名的遊樂埸和日本民俗文化村嗎？那肯定有飲食街，去找找看吧。出來闖江湖膽子不大點兒行嗎？記住：時給不超過1400日元的地方就不會有問題，這是‘黃不黃’的界線。”
我將這些經驗之談銘記在心，放假的第一天下午便走出去找工作了。我住的公寓樓在鐵道的東邊，離車站隻需步行五分鍾。街道雖不太寬，但超市、餐館、商埸、銀行、店鋪林立，再加上附近的旅遊觀光點，節假日更是呈現一片熱鬧景象。隻是我每日早出晚歸上學打工疲於奔命，從來沒去過這些玩兒的地方，超級市埸也是買日用品和食品時才一星期去一次，。走了一大圈，問了幾家拉麵店、中華餐館，都說不缺人。又進了站前一家快餐店，說是缺一個洗碗的，可以白天幹，時給700日元。我想，先訂下再說，嚐嚐洗碗的滋味吧。
越過天橋到了從來沒去過的鐵道西邊，這才知道別有天地，東西兩邊完全不同。一條條整齊窄小的街道，兩邊都是清一色二、三層的木造小樓，別致而幽靜。有一條街是文化街，有區役所、派出所、郵政局、區醫院、區圖書館、文化培訓中心、書店，還有二處劍道、跆拳道教練館。另二條街是飲食街，除了小酒館就是日用品小雜貨店、洗衣店、水果蔬菜店、還有電子遊戲廳等。幾條街走了一個來迴，粗略數了一下，小酒館大約有二十多家。因為是白天，全都不開業。有幾家貼著招工啟事，我一看，全是招女侍應生，年齡要求在18~30歲，時給是1000~1500日元不等。我覺得還是工錢少點兒的安全，就記下了時給1000元的一家店的電話號碼和店主的姓，跑到公用電話亭去打電話。
接電話的是一位年輕女性，嗓音略有些少啞，同所有的日本女性一樣，語氣相當禮貌客氣。聽說我要打工，是中國留學生，便告訴我晚上7點半直接到店裏來見工。
我忐忑不安地等到晚上，換上一身較漂亮的衣服去見工了。
到了晚上，這條街才顯出飲食街的特色。家家店門前都亮起了寫著店名的燈箱，各色的旗幡在風中舞動，有的還掛著白地黑字的中國式燈籠，上麵寫著店內主營的菜肴品種什麽的。雖然是食街，可沒有一家在外麵擺桌的，街麵上靜悄悄的沒有多少人走動，但家家小酒館裏都隱隱傳出了說話聲。
我按白天的記憶找到那家居酒屋，隻見燈光下一麵白色帶黑花邊的旗幡上寫著“內川烤魚”，側門有一個小燈箱寫著“浪花”。我不由暗暗發笑：先是烤牛肉，後是烤雞串，現在又是烤魚，真是換口味了。
我輕輕拉開糊著花紙的木隔扇門，隨著清脆的風鈴聲，便聽到一聲溫柔的招唿：“歡迎光臨。”進門左手是三米多長的吧台，右手是一截矮炕，上麵放著三張小炕桌，已有二個小老頭盤腿坐著在飲酒，地中間隻餘不足二尺寬的小過道。吧台內站著一位膚色白晰、梳著圓髻、高挑豐滿、穿著淺色衣裙的日本美人，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我以為這是老板娘了，便鞠躬施禮道：“對不起，我是來見工的，白天打過電話了。”
她微笑著說：“知道了，請稍等。”轉身撥了電話講了二句什麽，然後對我說：“請隨我來。”她打開吧台邊的一個小角門，外麵是一條短短的走廊，走廊盡頭是一扇磨花玻璃門，她拉開門，鞠躬請我進去便迴身走了。
我迅速打量了一下室內：麵積比外麵那間稍大一點兒，但也不過二十平米左右，不同的是除了同樣的吧台、小轉椅之外，地上還有四張小木桌和靠背椅，過道也不過二尺寬。
一位看起來四十來歲燙短發穿西式套裙、自稱叫惠美的女人笑著請我坐下，並讓另一個相貌醜陋但也笑容滿麵的年輕女子端來一杯桔汁。這時門外又走進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媽媽，長得與外麵那位美人十分相像，隻不過形體輪廓大了一圈，又高又胖。
叫惠美的女人說：“這是媽媽，外麵的那位是小媽媽。”在日本，不論年齡大小的老板娘，一律統稱“媽媽”。我便曉得這是母女店了。
老媽媽聲音也有些沙啞，我問道：“白天聽電話的是您嗎？”
老媽媽笑著說：“不，那是大女兒，人都叫她大媽媽。她的孩子才八個月，晚上不能來，隻是白天來店裏洗涮、打掃、準備一下。”頓了頓，打量了我一下又說：“你的日語講得很好，來日本多長時間了？盡在什麽店裏做過？”
我已有打工的經曆，胸有成竹無需撒謊，便如實講了。
她點點頭，又問年齡。我照例瞞了幾歲，說：“二十九歲。”
她又笑著說：“你看起來很年輕，有人問就說二十七歲吧，客人們總是喜歡年輕的嘛。對吧？明天晚上就來上班，時間是晚上6點到12點，時給是900元，星期天休息，可以嗎？”
我心想：外邊招工啟事明明寫的是時給1000元，怎麽變成了900？但又一想，900也不少了，也許這是試用，以後會加工錢也說不定，便點點頭同意了。
老媽媽到前麵忙去了。惠美說：“我們店裏前二天剛來一個也是中國留學生，咪咪，過來一下。”
應聲從吧台裏走出一個身材不高，體態豐滿的姑娘。我看她同我年齡差不多，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燙著極短的卷發，有一雙圓圓的漂亮的大眼睛，小厚嘴唇，短鼻子，長相頗有點兒像貓，怪不得叫她“咪咪”。她操著一口京腔說：“我才來三天。日語呢，沒你講得好，以後你多關照了。”
我真高興又有了一個中國同伴，忙說：“太好了，咱倆做伴兒，互相照應了。”
順利找到一份工，工錢不低，地點離我的住處又近，過了鐵道天橋隻需走五分鍾，時間也好，既不眈誤課時也不必擔心半夜下班趕不上車，真是太理想了，心裏頓時輕鬆起來，高興得想唱歌。迴到住處，舒舒服服洗了熱水澡，打開收錄機學唱日本歌曲，一直唱到12點盡興才倒頭唿唿睡去。
因為心情放鬆，我睡了到日本後的第一個安穩覺，睜眼就是早上9點多了。我簡單吃了麵包和牛奶就去崗本先生家去匯報學習成績。他們看了成績單和出席率，表示滿意。
崗本先生說：“成績不錯，每天晚上打工6個小時，還能學得這樣好，不容易。電腦你們國家還沒有，很生疏，可是為什麽英語也不行呢？
我紅著臉支支吾吾地說：“英語課有時是在最後一節，怕打工遲到，有時就逃課------。而且，我以前的英語基礎就很差，現在教英語的是位美國老師，講得很快，我跟不上------。”
崗本媽媽忙過來解圍：“我從中學到大學一共學了八年英語，還不是說不成句子？大女兒真子從美國來電話同我講英語，我隻好告饒。有一次美國方麵來電話談合作拍電影的事，我結結巴巴講不清楚，就說：‘等一下，換我丈夫再說。’結果我錯說成‘我換個丈夫再說。’把對方逗得哈哈大笑，後來見了麵就問我換沒換丈夫。你說好笑不好笑。”
這件事岔過去後，崗本先生問我假期有什麽打算。我坦率地講要打工多賺點錢，準備白天去快餐店洗碗，晚上去“內川烤魚店”當侍應生。
崗本先生說：“這太辛苦了。白天不要洗碗去了，《朝日新聞》的高井桑半年後要去北京當長駐特派記者，需帶夫人一起去，他同我商量想請你在這假期教他夫人一些中國日常會話，每天教2小時，4000日元，還請你用飯，你同意嗎？”
我沒想到會有這等美差事，2小時4000日元，差不多相當於洗碗6小時的工錢了，我真是處處遇貴人嗬，高興地叫道：“太好啦！當然同意。而且高井夫人是多麽溫柔的女人嗬，我真喜歡她的。”
崗本媽媽笑著說：“那就好。現在你就打電話告訴她，約定上課的時間。”
高井夫人在電話裏笑著說：“玲子先生，請中午過來用飯吧，下午就開始上課好嗎？”
我說：“好嗬。不過，千萬不要叫我‘先生’，不敢當嗬，還是叫我玲子好了。”
崗本媽媽說：“高井夫人專門學過烹飪的，她一定會待你如上賓，每天給你做好吃的東西哪。”
這一個假期，我便每天中午去高井家，吃夫人做的各種各樣的日本飯菜，邊吃邊教飲食方麵的用語。有時我教給夫人中國菜的做法，並靈活地摻進了生活用語讓她背誦。高井夫人對中國非常向往，隻是擔心生活設施不方便，尤其是廁所問題。她問我：“聽那些去中國旅遊迴來的人說，中國的廁所都沒有門，女人蹲下時隻得用一張報紙擋在前麵，那太可怕了，我可怎麽辦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城市的公廁的確大部份如此，但我也隻好安慰她：“那隻是野外的旅遊觀光地，不過像長城等著名的旅遊勝地，公廁設施也正在進一步完善，最基本也有半截的門。而且你們將住在外國人公寓裏，那裏的設施相當不錯。另外，一般的大型商埸和公共埸所的洗手間都是有門的，不用擔心。”
在旁邊的高井先生插言道：“這是內人最擔心的問題。我想不至於那樣嘛。”高井夫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講這種課無需什麽教材，完全是衣食住行方麵的實用語，盡可能多地介紹中國商店、菜市埸、交通、郵政等方麵的情況，高井夫人都一一記在本子上。一個月假期過去已略有基礎。開學後，我每星期日仍然去講2小時的課，每次都留下許多作業，並認真錄了一盤會話磁帶給她。半年後，高井夫婦便如期飛往北京赴任去了。教高井夫人總共收入15萬日元，而且還不斷地收到他們夫婦送給我的日用品、衣物、書籍和學習用具，真使我感動不已，深切體會到日本人民對中國的友好情誼。
他們都打雙份工，我卻“失業”沒事做，趙會明也替我著急，她說：“本來假期工作就不好找，日本學生和外國留學生都想趁這機會賺錢呐。你也真是的，改不了中國人‘窮橫’的倔脾氣，刷廁所就刷唄，日本廁所又不臭。我在醫院打工就是天天刷廁所、倒痰盂，惡心不？沒法子，也得幹哪。”
我說：“不光是幹活兒的事兒，那店長是個色狼呀。”我就講了拉我上情人旅館的事。
趙會明勸我道：“這種性騷擾是難免的，別說你這樣年輕漂亮的，就連我這樣四十來歲的還經常有客人邀我出去假期旅遊呀、喝咖啡的呐，不足為怪，客客氣氣迴絕就是了。日本就是這種男女關係很開放的社會，尤其在飲食業工作，免不了的。”
我委屈地說：“那也不能便宜那色狼嗬，反正我不想在那個店幹了，烤雞肉串也吃膩了，想換換口味。再說這七、八個月真把我累苛了，你們看，我右手中指夾啤酒瓶都受傷了，有點變形呢。”
鄭桑真像個老大哥，他搖搖頭關切地說：“這種快餐店太累人了，你還是換個地方吧。其實你日語講得不錯，人又聰明伶俐，滿可以去居酒屋打工，那裏的活兒輕鬆多了，時給也會稍高一些。”
“光聽說日本到處有居酒屋，倒底什麽是居酒屋嗬？”我到日本馬上就一年了，可是還有許多不懂的事情，遇事兒總是發懵。
“居酒屋就是設在居民住宅區的日式酒吧，麵積都不大，一般都是一個吧台幾個轉椅，外麵設幾個小桌子，也有的是矮炕，有小炕桌，有的客人喜歡盤腿大坐地喝酒。大部分是經營小菜、酒水，主要客人是中下層薪水階級、小職員、小企業主，沒有黃色成份，但服務要細心周到，有家庭溫馨氣氛。我覺得你幹這種工挺適合的。”
“到哪兒去找這種店呀，新宿這裏盡是高級酒吧。”我發愁地說。
“傻姑娘，你到日本快一年了，就認識新宿嗬？你記住：在日本，有男人的地方就有酒館，日本男人是離不開酒的。到你川崎住處附近找找看，肯定有！”鄭桑滿有把握說。
趙會明也說：“對呀，你住的地方不是有個很出名的遊樂埸和日本民俗文化村嗎？那肯定有飲食街，去找找看吧。出來闖江湖膽子不大點兒行嗎？記住：時給不超過1400日元的地方就不會有問題，這是‘黃不黃’的界線。”
我將這些經驗之談銘記在心，放假的第一天下午便走出去找工作了。我住的公寓樓在鐵道的東邊，離車站隻需步行五分鍾。街道雖不太寬，但超市、餐館、商埸、銀行、店鋪林立，再加上附近的旅遊觀光點，節假日更是呈現一片熱鬧景象。隻是我每日早出晚歸上學打工疲於奔命，從來沒去過這些玩兒的地方，超級市埸也是買日用品和食品時才一星期去一次，。走了一大圈，問了幾家拉麵店、中華餐館，都說不缺人。又進了站前一家快餐店，說是缺一個洗碗的，可以白天幹，時給700日元。我想，先訂下再說，嚐嚐洗碗的滋味吧。
越過天橋到了從來沒去過的鐵道西邊，這才知道別有天地，東西兩邊完全不同。一條條整齊窄小的街道，兩邊都是清一色二、三層的木造小樓，別致而幽靜。有一條街是文化街，有區役所、派出所、郵政局、區醫院、區圖書館、文化培訓中心、書店，還有二處劍道、跆拳道教練館。另二條街是飲食街，除了小酒館就是日用品小雜貨店、洗衣店、水果蔬菜店、還有電子遊戲廳等。幾條街走了一個來迴，粗略數了一下，小酒館大約有二十多家。因為是白天，全都不開業。有幾家貼著招工啟事，我一看，全是招女侍應生，年齡要求在18~30歲，時給是1000~1500日元不等。我覺得還是工錢少點兒的安全，就記下了時給1000元的一家店的電話號碼和店主的姓，跑到公用電話亭去打電話。
接電話的是一位年輕女性，嗓音略有些少啞，同所有的日本女性一樣，語氣相當禮貌客氣。聽說我要打工，是中國留學生，便告訴我晚上7點半直接到店裏來見工。
我忐忑不安地等到晚上，換上一身較漂亮的衣服去見工了。
到了晚上，這條街才顯出飲食街的特色。家家店門前都亮起了寫著店名的燈箱，各色的旗幡在風中舞動，有的還掛著白地黑字的中國式燈籠，上麵寫著店內主營的菜肴品種什麽的。雖然是食街，可沒有一家在外麵擺桌的，街麵上靜悄悄的沒有多少人走動，但家家小酒館裏都隱隱傳出了說話聲。
我按白天的記憶找到那家居酒屋，隻見燈光下一麵白色帶黑花邊的旗幡上寫著“內川烤魚”，側門有一個小燈箱寫著“浪花”。我不由暗暗發笑：先是烤牛肉，後是烤雞串，現在又是烤魚，真是換口味了。
我輕輕拉開糊著花紙的木隔扇門，隨著清脆的風鈴聲，便聽到一聲溫柔的招唿：“歡迎光臨。”進門左手是三米多長的吧台，右手是一截矮炕，上麵放著三張小炕桌，已有二個小老頭盤腿坐著在飲酒，地中間隻餘不足二尺寬的小過道。吧台內站著一位膚色白晰、梳著圓髻、高挑豐滿、穿著淺色衣裙的日本美人，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我以為這是老板娘了，便鞠躬施禮道：“對不起，我是來見工的，白天打過電話了。”
她微笑著說：“知道了，請稍等。”轉身撥了電話講了二句什麽，然後對我說：“請隨我來。”她打開吧台邊的一個小角門，外麵是一條短短的走廊，走廊盡頭是一扇磨花玻璃門，她拉開門，鞠躬請我進去便迴身走了。
我迅速打量了一下室內：麵積比外麵那間稍大一點兒，但也不過二十平米左右，不同的是除了同樣的吧台、小轉椅之外，地上還有四張小木桌和靠背椅，過道也不過二尺寬。
一位看起來四十來歲燙短發穿西式套裙、自稱叫惠美的女人笑著請我坐下，並讓另一個相貌醜陋但也笑容滿麵的年輕女子端來一杯桔汁。這時門外又走進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媽媽，長得與外麵那位美人十分相像，隻不過形體輪廓大了一圈，又高又胖。
叫惠美的女人說：“這是媽媽，外麵的那位是小媽媽。”在日本，不論年齡大小的老板娘，一律統稱“媽媽”。我便曉得這是母女店了。
老媽媽聲音也有些沙啞，我問道：“白天聽電話的是您嗎？”
老媽媽笑著說：“不，那是大女兒，人都叫她大媽媽。她的孩子才八個月，晚上不能來，隻是白天來店裏洗涮、打掃、準備一下。”頓了頓，打量了我一下又說：“你的日語講得很好，來日本多長時間了？盡在什麽店裏做過？”
我已有打工的經曆，胸有成竹無需撒謊，便如實講了。
她點點頭，又問年齡。我照例瞞了幾歲，說：“二十九歲。”
她又笑著說：“你看起來很年輕，有人問就說二十七歲吧，客人們總是喜歡年輕的嘛。對吧？明天晚上就來上班，時間是晚上6點到12點，時給是900元，星期天休息，可以嗎？”
我心想：外邊招工啟事明明寫的是時給1000元，怎麽變成了900？但又一想，900也不少了，也許這是試用，以後會加工錢也說不定，便點點頭同意了。
老媽媽到前麵忙去了。惠美說：“我們店裏前二天剛來一個也是中國留學生，咪咪，過來一下。”
應聲從吧台裏走出一個身材不高，體態豐滿的姑娘。我看她同我年齡差不多，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燙著極短的卷發，有一雙圓圓的漂亮的大眼睛，小厚嘴唇，短鼻子，長相頗有點兒像貓，怪不得叫她“咪咪”。她操著一口京腔說：“我才來三天。日語呢，沒你講得好，以後你多關照了。”
我真高興又有了一個中國同伴，忙說：“太好了，咱倆做伴兒，互相照應了。”
順利找到一份工，工錢不低，地點離我的住處又近，過了鐵道天橋隻需走五分鍾，時間也好，既不眈誤課時也不必擔心半夜下班趕不上車，真是太理想了，心裏頓時輕鬆起來，高興得想唱歌。迴到住處，舒舒服服洗了熱水澡，打開收錄機學唱日本歌曲，一直唱到12點盡興才倒頭唿唿睡去。
因為心情放鬆，我睡了到日本後的第一個安穩覺，睜眼就是早上9點多了。我簡單吃了麵包和牛奶就去崗本先生家去匯報學習成績。他們看了成績單和出席率，表示滿意。
崗本先生說：“成績不錯，每天晚上打工6個小時，還能學得這樣好，不容易。電腦你們國家還沒有，很生疏，可是為什麽英語也不行呢？
我紅著臉支支吾吾地說：“英語課有時是在最後一節，怕打工遲到，有時就逃課------。而且，我以前的英語基礎就很差，現在教英語的是位美國老師，講得很快，我跟不上------。”
崗本媽媽忙過來解圍：“我從中學到大學一共學了八年英語，還不是說不成句子？大女兒真子從美國來電話同我講英語，我隻好告饒。有一次美國方麵來電話談合作拍電影的事，我結結巴巴講不清楚，就說：‘等一下，換我丈夫再說。’結果我錯說成‘我換個丈夫再說。’把對方逗得哈哈大笑，後來見了麵就問我換沒換丈夫。你說好笑不好笑。”
這件事岔過去後，崗本先生問我假期有什麽打算。我坦率地講要打工多賺點錢，準備白天去快餐店洗碗，晚上去“內川烤魚店”當侍應生。
崗本先生說：“這太辛苦了。白天不要洗碗去了，《朝日新聞》的高井桑半年後要去北京當長駐特派記者，需帶夫人一起去，他同我商量想請你在這假期教他夫人一些中國日常會話，每天教2小時，4000日元，還請你用飯，你同意嗎？”
我沒想到會有這等美差事，2小時4000日元，差不多相當於洗碗6小時的工錢了，我真是處處遇貴人嗬，高興地叫道：“太好啦！當然同意。而且高井夫人是多麽溫柔的女人嗬，我真喜歡她的。”
崗本媽媽笑著說：“那就好。現在你就打電話告訴她，約定上課的時間。”
高井夫人在電話裏笑著說：“玲子先生，請中午過來用飯吧，下午就開始上課好嗎？”
我說：“好嗬。不過，千萬不要叫我‘先生’，不敢當嗬，還是叫我玲子好了。”
崗本媽媽說：“高井夫人專門學過烹飪的，她一定會待你如上賓，每天給你做好吃的東西哪。”
這一個假期，我便每天中午去高井家，吃夫人做的各種各樣的日本飯菜，邊吃邊教飲食方麵的用語。有時我教給夫人中國菜的做法，並靈活地摻進了生活用語讓她背誦。高井夫人對中國非常向往，隻是擔心生活設施不方便，尤其是廁所問題。她問我：“聽那些去中國旅遊迴來的人說，中國的廁所都沒有門，女人蹲下時隻得用一張報紙擋在前麵，那太可怕了，我可怎麽辦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城市的公廁的確大部份如此，但我也隻好安慰她：“那隻是野外的旅遊觀光地，不過像長城等著名的旅遊勝地，公廁設施也正在進一步完善，最基本也有半截的門。而且你們將住在外國人公寓裏，那裏的設施相當不錯。另外，一般的大型商埸和公共埸所的洗手間都是有門的，不用擔心。”
在旁邊的高井先生插言道：“這是內人最擔心的問題。我想不至於那樣嘛。”高井夫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講這種課無需什麽教材，完全是衣食住行方麵的實用語，盡可能多地介紹中國商店、菜市埸、交通、郵政等方麵的情況，高井夫人都一一記在本子上。一個月假期過去已略有基礎。開學後，我每星期日仍然去講2小時的課，每次都留下許多作業，並認真錄了一盤會話磁帶給她。半年後，高井夫婦便如期飛往北京赴任去了。教高井夫人總共收入15萬日元，而且還不斷地收到他們夫婦送給我的日用品、衣物、書籍和學習用具，真使我感動不已，深切體會到日本人民對中國的友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