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複以後,短短的三年半過得飛快。蕭條的南京忽然變得“繁榮”起來,物價不斷地暴漲。父親教書的薪水改發“法幣”,後來又改成“金元券”。開支以後就趕快去買米,有時差半天就少買好幾斤米。每月總是有幾天斷糧,從三四天到七八天,一月比一月緊。街上到處都是小偷和要飯的,露宿街頭的人也越來越多。那時,報紙上開始連載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三歲的元均也長個圓鼻頭,很像三毛,父母就叫我們“大毛、二毛、三毛”,我還多個昵稱,叫“狗毛”。1947年添了四毛元超,家裏共六張嘴等著吃,頓頓都是稀的,二弟好動,所以總是喊餓,我是大毛,有點優惠,所以還好過些。上石城中學時,我早去晚歸,從高門樓走到清涼山,我的腿力就是那時候練成的。中午帶一小盒飯,邊上放一點葷油和鹽,在學校一熱一拌,吃得特香。但是我最愛吃的還是晚上母親做的菜燴飯,後來米少了,玉米麵多了,就改吃菜糊,也挺香。不過,幾年下來,全家人都是麵黃肌瘦的,二弟後來得了胃饋瘍,可能就是那時做的病。

    我在小學總共念了四年,四年級和六年級根本沒念。現在念了初中,好象也不覺得吃力,就是作文老是在六、七十分。這是從來沒得過的低分數,在語文老師麵前,有點抬不起頭來。沈滌生老師教我們的代數課,他講得特別生動,我至今也難忘他的音容笑貌。我們班的班長姓劉,很成熟的一個青年,不像是有錢人家的子弟。我的同桌叫汪鄂生,他家就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座二層樓小洋房裏。他家比較有錢,但是他和我很要好,很同情我家的窮困,曾資助過我家兩三次。南京解放前半年,我初三還沒念完,石城中學就解散了。

    1948年,七爺病重了,後來我才知道七爺患的是食道癌。他特別愛吃很燙的粥,脾氣也越來越壞,唯有我母親做的飯菜才對他的口味。為了照顧方便,七爺一定要我家搬到前院來。正好鵬霄叔在四川念書,他的兩間屋子空著,我們就搬了過來,全家和七爺在一起過了幾天團圓的日子。母親為七爺盡了幾天侄媳婦的孝道,稱唿也變成“大少奶奶”了。

    這時候,房子空了許多。姑媽一家也從後院搬出來,換了32號一套獨門獨戶的房子。

    那時,我和二弟,還有表姐、表弟,在後院人去樓空的小二樓上,檢了許多破爛。有些破爛比我家幾年前當掉和賣掉的東西要好多了,從中挑出一些有用的和好玩的拿迴家。剩下的破爛,我和表姐就搬到丁家橋的馬路邊上,各擺了一個小攤賣破爛。後來我又擺了個小人書攤,出租小人書。父親也沒事情可幹,就在家裏招來些失學的孩子,煞有介事地辦了個小學。我也當了幾天小老師,幫助父親批改作業。臨解放之前,兵慌馬亂的,孩子們來了幾天就不來了,這小學也就關張黃鋪了。

    七爺周斌生前雖有很多朋友,但眼下正值南京解放前夕,他們大都離開了南京。隻有時任內政部長的張厲生一人還常來探望,七爺曾對他多有囑咐,希望他關照父親一家。張厲生在七爺死後去了台灣,離開大陸之前,通過關係,他又拜托了在中共任職的朋友,替他履行對七爺的承諾。所以,解放後最初幾年,冥冥之中總像是有人在暗地關照我家,但此人始終未曾露麵。幾年以後,我家遭了厄運,此人可能也自身難保,無能為力了。在這裏,我代表全家,祝願所有幫助過我家的恩人和他們的後代,都好人一生平安。

    作為一名老同盟會員和軍事教育家,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在大陸慘敗的結局。晚年的周斌對蔣介石的獨斷專行十分不滿,采取了消極的態度。他在病中曾對老友和家人流露,對時局的發展聽其自然,不打算隨蔣去台灣,表明了他恪守軍人天職的一貫立場。不久,七爺病危,大家什麽也不顧了,都忙著準備七爺的後事。

    1949年4月初,七爺在鼓樓醫院病逝,享年六十四歲,父親和姑父為他送了終,葬於南京中華門外花神廟中國公墓。在他下葬的第二天,南京就迎來了解放。

    這一陣子國民黨忙於撤退,幾乎沒有人過問七爺的喪事,我們到殯儀館和七爺告別時,氣氛非常淒涼。可是,周家門外的中央路上,滿載的汽車、馬車卻熙熙嚷嚷、走走停停,都是撤退的軍隊,城外的槍炮聲時緊時緩,有好幾天,我們都不敢出去,怕被拉壯丁。忽然有一天,外麵的喧鬧聲沒有了,變得非常的寧靜,槍炮聲也稀少了。第二天,解放軍進城了。

    1949年4月23日,國民黨倒台了,南京迎來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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