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紹興師爺 第一節 我家原籍浙江紹興
家世春秋（第三版）最新修訂版 作者：周元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出生在北京，但是北京並不是我家的原籍。我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出生在武昌，然而武昌也不是我家的原籍。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我的高祖父從浙江省的山陰來到湖北省的江夏，這山陰就是現在的紹興，江夏就是現在的武昌。所以，我家的原籍是紹興，我們都是紹興周家的後代。武昌和北京等地不過是“寄籍”或“客籍”而已。
從曾祖輩開始，我們周家再也沒有迴到過紹興，所以誰也說不清紹興老家是個啥樣。不但是紹興老家，就是近百年的武昌老家，現在除了我的兩位姑媽以外，也是誰也說不清了。紹興人乃至浙江人都不戀鄉土，樂於遷徙，此鄉風流傳至今。從祖父那一輩開始，我們周家又從武昌遷徙到北京、南京、上海、南昌等地，父輩們又陸續流落到長春、重慶、台北以及海外。現在，紹興周家的後代已遍布海內外了。
關於我家的原籍，世世代代相傳至今。從先輩們的言談中，不時地流露出來。
我想起在兒時曾聽父親說過，我們周家發源於浙江山陰的周橋。宋代有個著名的思想家叫周敦頤（1017-1073），他的第十代孫叫周澳，在元朝的元貞年間，從浙江諸暨的南門遷徙到山陰的周橋，成為山陰周家的始祖。如此說來，周敦頤和周澳就是我們周家的老祖宗了。大致地推算一下，從周澳傳到我的高祖父已經有五百七十年了。
解放前家住南京時，我有個小姑叫周愛蓮，她是1943年七祖父在重慶時收養的一名孤女。正好這一年是周敦頤逝世八百七十周年，重慶各大報紙上發表了周敦頤的《愛蓮說》，紀念這位濂溪先生，頌揚他“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格。於是，七祖父就給小姑起名叫“愛蓮”，暗示後人要永世不忘我們周家的老祖宗就是周敦頤。
1897年(光緒廿三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興辦武備學堂。曾祖母為了送六祖父和七祖父進武備學堂，曾經把原籍山陰改為江夏。後來，曾祖母在臨終前，又囑咐後世不要忘記：周家的原籍原為山陰，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認祖歸宗。可惜她老人家的這一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先輩們關於這方麵的言談，留給我一個奇怪的印象，他們好像不願意提“紹興”二字，而隻提“浙江山陰”。所以我在解放以後，開始填寫籍貫時，也隻含糊地填寫出生地“北京”，不填“紹興”。那時，在我的潛意識裏，“紹興”總是和“紹興師爺”相關聯，而我對紹興師爺的形象，一直抱有惡感。
文革前，光楣姑媽曾經說過，魯迅三兄弟和周恩來總理都是周敦頤的後代，可能和我們家是同宗，都是紹興周家的人。他們和我家的先輩中，都有人當過師爺。都有寄人籬下、四海漂泊的經曆，飽受官場黑暗與世態炎涼的折磨，錘煉出周家人所共有的那種氣質和風格。從此，改變了我對紹興師爺片麵的看法。
但是，我家的原籍，還是停留在說說而已。時至今日，我始終也沒有看到確鑿的證據。一個頻於遷徙流動的家族，原籍早已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了。即然先輩們一代一代地把它傳下來，也就足夠了。足以滿足填寫各種檔案表格的需要，萬一有“遣送原籍”的那一天，也就有個目的地了。不過，口說無憑，原籍老家未必肯輕易地接納這些流落在外一百五十多年的遊子啦。
我曾經想過，去紹興查一查周家的家譜，能不能在山陰找到高祖父的蹤跡呢？如果能夠查到，豈不是完成了認祖歸宗的大業了嗎！另外，當年武昌周家七房的族長是二祖父，二房在武昌的得勝橋還留有周家後人，如果文革那把大掃帚沒有掃到周家，也許還能找到當年周家的族譜。我坐在家裏這麽瞎想，查家譜的事情，本來就像在浩瀚大海中撈針一般，談何容易。也許是徒勞無功，但也許很快就能如願以償呢。
從曾祖輩開始，我們周家再也沒有迴到過紹興，所以誰也說不清紹興老家是個啥樣。不但是紹興老家，就是近百年的武昌老家，現在除了我的兩位姑媽以外，也是誰也說不清了。紹興人乃至浙江人都不戀鄉土，樂於遷徙，此鄉風流傳至今。從祖父那一輩開始，我們周家又從武昌遷徙到北京、南京、上海、南昌等地，父輩們又陸續流落到長春、重慶、台北以及海外。現在，紹興周家的後代已遍布海內外了。
關於我家的原籍，世世代代相傳至今。從先輩們的言談中，不時地流露出來。
我想起在兒時曾聽父親說過，我們周家發源於浙江山陰的周橋。宋代有個著名的思想家叫周敦頤（1017-1073），他的第十代孫叫周澳，在元朝的元貞年間，從浙江諸暨的南門遷徙到山陰的周橋，成為山陰周家的始祖。如此說來，周敦頤和周澳就是我們周家的老祖宗了。大致地推算一下，從周澳傳到我的高祖父已經有五百七十年了。
解放前家住南京時，我有個小姑叫周愛蓮，她是1943年七祖父在重慶時收養的一名孤女。正好這一年是周敦頤逝世八百七十周年，重慶各大報紙上發表了周敦頤的《愛蓮說》，紀念這位濂溪先生，頌揚他“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格。於是，七祖父就給小姑起名叫“愛蓮”，暗示後人要永世不忘我們周家的老祖宗就是周敦頤。
1897年(光緒廿三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興辦武備學堂。曾祖母為了送六祖父和七祖父進武備學堂，曾經把原籍山陰改為江夏。後來，曾祖母在臨終前，又囑咐後世不要忘記：周家的原籍原為山陰，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認祖歸宗。可惜她老人家的這一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先輩們關於這方麵的言談，留給我一個奇怪的印象，他們好像不願意提“紹興”二字，而隻提“浙江山陰”。所以我在解放以後，開始填寫籍貫時，也隻含糊地填寫出生地“北京”，不填“紹興”。那時，在我的潛意識裏，“紹興”總是和“紹興師爺”相關聯，而我對紹興師爺的形象，一直抱有惡感。
文革前，光楣姑媽曾經說過，魯迅三兄弟和周恩來總理都是周敦頤的後代，可能和我們家是同宗，都是紹興周家的人。他們和我家的先輩中，都有人當過師爺。都有寄人籬下、四海漂泊的經曆，飽受官場黑暗與世態炎涼的折磨，錘煉出周家人所共有的那種氣質和風格。從此，改變了我對紹興師爺片麵的看法。
但是，我家的原籍，還是停留在說說而已。時至今日，我始終也沒有看到確鑿的證據。一個頻於遷徙流動的家族，原籍早已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了。即然先輩們一代一代地把它傳下來，也就足夠了。足以滿足填寫各種檔案表格的需要，萬一有“遣送原籍”的那一天，也就有個目的地了。不過，口說無憑，原籍老家未必肯輕易地接納這些流落在外一百五十多年的遊子啦。
我曾經想過，去紹興查一查周家的家譜，能不能在山陰找到高祖父的蹤跡呢？如果能夠查到，豈不是完成了認祖歸宗的大業了嗎！另外，當年武昌周家七房的族長是二祖父，二房在武昌的得勝橋還留有周家後人，如果文革那把大掃帚沒有掃到周家，也許還能找到當年周家的族譜。我坐在家裏這麽瞎想，查家譜的事情，本來就像在浩瀚大海中撈針一般，談何容易。也許是徒勞無功，但也許很快就能如願以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