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亡國之恨 第一節 北平淪陷生離死別
家世春秋（第三版）最新修訂版 作者：周元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父親從武漢急忙趕迴北平。本想把家搬到南京去，逃出即將淪陷的北平。但是，因為爺爺病重，未能成行。7月29日北平淪陷。父親沒有工作，六爺和七爺的接濟也斷了。上有老下有小，想走又走不了。我家被困在北平了。
北平淪陷以後，母親又生了二弟元啟，爺爺已病得很重，父親也不外出了。所以，我們就很難得再去外婆家玩了。不久，外公在塞外戰場陣亡的消息傳來，外婆哭瞎了眼，遁入空門，出家念佛去了。母親聽到這一噩耗，也哭得死去活來。日本人占領了北平，老百姓能逃的逃了，留下的更是活受罪。在那些日子裏，父母總是愁眉不展，整日以淚洗麵。
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七爺和七奶被迫拋下了房產，匆匆離開了南京。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
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後怕。如果那時父親把家搬到了南京，遷都時，再想逃出南京，病重的爺爺和臨產的母親，能受得起路途的顛簸嗎？如果留在南京不走，誰保準就能躲過那場大劫難呢？有道是：伸頭是一刀，縮脖也是一刀。當年在北平落入日本人之手，也未必就是最壞的結局，至少一家老小還能苟延殘喘地住在自己的家裏。
我家地處偏僻，棗林街一帶還沒見日本人來過，但是母親和我一直也不敢出門。多虧田媽還常常出去買菜，或是給爺爺抓藥，迴來就聽她講些日本人在街上橫行的見聞。田媽也害怕，一聽見摩托車響，就嚇得往胡同裏藏。爺爺聽了隻是唉聲歎氣、搖頭不語，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父親在家裏閑呆了兩個多月，眼見坐吃山空，終歸不是辦法，又硬著頭皮出去找事情做。
這一年，我已經兩歲，母親忙於照顧二弟，就顧不上我了。我就常常一個人自己玩，有時和鄰居家孩子在院子裏玩。所以在這一階段，我對家裏大人們的事情，印象就不那麽深刻了。日本兵進城以後，物價忽然漲了起來。我家從來沒有吃過雜糧，這時也開始吃起雜糧了。無非是小米和玉米麵，田媽還挺愛吃，母親吃，我也吃，把大米和白麵留給爺爺。
這內外交困的日子，使父親感到了沉重的壓力。
這時候，七爺拜托留在北平的日本士官校同學雷壽榮關照爺爺一家，雷壽榮就介紹父親到偽華北臨時政府籌備處秘書局去當一名辦事員，以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爺爺不同意父親去擔這個“漢奸”的罵名，父親也十分猶豫。但是眼看就揭不開鍋了，總不能讓一家老小餓死吧！於是，父親隻好瞞著爺爺，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念頭，硬著頭皮去了，心想隻是抄抄寫寫，不幹壞事就是了。但是，秘書局到年底就收攤了，父親隻幹了兩個月，多發一個月的遣散費，然後就沒戲了。
1938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爺爺終於帶著絕望和遺憾撒手人寰，終年五十八歲。他沒有給兒孫留下什麽遺產，留下的隻是在亡國災難中掙紮的命運。爺爺的喪事隻好從簡，北教部的老同事，七爺的老同學，父親的票友，來了幾個人在殯儀館向爺爺的遺體告了別。
從此，我家被祖國和家族所拋棄，攤上了亡國奴的命運，有如飄向大海的一葉小舟。父母沒有思想準備，也都沒有居家過日子的經驗，因此突然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多虧有田媽在，照管一家人的吃喝，幫母親帶兩個孩子。
後來，北師大的老校長陳援庵老師(父親曾是他的得意門生)，聽說了父親的處境，就介紹父親到北平私立翊教女中去教書，於是父親就在那教了兩年。
這時候，北平的大中小學校都非常蕭條，教員的薪水太少。一家人吃的是飽一頓饑一頓，父母整天愁眉苦臉。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這種當亡國奴的滋味，怎麽就讓我家攤上了呢！
1940年初，母親又生下了大妹妹。可是才三天，父親就忍痛偷偷地把她抱走，送進了法國天主堂辦的西什庫育嬰堂。母親發覺以後，哭著喊著跟父親要孩子，鬧了好幾天。後來，母親一想起我那可憐的妹妹，就淚流滿麵。1955年，我出差北京時，曾經去找過兩次，但是都沒有下落，八成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田媽在奶奶去世後，湖北鄉下她娘家侄子曾要接她迴去。她不忍心拋下病中的爺爺不管，就在我家又多呆了幾年。爺爺去世後，父母又一再挽留，她才沒走。
田媽幫母親維持這個窮家又兩年多，早想迴鄉下去，但又不好意思張口。父親去南京後，田媽才跟母親說她不願意去南京。母親看我和二弟都大了，自己也利手利腳了，沒跟父親商量，就答應她迴鄉下了。
我六歲的那一年，母親接到父親從南京的來信。父親說他在南京已租好了房子，要母親遷往南京。母親早就做好了準備，和鄰居們告了別，我們就離開了棗林街。
在前門火車站，隻有母親的幾個同學相送，我又見到了那位阿姨。母親和她們擁抱淚別，同學們唱著她們最愛唱的歌 ----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火車開出了站台。永別了，母親的青春年華，永別了，“阿姨們”的珍貴友情。
田媽和我們一起離開棗林街，一起到前門火車站。送走我們之後，她上了去武漢的火車，迴鄉下去了。
從此，北京棗林街老家在經曆了廿五年的風雲歲月之後，已成為周家五房的一段傷心曆史，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裏了。
北平淪陷以後，母親又生了二弟元啟，爺爺已病得很重，父親也不外出了。所以，我們就很難得再去外婆家玩了。不久，外公在塞外戰場陣亡的消息傳來，外婆哭瞎了眼，遁入空門，出家念佛去了。母親聽到這一噩耗，也哭得死去活來。日本人占領了北平，老百姓能逃的逃了，留下的更是活受罪。在那些日子裏，父母總是愁眉不展，整日以淚洗麵。
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七爺和七奶被迫拋下了房產，匆匆離開了南京。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
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後怕。如果那時父親把家搬到了南京，遷都時，再想逃出南京，病重的爺爺和臨產的母親，能受得起路途的顛簸嗎？如果留在南京不走，誰保準就能躲過那場大劫難呢？有道是：伸頭是一刀，縮脖也是一刀。當年在北平落入日本人之手，也未必就是最壞的結局，至少一家老小還能苟延殘喘地住在自己的家裏。
我家地處偏僻，棗林街一帶還沒見日本人來過，但是母親和我一直也不敢出門。多虧田媽還常常出去買菜，或是給爺爺抓藥，迴來就聽她講些日本人在街上橫行的見聞。田媽也害怕，一聽見摩托車響，就嚇得往胡同裏藏。爺爺聽了隻是唉聲歎氣、搖頭不語，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父親在家裏閑呆了兩個多月，眼見坐吃山空，終歸不是辦法，又硬著頭皮出去找事情做。
這一年，我已經兩歲，母親忙於照顧二弟，就顧不上我了。我就常常一個人自己玩，有時和鄰居家孩子在院子裏玩。所以在這一階段，我對家裏大人們的事情，印象就不那麽深刻了。日本兵進城以後，物價忽然漲了起來。我家從來沒有吃過雜糧，這時也開始吃起雜糧了。無非是小米和玉米麵，田媽還挺愛吃，母親吃，我也吃，把大米和白麵留給爺爺。
這內外交困的日子，使父親感到了沉重的壓力。
這時候，七爺拜托留在北平的日本士官校同學雷壽榮關照爺爺一家，雷壽榮就介紹父親到偽華北臨時政府籌備處秘書局去當一名辦事員，以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爺爺不同意父親去擔這個“漢奸”的罵名，父親也十分猶豫。但是眼看就揭不開鍋了，總不能讓一家老小餓死吧！於是，父親隻好瞞著爺爺，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念頭，硬著頭皮去了，心想隻是抄抄寫寫，不幹壞事就是了。但是，秘書局到年底就收攤了，父親隻幹了兩個月，多發一個月的遣散費，然後就沒戲了。
1938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爺爺終於帶著絕望和遺憾撒手人寰，終年五十八歲。他沒有給兒孫留下什麽遺產，留下的隻是在亡國災難中掙紮的命運。爺爺的喪事隻好從簡，北教部的老同事，七爺的老同學，父親的票友，來了幾個人在殯儀館向爺爺的遺體告了別。
從此，我家被祖國和家族所拋棄，攤上了亡國奴的命運，有如飄向大海的一葉小舟。父母沒有思想準備，也都沒有居家過日子的經驗，因此突然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多虧有田媽在，照管一家人的吃喝，幫母親帶兩個孩子。
後來，北師大的老校長陳援庵老師(父親曾是他的得意門生)，聽說了父親的處境，就介紹父親到北平私立翊教女中去教書，於是父親就在那教了兩年。
這時候，北平的大中小學校都非常蕭條，教員的薪水太少。一家人吃的是飽一頓饑一頓，父母整天愁眉苦臉。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這種當亡國奴的滋味，怎麽就讓我家攤上了呢！
1940年初，母親又生下了大妹妹。可是才三天，父親就忍痛偷偷地把她抱走，送進了法國天主堂辦的西什庫育嬰堂。母親發覺以後，哭著喊著跟父親要孩子，鬧了好幾天。後來，母親一想起我那可憐的妹妹，就淚流滿麵。1955年，我出差北京時，曾經去找過兩次，但是都沒有下落，八成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田媽在奶奶去世後，湖北鄉下她娘家侄子曾要接她迴去。她不忍心拋下病中的爺爺不管，就在我家又多呆了幾年。爺爺去世後，父母又一再挽留，她才沒走。
田媽幫母親維持這個窮家又兩年多，早想迴鄉下去，但又不好意思張口。父親去南京後，田媽才跟母親說她不願意去南京。母親看我和二弟都大了，自己也利手利腳了，沒跟父親商量，就答應她迴鄉下了。
我六歲的那一年，母親接到父親從南京的來信。父親說他在南京已租好了房子，要母親遷往南京。母親早就做好了準備，和鄰居們告了別，我們就離開了棗林街。
在前門火車站，隻有母親的幾個同學相送，我又見到了那位阿姨。母親和她們擁抱淚別，同學們唱著她們最愛唱的歌 ----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火車開出了站台。永別了，母親的青春年華，永別了，“阿姨們”的珍貴友情。
田媽和我們一起離開棗林街，一起到前門火車站。送走我們之後，她上了去武漢的火車，迴鄉下去了。
從此，北京棗林街老家在經曆了廿五年的風雲歲月之後，已成為周家五房的一段傷心曆史，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