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越來越冷，初冬從日本海吹來的風也是很硬的，路邊樹木的葉子幾乎要落光了，人們也都穿上了厚衣服。崗本先生的新片已經開拍，作為製片人的崗本媽媽相當忙，但她還惦記著我，讓友子給我送來了羊毛圍巾和二件厚呢外套，但我還需要添幾件毛衣類的物品。這天輪到我休班，不必去餐館打工，所以放學後我就直奔車站，在燈火輝煌、琳琅滿目的地下商業街逛起來，不過主要還是專揀“大甩賣”“大減價”的地方去。在新宿車站的幾個入口處經常擺有流動的售貨攤床，出售積壓、減價衣物，這些衣物都是新的，隻不過款式有點過時或者尺碼不太全而已，比商埸裏的東西便宜多了。於是這些流動攤床便成了留學生的購物點，你聽吧，盡是講中國話的。
我走了幾個攤床，挑挑揀揀的拿不定主意，正猶豫間，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嗨，肖玲！”
我迴頭一看，怔住了，簡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隨即驚喜地叫道：“於過江！是你嗎？”
“當然是我啦，如假包換！”他詼諧地笑著說。
於過江是我同級不同班的中學同學，下鄉插隊時分在一個生產大隊，同吃同住同勞動好幾年，可稱得上是“患難之交”。他比我幸運，1972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於過江的父母是省部級幹部，很快就官複原職了，於過江也上了大學。後來我也抽調迴城當了工人，但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雖在一個城市，卻已有十幾年沒見麵了，隻聽同學說他在工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了。沒想到在這異國他鄉竟然相遇，我高興地拉住他的手直搖晃。
他笑著說：“這麽熱情呀？他鄉遇故知，人生一大樂事喲。”
我說：“是嗬，作夢也想不到能在這兒遇見老同學。你怎麽？是到國外講學來了嗎？”我打量著他不太整潔的衣著，有點沒把握的問。
他譏誚地冷笑：“什麽？講學？當學生來了，自費留學！”
“你也自費留學？攻讀博士學位？”
“什麽攻讀學位？讀語言學校，從‘嗬、依、嗚、哎、噢’開始學！”他看看手表：“唉！一言難盡。怎麽？你不打工嗎？這麽悠閑？”
我說：“不打工怎麽活？今天恰巧輪休有點空。你呢？”
他立刻罵了起來：“他媽的剛剛被日本鬼子炒了魷魚。正好領了5萬多工錢，我請你下館子、喝酒，咱們老同學好好敘敘舊。”
我勸道：“下什麽館子，掙那點兒錢容易嗎？你要是餓了，咱們去吃兩碗麵條吧。”
他用手扶扶眼鏡說：“要是吃麵條，還不如到我的住處去呢，很近，就在中野。”
我同意了。我們在中野站下了車，走過幾條窄窄的街道，周圍都是二、三層簡陋的木造小樓，是典型的平民住宅區。他領我走進一幢二層小樓，拉開一樓的一扇房門：“請進吧，這就是我的窩。”
四鋪席大的房間，被褥沒疊，亂糟糟地堆在屋當間，小於用腳把被褥踹到屋角，我才有地方坐下。小小的矮茶幾上擺著沒洗的玻璃杯和方便麵空碗，茶幾下麵還有幾雙沒洗的臭襪子和髒衣服。我說：“你也太懶了，被子不疊，髒衣服也不洗，房東不嫌你髒？日本人可是特別講衛生的。”
他滿不在乎地說：“當初我來的時候，房子中介人就對我說，以前的房客也是中國留學生，男的，因為太不講衛生被人攆走了。我一開始還挺注意的，後來漸漸地就沒心收拾了。反正我總是鎖著門，從不讓房東老太太進來，她也不知道幹淨不幹淨。”
我走出去，看看狹小的走廊裏有煤氣爐具，就說：“去買點兒肉菜來，我給你做一頓像樣的家鄉飯吃吧。”
他搔搔頭，為難地說：“我隻有幾個碗，什麽鍋呀盆呀都沒有，從來沒自己做過飯吃，早上中午除了麵包就是方便麵，晚上在打工的店裏吃------。算了，你難得來一迴，別麻煩了，我去買點兒現成的熟菜得了，這附近有好幾家中國餐館。”
他走後，我幫他把被子疊起來，又把臭襪子和髒衣服抱到衛生間，用洗衣粉泡上洗起來。
一個矮小瘦弱的白發老太太站在門口，問我：“你是於桑的戀人嗎？他可是頭一次領女人迴來呀。”
我連忙解釋：“不，我是他妹妹，剛從中國來看他，一會兒就走的。請您多關照了。”
老太太“噢噢”地叨叨咕咕地走了。我將洗完的衣服晾在院子裏的柿子樹下，柿子結得又多又大，像一個個小燈籠掛在樹上，壓得樹枝都彎了。
小於買來了熱騰騰的肉包子和兩飯盒炒菜，還有兩瓶麒麟牌啤酒。我們在茶幾的兩邊相對坐下，他斟滿兩杯酒，舉起來：“來，為我們在異國相逢而幹杯！”然後一飲而盡。
我隻喝了一小口。他也不勸我，又為自己倒了一杯，感慨地說：“看見你替我洗衣服，我又想起插隊時的情景，你們女生也是經常幫我們男生洗衣服、拆被子------”
“你們男生也是經常幫我們女生幹活兒呀，鏟地、割地跟不上趟，你們就迴來接一段------”
談著往事，我不覺眼圈紅了：“那段時光，終身難忘嗬。可如今，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也不知都在幹什麽------”
“是嗬，你看，我倆同在一個城市，十幾年沒碰見過一次。可在這大東京卻不期而遇，天下事真奇妙嗬。喂，說說你的事，怎麽到日本來的？咱們的大才女還是一個人獨來獨往嗎？”
我簡單講了自己來日本的前後情況，小於咂著嘴裏的雞骨頭說：“你運氣不錯，遇到這麽好的擔保人，不像我盡遇小人。”他憤憤地講起他來日本的前後經緯：
原來在小於任教的工學院裏有幾個日本進修生，小於和另一位講師負責這幾個進修生的課題輔導。因為都是年齡相仿的年青人，那幾個日本進修生中國話也講得差不多，小於經常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陪他們出去旅遊，還請他們到自己家，讓愛人包餃子給他們吃。後來其中一個進修生就鼓勵小於去日本留學，說可以讓他的親戚做經濟擔保辦手續，但最好多聯絡幾個人一起辦。起初小於有些猶豫，認為自己在國內好歹是個大學老師，到了日本還要像兒童一樣從字母開始學起，太可笑了。但那個日本進修生說，隻要在語言學校讀半年有點兒基礎就行，就可以憑中國的大學畢業文憑報考研究生讀學位。小於想到自己本是工農兵學員，現在雖說留校任教，但由於文憑“不硬”，評職稱什麽的總是矮人一頭，如果真能出國弄個洋文憑、學位什麽的迴來，以後就可以揚眉吐氣了。
他終於下了決心，又串聯了5個一心想出國的人，用黑市價換了日元，每人將30萬日元交給了那個進修生。等了半年多總算辦成了。他辦了停薪留職手續，一行6人來到了日本。
下了飛機，左等右等不見人來接，給那個進修生打電話也沒人接聽，才知道上了當，原先說好的那30萬包括半年學費、食宿、接送都是謊言。幾個人隻好搭車進城，好在日本車站都標著漢字，找到了高田馬埸的語言學校，靠同學的幫助租了房子住下來，6個人擠在一間四鋪席大的小房間裏，活像一幫難民。
剛來時口袋裏沒錢，語言不通又不好找工作，隻好跟著一大幫語言學校的男生去“工夫市”找工做。所謂“工夫市”就是臨時工招募地，都是建築工地、修馬路或通下水道等這些日本人不愛幹又髒又累又危險的活計，工頭們便找這些走投無路的外國留學生來幹。
每天早上他們在那裏等著，來一個招工的，他們便蜂湧而上。日本人嘰哩哇啦說了一大堆，他們根本聽不懂，隻會“嗨依”。日本人直搖頭扭身就走，他們仍然在後邊追著、纏著，反複說著一句話：“難呢奧牙逮毛、依依逮斯！”（幹什麽都行！）
有時實在找不到人，日本人也隻好用他們，畢竟人工費便宜得多。大卡車把他們拉到工地幹活，由於語言不通，聽不懂日本人發出的工作指令，往往不知所措，動作遲緩，顯得呆頭呆腦傻乎乎的樣子，講求效率的日本人就破口大罵：“叭嘎！”這是他們都聽得懂的，但也隻好忍受這侮辱，埋頭幹活兒。
更慘的是有一個留學生在建築工地的腳手架子上作業時沒係安全帶走到了危險區，日本人在底下大叫：“危險！危險！”他聽不懂喊的是什麽，還以為日本人讓他快幹，慌慌張張緊走了二步，一腳踩空掉下來。幸虧有安全網接住，否則將被摔成肉餅。但跌落時砸在鐵架子上，造成腰椎嚴重損傷，下肢癱瘓了。因為是臨時工，沒有任何保險陪償，又住不起醫院，工頭給了10萬日元，隻得帶傷迴國了。
說到這裏，小於有些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拿杯子的手都有些顫抖：“我是親眼看到這一幕的，聽到那一聲慘叫，我覺得渾身的血仿佛凝住了一樣------。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去建築工地了，隻幹夜間修馬路、掏下水道的活兒。後來會講點兒日常用語，就去餐館洗盤子------，二年就這麽過去了。”
“你到日本二年了？就沒想過迴家嗎？”我問他。
“迴家？我有什麽臉迴家？說真的，我連信都懶得寫，我愛人還在信中罵我什麽被日本娘們迷住了。哈，她哪想得到我在這兒的窮酸樣兒？堂堂大學教師到外國幹了二年修馬路、掏下水道、洗盤子的活兒就迴去？我才不甘心呐，我一定要拿個學位迴去！最近有一位朋友介紹我與廣島大學的一位教授通信認識了，這位教授研究的課題與我的專業相同，我已寫了一篇論文寄給他。我的英文還不錯，日文半通不通的也可以了，再說我這科的學術論文大都是公式，沒多少日文。如果有了迴音，我就去廣島讀研究生，再熬個三年二載，不拿博士，拿個碩士也行嗬。”
“再熬三年二載？我的天！我還一年不到就受不了，想迴家了。”我帶著哭腔說。
“那怎麽行？”小於堅決地搖搖頭：“像咱們這批經過插隊幾年磨練的人，還有什麽過不去的橋、闖不過的灘？那時一天掙幾角錢，幹十幾個小時，迴青年點不就是鹽水煮白菜、高梁米飯苞米麵餅子嗎？現在你就當是‘洋插隊’了，每天打工賺幾千日元，吃的還是麵包、牛奶、雞蛋嘛。”
“那時年齡小，身體好，思想又單純。現在每天晚上幹6個小時，手腳不停，實在吃不消嗬，再受點兒窩囊氣，真想迴家呀。”我開始流淚了。
“不行不行，再苦再難也要堅持下去。‘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這自費留學的酸甜苦辣不會白嚐，使我們的人生閱曆又增添了豐富多彩的一頁，眼下看來是苦，將來也許就是一筆精神財富。這‘洋插隊’不是人人都能體驗到的，你如果半途而廢會惹人恥笑的，不應是你這種獨立剛強的人的所作所為嗬。即使不拿碩士博士，起碼要把你的專業讀完，迴國正與你的工作對口，大有前途的。”
他繼續吃著喝著，又說：“是什麽有情郎在國內勾你迴去吧？去他的！嫁個日本闊佬算了。哎，我給你介紹一個億萬富翁怎麽樣？除了老點兒、滿口假牙外，沒別的毛病，但日本老頭很慈祥善良呀，金錢大大的有，怎麽樣？”他為了讓我開心，故意說著不著邊兒的笑話。
我被他逗得“撲哧”一下笑了：“去你的，別惡心我了，我可不能嫁給日本人，決不會！”
他說：“好，好，這就對了。哭什麽？咱們老同學十幾年才見這一麵，應該高興才是。吃飽了、喝得了，咱們去新宿逛大街看熱鬧去。喂，我領你去紅燈區看看怎麽樣？”
“紅燈區？去那種地方幹什麽？”
“見識見識嘛。既到了國外，就什麽都要看看才不虛此行。我告訴你呀，我和一個語言學校的男生有一天晚上在街上瞎逛，不知怎麽闖進了新宿紅燈區。我們當時也不知道呀，隻覺得那一片街巷特別幽靜，路燈也昏暗，一家家、一幢幢的樓門口的燈箱都是紫羅蘭色的，走近看看，標牌上寫著不同的時間、服務價格，門口還有假山、噴泉，樹影婆娑，環境相當幽雅。我倆正在嘀咕著這是什麽地方，門口風鈴一陣響，兩個日本娘們嘰嘰嘎嘎地迎出來就要拉我們進去，我倆這才明白怎麽迴事兒，連忙說：‘達妹、達妹。（不行、不行）’跑了出來。嗨，原來紅燈區的燈是紫羅蘭色的，有意思不？想去看看不？我們去探探裏麵的秘密。”
我不感興趣地說：“算了，有什麽可探的，紅燈區都有黑社會保鏢的，你可別惹事兒了。瞧，都快11點了，我得走了。”
我們將吃剩的東西收到一個塑料袋裏，出來剛要走，房東老太太聞聲出來了，拿著一個白色的小網籃，說：“妹妹要走了，送你幾個柿子嚐嚐吧。什麽時候再來看哥哥呀？”
我接過網籃，鞠躬表示感謝，說：“還會再來。”
小於執意要送我到新宿車站他才放心。我們走在寂靜的街道上，他隨手將手中的垃圾袋扔在地上。我說：“你怎麽隨便亂扔垃圾？看這街道多幹淨，日本人都不隨地吐痰的。”
他也不知出於什麽心理，故意“呸——”地吐了一口：“我就吐，就吐，白天在大街上我也這樣吐，能把我怎麽的？他媽的日本人假幹淨，全家人用一盆水洗澡。呸！”
我笑道：“看來你挺恨日本人的，受過不少氣吧？其實日本人也不是都那麽壞，我遇見的盡是好人。你這兒的房東老太太不也挺善良的嗎？”
他又啐了一口：“善良個屁！她的電話從來不讓我用，有人給我打電話她也不樂意，我用煤氣燒點兒熱水洗澡，她就叨咕個沒完。每月的房租2萬塊，晚交一天都不行，哼！我恨透了日本人。有朝一日我學成迴國，我專門同日本人做生意，非把他們坑得傾家蕩產不可！非把我在日本受的這幾年氣泄到他們身上不可！”
半夜時分的新宿車站不亞於白天上下班的高峰時刻，加夜班和業餘打工的都在這時趕最後的幾班車迴家。小於指著滾滾的人流說：“你看吧、聽吧，這半夜趕車的人裏有一半是說中國話的，而且說上海話的最多。”
我默默無言。列車進站了，我們握手道別。小於忽然有些傷感：“什麽時候再見麵呢？”
我忍住眼中的淚水，強笑著安慰道：“那還不容易？離得這麽近，交通又方便。可惜咱倆的住處都沒有電話，聯絡困難一些。不過你可以寫明信片寄給我，約好時間地點就行。”
他苦笑著點點頭，又搖搖頭：“再見也不容易，也許我很快就會去廣島呢。假如真的離開東京，我一定想法通知你。”
迴到住處，我的心潮翻滾難以平靜，一會兒憶起十幾年前知青點的事情，一會兒又想起剛才於過江所講的一切，就打開日記本，將這一切記了下來------。
幾個熟透的大柿子在燈下閃著金紅色的光澤，我拿起咬了一口，軟綿綿、甜滋滋的，可咽下去，嘴裏卻又留下了一股苦澀------。
此後，我真的再也沒見著小於，學習功課緊，晚上又打工到深夜，每天疲於奔命，哪有時間去看他，他也一直沒有音訊。放假時我終於去中野的住處看他，房東老太太卻說他搬走了。我問是不是去了廣島，老太太反問我：你是他妹妹還不知道？
他就像突然出現在我麵前一樣又突然消失了，消失在東京的茫茫人海中------。
我走了幾個攤床，挑挑揀揀的拿不定主意，正猶豫間，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嗨，肖玲！”
我迴頭一看，怔住了，簡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隨即驚喜地叫道：“於過江！是你嗎？”
“當然是我啦，如假包換！”他詼諧地笑著說。
於過江是我同級不同班的中學同學，下鄉插隊時分在一個生產大隊，同吃同住同勞動好幾年，可稱得上是“患難之交”。他比我幸運，1972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於過江的父母是省部級幹部，很快就官複原職了，於過江也上了大學。後來我也抽調迴城當了工人，但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雖在一個城市，卻已有十幾年沒見麵了，隻聽同學說他在工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了。沒想到在這異國他鄉竟然相遇，我高興地拉住他的手直搖晃。
他笑著說：“這麽熱情呀？他鄉遇故知，人生一大樂事喲。”
我說：“是嗬，作夢也想不到能在這兒遇見老同學。你怎麽？是到國外講學來了嗎？”我打量著他不太整潔的衣著，有點沒把握的問。
他譏誚地冷笑：“什麽？講學？當學生來了，自費留學！”
“你也自費留學？攻讀博士學位？”
“什麽攻讀學位？讀語言學校，從‘嗬、依、嗚、哎、噢’開始學！”他看看手表：“唉！一言難盡。怎麽？你不打工嗎？這麽悠閑？”
我說：“不打工怎麽活？今天恰巧輪休有點空。你呢？”
他立刻罵了起來：“他媽的剛剛被日本鬼子炒了魷魚。正好領了5萬多工錢，我請你下館子、喝酒，咱們老同學好好敘敘舊。”
我勸道：“下什麽館子，掙那點兒錢容易嗎？你要是餓了，咱們去吃兩碗麵條吧。”
他用手扶扶眼鏡說：“要是吃麵條，還不如到我的住處去呢，很近，就在中野。”
我同意了。我們在中野站下了車，走過幾條窄窄的街道，周圍都是二、三層簡陋的木造小樓，是典型的平民住宅區。他領我走進一幢二層小樓，拉開一樓的一扇房門：“請進吧，這就是我的窩。”
四鋪席大的房間，被褥沒疊，亂糟糟地堆在屋當間，小於用腳把被褥踹到屋角，我才有地方坐下。小小的矮茶幾上擺著沒洗的玻璃杯和方便麵空碗，茶幾下麵還有幾雙沒洗的臭襪子和髒衣服。我說：“你也太懶了，被子不疊，髒衣服也不洗，房東不嫌你髒？日本人可是特別講衛生的。”
他滿不在乎地說：“當初我來的時候，房子中介人就對我說，以前的房客也是中國留學生，男的，因為太不講衛生被人攆走了。我一開始還挺注意的，後來漸漸地就沒心收拾了。反正我總是鎖著門，從不讓房東老太太進來，她也不知道幹淨不幹淨。”
我走出去，看看狹小的走廊裏有煤氣爐具，就說：“去買點兒肉菜來，我給你做一頓像樣的家鄉飯吃吧。”
他搔搔頭，為難地說：“我隻有幾個碗，什麽鍋呀盆呀都沒有，從來沒自己做過飯吃，早上中午除了麵包就是方便麵，晚上在打工的店裏吃------。算了，你難得來一迴，別麻煩了，我去買點兒現成的熟菜得了，這附近有好幾家中國餐館。”
他走後，我幫他把被子疊起來，又把臭襪子和髒衣服抱到衛生間，用洗衣粉泡上洗起來。
一個矮小瘦弱的白發老太太站在門口，問我：“你是於桑的戀人嗎？他可是頭一次領女人迴來呀。”
我連忙解釋：“不，我是他妹妹，剛從中國來看他，一會兒就走的。請您多關照了。”
老太太“噢噢”地叨叨咕咕地走了。我將洗完的衣服晾在院子裏的柿子樹下，柿子結得又多又大，像一個個小燈籠掛在樹上，壓得樹枝都彎了。
小於買來了熱騰騰的肉包子和兩飯盒炒菜，還有兩瓶麒麟牌啤酒。我們在茶幾的兩邊相對坐下，他斟滿兩杯酒，舉起來：“來，為我們在異國相逢而幹杯！”然後一飲而盡。
我隻喝了一小口。他也不勸我，又為自己倒了一杯，感慨地說：“看見你替我洗衣服，我又想起插隊時的情景，你們女生也是經常幫我們男生洗衣服、拆被子------”
“你們男生也是經常幫我們女生幹活兒呀，鏟地、割地跟不上趟，你們就迴來接一段------”
談著往事，我不覺眼圈紅了：“那段時光，終身難忘嗬。可如今，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也不知都在幹什麽------”
“是嗬，你看，我倆同在一個城市，十幾年沒碰見過一次。可在這大東京卻不期而遇，天下事真奇妙嗬。喂，說說你的事，怎麽到日本來的？咱們的大才女還是一個人獨來獨往嗎？”
我簡單講了自己來日本的前後情況，小於咂著嘴裏的雞骨頭說：“你運氣不錯，遇到這麽好的擔保人，不像我盡遇小人。”他憤憤地講起他來日本的前後經緯：
原來在小於任教的工學院裏有幾個日本進修生，小於和另一位講師負責這幾個進修生的課題輔導。因為都是年齡相仿的年青人，那幾個日本進修生中國話也講得差不多，小於經常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陪他們出去旅遊，還請他們到自己家，讓愛人包餃子給他們吃。後來其中一個進修生就鼓勵小於去日本留學，說可以讓他的親戚做經濟擔保辦手續，但最好多聯絡幾個人一起辦。起初小於有些猶豫，認為自己在國內好歹是個大學老師，到了日本還要像兒童一樣從字母開始學起，太可笑了。但那個日本進修生說，隻要在語言學校讀半年有點兒基礎就行，就可以憑中國的大學畢業文憑報考研究生讀學位。小於想到自己本是工農兵學員，現在雖說留校任教，但由於文憑“不硬”，評職稱什麽的總是矮人一頭，如果真能出國弄個洋文憑、學位什麽的迴來，以後就可以揚眉吐氣了。
他終於下了決心，又串聯了5個一心想出國的人，用黑市價換了日元，每人將30萬日元交給了那個進修生。等了半年多總算辦成了。他辦了停薪留職手續，一行6人來到了日本。
下了飛機，左等右等不見人來接，給那個進修生打電話也沒人接聽，才知道上了當，原先說好的那30萬包括半年學費、食宿、接送都是謊言。幾個人隻好搭車進城，好在日本車站都標著漢字，找到了高田馬埸的語言學校，靠同學的幫助租了房子住下來，6個人擠在一間四鋪席大的小房間裏，活像一幫難民。
剛來時口袋裏沒錢，語言不通又不好找工作，隻好跟著一大幫語言學校的男生去“工夫市”找工做。所謂“工夫市”就是臨時工招募地，都是建築工地、修馬路或通下水道等這些日本人不愛幹又髒又累又危險的活計，工頭們便找這些走投無路的外國留學生來幹。
每天早上他們在那裏等著，來一個招工的，他們便蜂湧而上。日本人嘰哩哇啦說了一大堆，他們根本聽不懂，隻會“嗨依”。日本人直搖頭扭身就走，他們仍然在後邊追著、纏著，反複說著一句話：“難呢奧牙逮毛、依依逮斯！”（幹什麽都行！）
有時實在找不到人，日本人也隻好用他們，畢竟人工費便宜得多。大卡車把他們拉到工地幹活，由於語言不通，聽不懂日本人發出的工作指令，往往不知所措，動作遲緩，顯得呆頭呆腦傻乎乎的樣子，講求效率的日本人就破口大罵：“叭嘎！”這是他們都聽得懂的，但也隻好忍受這侮辱，埋頭幹活兒。
更慘的是有一個留學生在建築工地的腳手架子上作業時沒係安全帶走到了危險區，日本人在底下大叫：“危險！危險！”他聽不懂喊的是什麽，還以為日本人讓他快幹，慌慌張張緊走了二步，一腳踩空掉下來。幸虧有安全網接住，否則將被摔成肉餅。但跌落時砸在鐵架子上，造成腰椎嚴重損傷，下肢癱瘓了。因為是臨時工，沒有任何保險陪償，又住不起醫院，工頭給了10萬日元，隻得帶傷迴國了。
說到這裏，小於有些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拿杯子的手都有些顫抖：“我是親眼看到這一幕的，聽到那一聲慘叫，我覺得渾身的血仿佛凝住了一樣------。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去建築工地了，隻幹夜間修馬路、掏下水道的活兒。後來會講點兒日常用語，就去餐館洗盤子------，二年就這麽過去了。”
“你到日本二年了？就沒想過迴家嗎？”我問他。
“迴家？我有什麽臉迴家？說真的，我連信都懶得寫，我愛人還在信中罵我什麽被日本娘們迷住了。哈，她哪想得到我在這兒的窮酸樣兒？堂堂大學教師到外國幹了二年修馬路、掏下水道、洗盤子的活兒就迴去？我才不甘心呐，我一定要拿個學位迴去！最近有一位朋友介紹我與廣島大學的一位教授通信認識了，這位教授研究的課題與我的專業相同，我已寫了一篇論文寄給他。我的英文還不錯，日文半通不通的也可以了，再說我這科的學術論文大都是公式，沒多少日文。如果有了迴音，我就去廣島讀研究生，再熬個三年二載，不拿博士，拿個碩士也行嗬。”
“再熬三年二載？我的天！我還一年不到就受不了，想迴家了。”我帶著哭腔說。
“那怎麽行？”小於堅決地搖搖頭：“像咱們這批經過插隊幾年磨練的人，還有什麽過不去的橋、闖不過的灘？那時一天掙幾角錢，幹十幾個小時，迴青年點不就是鹽水煮白菜、高梁米飯苞米麵餅子嗎？現在你就當是‘洋插隊’了，每天打工賺幾千日元，吃的還是麵包、牛奶、雞蛋嘛。”
“那時年齡小，身體好，思想又單純。現在每天晚上幹6個小時，手腳不停，實在吃不消嗬，再受點兒窩囊氣，真想迴家呀。”我開始流淚了。
“不行不行，再苦再難也要堅持下去。‘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這自費留學的酸甜苦辣不會白嚐，使我們的人生閱曆又增添了豐富多彩的一頁，眼下看來是苦，將來也許就是一筆精神財富。這‘洋插隊’不是人人都能體驗到的，你如果半途而廢會惹人恥笑的，不應是你這種獨立剛強的人的所作所為嗬。即使不拿碩士博士，起碼要把你的專業讀完，迴國正與你的工作對口，大有前途的。”
他繼續吃著喝著，又說：“是什麽有情郎在國內勾你迴去吧？去他的！嫁個日本闊佬算了。哎，我給你介紹一個億萬富翁怎麽樣？除了老點兒、滿口假牙外，沒別的毛病，但日本老頭很慈祥善良呀，金錢大大的有，怎麽樣？”他為了讓我開心，故意說著不著邊兒的笑話。
我被他逗得“撲哧”一下笑了：“去你的，別惡心我了，我可不能嫁給日本人，決不會！”
他說：“好，好，這就對了。哭什麽？咱們老同學十幾年才見這一麵，應該高興才是。吃飽了、喝得了，咱們去新宿逛大街看熱鬧去。喂，我領你去紅燈區看看怎麽樣？”
“紅燈區？去那種地方幹什麽？”
“見識見識嘛。既到了國外，就什麽都要看看才不虛此行。我告訴你呀，我和一個語言學校的男生有一天晚上在街上瞎逛，不知怎麽闖進了新宿紅燈區。我們當時也不知道呀，隻覺得那一片街巷特別幽靜，路燈也昏暗，一家家、一幢幢的樓門口的燈箱都是紫羅蘭色的，走近看看，標牌上寫著不同的時間、服務價格，門口還有假山、噴泉，樹影婆娑，環境相當幽雅。我倆正在嘀咕著這是什麽地方，門口風鈴一陣響，兩個日本娘們嘰嘰嘎嘎地迎出來就要拉我們進去，我倆這才明白怎麽迴事兒，連忙說：‘達妹、達妹。（不行、不行）’跑了出來。嗨，原來紅燈區的燈是紫羅蘭色的，有意思不？想去看看不？我們去探探裏麵的秘密。”
我不感興趣地說：“算了，有什麽可探的，紅燈區都有黑社會保鏢的，你可別惹事兒了。瞧，都快11點了，我得走了。”
我們將吃剩的東西收到一個塑料袋裏，出來剛要走，房東老太太聞聲出來了，拿著一個白色的小網籃，說：“妹妹要走了，送你幾個柿子嚐嚐吧。什麽時候再來看哥哥呀？”
我接過網籃，鞠躬表示感謝，說：“還會再來。”
小於執意要送我到新宿車站他才放心。我們走在寂靜的街道上，他隨手將手中的垃圾袋扔在地上。我說：“你怎麽隨便亂扔垃圾？看這街道多幹淨，日本人都不隨地吐痰的。”
他也不知出於什麽心理，故意“呸——”地吐了一口：“我就吐，就吐，白天在大街上我也這樣吐，能把我怎麽的？他媽的日本人假幹淨，全家人用一盆水洗澡。呸！”
我笑道：“看來你挺恨日本人的，受過不少氣吧？其實日本人也不是都那麽壞，我遇見的盡是好人。你這兒的房東老太太不也挺善良的嗎？”
他又啐了一口：“善良個屁！她的電話從來不讓我用，有人給我打電話她也不樂意，我用煤氣燒點兒熱水洗澡，她就叨咕個沒完。每月的房租2萬塊，晚交一天都不行，哼！我恨透了日本人。有朝一日我學成迴國，我專門同日本人做生意，非把他們坑得傾家蕩產不可！非把我在日本受的這幾年氣泄到他們身上不可！”
半夜時分的新宿車站不亞於白天上下班的高峰時刻，加夜班和業餘打工的都在這時趕最後的幾班車迴家。小於指著滾滾的人流說：“你看吧、聽吧，這半夜趕車的人裏有一半是說中國話的，而且說上海話的最多。”
我默默無言。列車進站了，我們握手道別。小於忽然有些傷感：“什麽時候再見麵呢？”
我忍住眼中的淚水，強笑著安慰道：“那還不容易？離得這麽近，交通又方便。可惜咱倆的住處都沒有電話，聯絡困難一些。不過你可以寫明信片寄給我，約好時間地點就行。”
他苦笑著點點頭，又搖搖頭：“再見也不容易，也許我很快就會去廣島呢。假如真的離開東京，我一定想法通知你。”
迴到住處，我的心潮翻滾難以平靜，一會兒憶起十幾年前知青點的事情，一會兒又想起剛才於過江所講的一切，就打開日記本，將這一切記了下來------。
幾個熟透的大柿子在燈下閃著金紅色的光澤，我拿起咬了一口，軟綿綿、甜滋滋的，可咽下去，嘴裏卻又留下了一股苦澀------。
此後，我真的再也沒見著小於，學習功課緊，晚上又打工到深夜，每天疲於奔命，哪有時間去看他，他也一直沒有音訊。放假時我終於去中野的住處看他，房東老太太卻說他搬走了。我問是不是去了廣島，老太太反問我：你是他妹妹還不知道？
他就像突然出現在我麵前一樣又突然消失了，消失在東京的茫茫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