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麵說的，雖然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但也有像李夢陽學習秦漢文章隻停留在形式上一樣的毛病，往往隻探討其起承照應、抑揚開闔等技巧，無形中落入了另一個窠臼。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秦漢之文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則自坤始”。
而唐宋派中真正能擺脫道學束縛並取得較高成就的散文家恐怕隻有歸有光了。
歸有光的話，號震川，昆山（今屬江蘇）人，家世寒儒，自幼苦讀，但場屋不利，直到60歲才得中進士，由於出仕較晚，所以隻是由浙江長興縣令遷為南京太仆寺丞。
並且除了仕途不利外，在文壇上出名也比唐、王等人要遲，因此隻留下有《震川集》。
因為歸有光所宗之道是傳統的儒道，所以他對宋代理學並無多大興趣，並且在散文方麵，他酷好司馬遷，愛講“龍門家法”，對宋元文也不排斥。
他重視文學的抒情作用，認為“聖人者，能盡天下之至情也”，這“至情”就是“匹夫匹婦以為當然”，其觀點顯然不同於唐、王等人。
歸有光散文被譽為“明文第一”，時人稱他為“今之歐陽修”。
歸文最為世人傳誦的是他記敘往事、哀悼親人的文章，如《項脊軒誌》《先妣事略》《寒花葬誌》等。
這些敘事抒情散文，善於從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中選取素材，加以錘煉，以簡潔平淡之筆，傳神地寫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現自己的真摯情感。
膾炙人口的壓卷之作《項脊軒誌》，通過對自己年輕時的書齋項脊軒及其幾件有關瑣事的描述，寫出了親人對自己的關懷和自己對親人的懷念，題目雖是寫軒，內容卻是懷人。
借一軒以記歸家三代婦女（祖母、母親和妻子），睹物思人，悼亡念存，雖筆觸很清淡，卻感情極真摯。
古來這類抒寫家人父子之情的文章雖然不少，但像歸氏這樣一往情深、一處自然的筆墨，殆不多見。
像是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中說：“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是與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
王錫爵《明太仆寺丞歸公墓誌銘》說：“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
還有像是王世貞的《歸太仆讚並序》中說：歸有光散文“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而除了歸有光外，這一派比較出名的人物還有李贄，號卓吾，晉江（屬福建）人，傑出思想家，王學左派突出代表。
李贄一生愛好自由，懷疑禮教，反對把聖人當偶像，批判程朱理學，揭露假道學的虛偽，因而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異端”，誣陷入獄而死。
李贄的文學觀主要見於他的《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
他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
要保持童心，就必須割斷與道學的聯係，為此，他針對複古派理論，特別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
文學作品並非越古越好，隻有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才能出現好作品。
他把寫真言情的小說和戲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廂》、《水滸》都視為“古今之至文”。
他評點的《三國》、《水滸》都有很好的見解，直接開啟了金聖歎評《水滸》、脂硯齋的評《紅樓》。
他的《讚劉諧》、《自讚》等都是見解精辟、鋒芒畢露的好文章。
當然，除了這些外，當時還有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是晚明時期受李贄影響而出現的一個反複古的文學流派，因其代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他們因不滿前後七子的擬古之風，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艱深古奧，詰屈聱牙，表現了一定的變古創新精神，並且在藝術上多能流露個性，清新灑脫，意達詞暢。
但也有境界狹窄、俚俗空疏的流弊問題。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領袖，在三袁中成就最高。
他在《敘小修詩》中稱其弟所作“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要求創作真實表現自己的個性才情，反對條條框框束縛。
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好詩好文，都是“任性而發”。
受李贄“童心說”影響，他把“性靈”和“理”、“聞見知識”相對立。
也就是以為“性靈”外現為“趣”或“韻”，而“趣得之於自然者深，得之於學問者淺”，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
品格卑下的“愚不肖”，隻知求酒肉聲伎之滿足，“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也是一種“趣”；恰恰是講學問、做大官的人，“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同樣，稚子“叫跳反擲”，醉人“嬉笑怒罵”，因為“理無所托”，所以“自然之韻出”（《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總之，保持人性的純真、活潑是首要的，真實的卑下也比虛偽的高尚好。
其次，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與表現，推崇“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閭閻婦人孺子所唱”的歌謠。
語言上繼承元白傳統，平易近人，不用典故，多用俗語，“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
總之，反禮教、反理學、反擬古，強調天真自然趣味，在當時起了很大作用，對清代鄭燮、袁枚詩也有很大影響。
不過，公安派“性靈說”注重現實不夠，有明顯的唯心傾向。
他們甚至認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進一步把性靈神秘化，說它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
這就割斷了性靈與現實生活的聯係，導致他們消極避世，縱情山水，連李贄的鬥爭精神也沒繼承下來。
因此在創作上，詩歌成就不高，隻有一些遊記、隨筆等小品，以抒情敘事為主，筆調輕快灑脫，清新自然，給人以活潑爽朗之感。
如袁宏道《滿井遊記》《虎丘記》等。
至於竟陵派是繼公安派之後，以湖北竟陵人鍾惺、譚元春為首的一個文學流派。
他們在反複古、重性靈上與公安派一致，但他們不滿公安派鄙俚、輕率、淺露的流弊，主張“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就是通過乞靈於古人，達到一種“靈”而“厚”的創作境界。
因此表現出“幽深孤峭”的風格，顯示了激進活躍精神的衰落。
可以說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時代特色，如代表人物除公安派、竟陵派而外，還有張岱、王思任等人。
晚明小品文內容題材上的顯著特點是趨於生活化、個人化，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狀貌及趣味，滲透著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調。
此外還有複社和幾社，所謂複社的話，是明末一個具有政治鬥爭色彩的文化組織，其領袖是張溥、張采。
複社宗旨是“興複古學，務為有用”，政治上繼承東林黨傳統，繼續反對宦官擅權，並投入抗清鬥爭；文學上反對公安派、竟陵派末流空談性靈、不問時事傾向，重新標舉“複古”旗幟，但又與前後七子側重形式上複古不同，而是使詩文為現實鬥爭服務。
複社文人作品，多表現時事，富於激情。張溥的《五人墓碑記》記敘蘇州市民同閹黨的鬥爭，頌揚為正義而獻身的“五義士”。
簡而言之就是愛憎分明，文字簡潔，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幾社的話，是明末以陳子龍、夏允彝為首的一個文社組織，政治態度、文學主張都與複社相同。
那時傑出的人物有夏完淳，真的算是傑出的少年民族英雄和早熟作家，14歲參加抗清，犧牲時年僅17歲，其詩歌《細林夜哭》哀悼老師陳子龍，散文《獄中上母書》都悲壯感人，堪稱千古不朽的傑作。
因此我們現在才說作為一種源自於民間的文學樣式，散曲在元代十分興盛，而在明代又有了較大的發展，從題材開掘到藝術風格，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比起曲調清新自然、語言淺俗活潑的元代散曲，明代散曲有脫離民間本色而文人化的趨向，特別是明中葉以後，詞藻化、音律化的現象比較突出。
從作家的地域分布和風格特征來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北派風格大多豪爽雄邁、質樸粗率，南派則清麗俊逸、細膩婉約。
民歌創作在明代形成繁榮的局麵，尤其是自明代中葉以來，南北地區廣為流行。
廣大下層民眾的喜愛以及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重視，推動著民歌創作的發展。
不少作品以男女情愛為主題，具有濃鬱的民間生活氣息。
明代散曲創作總體上處於盛而不衰的狀態，作家人數眾多，創作數量可觀。
而在不同階段以及具體作家身上，發展狀況與創作風格又各有特點。
像是弘治、正德年間，散曲創作開始走向興盛，作家不斷出現，像北方的王九思、康海，南方的王盤、陳鐸等人，都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九思和康海分別有散曲集《碧山樂府》、《沜東樂府》，兩人同為前七子文學陣營中的成員，政治上也有相似的遭遇。
王、康去官後常在一起遊處，他們的不少作品寫到了解官後放情任性的生活態度，以暢抒胸中塊壘，風格雄爽質樸，渾厚跌宕，體現著北方作家豪放雄邁的創作特征。
與王、康創作相比，這一階段以王盤、陳鐸等人為代表的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內容則顯得較為廣泛，風格大多清麗俊逸。
並且需要跟大家說一下，要知道在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族統治者努兒哈赤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大金(史稱後金)王朝，定都興京。
到了明崇禎九年，努兒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極就改國號曰清，定族稱為滿洲。
此後明崇禎十七年，李白成攻入北京，明朝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
當時皇太極已死，其子福臨(即清世祖)繼位，改元順治，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便乘機入關，以明降將吳三桂為先導，鎮壓了李白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取得了中央政權，並隨即進行了統一全國的戰爭。
可以說這時民族矛盾很尖銳，漢族地主階級內部擁滿和反滿的鬥爭也十分激烈。
於是清統治者采用禮葬崇禎帝後，升級擢用降吏和不改變漢人服製等項措施，來分化漢族地主階級；同時發布赦免罪犯、蠲免糧餉，等項告示，企圖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
然而，在清初四十年的時間裏，反清戰爭仍在不斷地進行。
“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鬥爭中最慘痛的曆史。
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的抗清軍堅持最久，在廣西、雲南等地由李定國領導的抗清軍到康熙元年才告失敗，由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抗請政權，則一直堅持到康熙二十二年。
也就是說直到康熙時清朝才最後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封建帝國，並采取了一係列恢複農村經濟的措施，以求和緩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
人民在經曆了明末殘酷的剝削、巨大的戰亂以後，有了安定喘息的機會。整個社會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也逐漸恢複繁榮，為清王朝積累了巨人的財富。
對外所采取的限製貿易的政策，則有力地遏製了西方早期殖民勢力的侵入，使封建經濟的發展有了保障。
並且清統治者繼承並進一步加強了明代的中央集儀政治製度，規定由內閣到六部等葉，央機構，均沒複職，滿漢平分。
但實際上中央大權，並不在內閣，雍正以前在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雍正以後在滿員充任軍機人臣的軍機處，而一切重要問題，最後都由皇帝裁決，形成了極端專製的封建統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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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秦漢之文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則自坤始”。
而唐宋派中真正能擺脫道學束縛並取得較高成就的散文家恐怕隻有歸有光了。
歸有光的話，號震川，昆山（今屬江蘇）人，家世寒儒，自幼苦讀，但場屋不利，直到60歲才得中進士，由於出仕較晚，所以隻是由浙江長興縣令遷為南京太仆寺丞。
並且除了仕途不利外，在文壇上出名也比唐、王等人要遲，因此隻留下有《震川集》。
因為歸有光所宗之道是傳統的儒道，所以他對宋代理學並無多大興趣，並且在散文方麵，他酷好司馬遷，愛講“龍門家法”，對宋元文也不排斥。
他重視文學的抒情作用，認為“聖人者，能盡天下之至情也”，這“至情”就是“匹夫匹婦以為當然”，其觀點顯然不同於唐、王等人。
歸有光散文被譽為“明文第一”，時人稱他為“今之歐陽修”。
歸文最為世人傳誦的是他記敘往事、哀悼親人的文章，如《項脊軒誌》《先妣事略》《寒花葬誌》等。
這些敘事抒情散文，善於從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中選取素材，加以錘煉，以簡潔平淡之筆，傳神地寫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現自己的真摯情感。
膾炙人口的壓卷之作《項脊軒誌》，通過對自己年輕時的書齋項脊軒及其幾件有關瑣事的描述，寫出了親人對自己的關懷和自己對親人的懷念，題目雖是寫軒，內容卻是懷人。
借一軒以記歸家三代婦女（祖母、母親和妻子），睹物思人，悼亡念存，雖筆觸很清淡，卻感情極真摯。
古來這類抒寫家人父子之情的文章雖然不少，但像歸氏這樣一往情深、一處自然的筆墨，殆不多見。
像是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中說：“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是與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
王錫爵《明太仆寺丞歸公墓誌銘》說：“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
還有像是王世貞的《歸太仆讚並序》中說：歸有光散文“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而除了歸有光外，這一派比較出名的人物還有李贄，號卓吾，晉江（屬福建）人，傑出思想家，王學左派突出代表。
李贄一生愛好自由，懷疑禮教，反對把聖人當偶像，批判程朱理學，揭露假道學的虛偽，因而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異端”，誣陷入獄而死。
李贄的文學觀主要見於他的《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
他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
要保持童心，就必須割斷與道學的聯係，為此，他針對複古派理論，特別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
文學作品並非越古越好，隻有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才能出現好作品。
他把寫真言情的小說和戲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廂》、《水滸》都視為“古今之至文”。
他評點的《三國》、《水滸》都有很好的見解，直接開啟了金聖歎評《水滸》、脂硯齋的評《紅樓》。
他的《讚劉諧》、《自讚》等都是見解精辟、鋒芒畢露的好文章。
當然，除了這些外，當時還有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是晚明時期受李贄影響而出現的一個反複古的文學流派，因其代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他們因不滿前後七子的擬古之風，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艱深古奧，詰屈聱牙，表現了一定的變古創新精神，並且在藝術上多能流露個性，清新灑脫，意達詞暢。
但也有境界狹窄、俚俗空疏的流弊問題。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領袖，在三袁中成就最高。
他在《敘小修詩》中稱其弟所作“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要求創作真實表現自己的個性才情，反對條條框框束縛。
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好詩好文，都是“任性而發”。
受李贄“童心說”影響，他把“性靈”和“理”、“聞見知識”相對立。
也就是以為“性靈”外現為“趣”或“韻”，而“趣得之於自然者深，得之於學問者淺”，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
品格卑下的“愚不肖”，隻知求酒肉聲伎之滿足，“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也是一種“趣”；恰恰是講學問、做大官的人，“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同樣，稚子“叫跳反擲”，醉人“嬉笑怒罵”，因為“理無所托”，所以“自然之韻出”（《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總之，保持人性的純真、活潑是首要的，真實的卑下也比虛偽的高尚好。
其次，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與表現，推崇“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閭閻婦人孺子所唱”的歌謠。
語言上繼承元白傳統，平易近人，不用典故，多用俗語，“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
總之，反禮教、反理學、反擬古，強調天真自然趣味，在當時起了很大作用，對清代鄭燮、袁枚詩也有很大影響。
不過，公安派“性靈說”注重現實不夠，有明顯的唯心傾向。
他們甚至認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進一步把性靈神秘化，說它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
這就割斷了性靈與現實生活的聯係，導致他們消極避世，縱情山水，連李贄的鬥爭精神也沒繼承下來。
因此在創作上，詩歌成就不高，隻有一些遊記、隨筆等小品，以抒情敘事為主，筆調輕快灑脫，清新自然，給人以活潑爽朗之感。
如袁宏道《滿井遊記》《虎丘記》等。
至於竟陵派是繼公安派之後，以湖北竟陵人鍾惺、譚元春為首的一個文學流派。
他們在反複古、重性靈上與公安派一致，但他們不滿公安派鄙俚、輕率、淺露的流弊，主張“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就是通過乞靈於古人，達到一種“靈”而“厚”的創作境界。
因此表現出“幽深孤峭”的風格，顯示了激進活躍精神的衰落。
可以說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時代特色，如代表人物除公安派、竟陵派而外，還有張岱、王思任等人。
晚明小品文內容題材上的顯著特點是趨於生活化、個人化，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狀貌及趣味，滲透著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調。
此外還有複社和幾社，所謂複社的話，是明末一個具有政治鬥爭色彩的文化組織，其領袖是張溥、張采。
複社宗旨是“興複古學，務為有用”，政治上繼承東林黨傳統，繼續反對宦官擅權，並投入抗清鬥爭；文學上反對公安派、竟陵派末流空談性靈、不問時事傾向，重新標舉“複古”旗幟，但又與前後七子側重形式上複古不同，而是使詩文為現實鬥爭服務。
複社文人作品，多表現時事，富於激情。張溥的《五人墓碑記》記敘蘇州市民同閹黨的鬥爭，頌揚為正義而獻身的“五義士”。
簡而言之就是愛憎分明，文字簡潔，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幾社的話，是明末以陳子龍、夏允彝為首的一個文社組織，政治態度、文學主張都與複社相同。
那時傑出的人物有夏完淳，真的算是傑出的少年民族英雄和早熟作家，14歲參加抗清，犧牲時年僅17歲，其詩歌《細林夜哭》哀悼老師陳子龍，散文《獄中上母書》都悲壯感人，堪稱千古不朽的傑作。
因此我們現在才說作為一種源自於民間的文學樣式，散曲在元代十分興盛，而在明代又有了較大的發展，從題材開掘到藝術風格，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比起曲調清新自然、語言淺俗活潑的元代散曲，明代散曲有脫離民間本色而文人化的趨向，特別是明中葉以後，詞藻化、音律化的現象比較突出。
從作家的地域分布和風格特征來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北派風格大多豪爽雄邁、質樸粗率，南派則清麗俊逸、細膩婉約。
民歌創作在明代形成繁榮的局麵，尤其是自明代中葉以來，南北地區廣為流行。
廣大下層民眾的喜愛以及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重視，推動著民歌創作的發展。
不少作品以男女情愛為主題，具有濃鬱的民間生活氣息。
明代散曲創作總體上處於盛而不衰的狀態，作家人數眾多，創作數量可觀。
而在不同階段以及具體作家身上，發展狀況與創作風格又各有特點。
像是弘治、正德年間，散曲創作開始走向興盛，作家不斷出現，像北方的王九思、康海，南方的王盤、陳鐸等人，都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九思和康海分別有散曲集《碧山樂府》、《沜東樂府》，兩人同為前七子文學陣營中的成員，政治上也有相似的遭遇。
王、康去官後常在一起遊處，他們的不少作品寫到了解官後放情任性的生活態度，以暢抒胸中塊壘，風格雄爽質樸，渾厚跌宕，體現著北方作家豪放雄邁的創作特征。
與王、康創作相比，這一階段以王盤、陳鐸等人為代表的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內容則顯得較為廣泛，風格大多清麗俊逸。
並且需要跟大家說一下，要知道在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族統治者努兒哈赤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大金(史稱後金)王朝，定都興京。
到了明崇禎九年，努兒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極就改國號曰清，定族稱為滿洲。
此後明崇禎十七年，李白成攻入北京，明朝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
當時皇太極已死，其子福臨(即清世祖)繼位，改元順治，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便乘機入關，以明降將吳三桂為先導，鎮壓了李白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取得了中央政權，並隨即進行了統一全國的戰爭。
可以說這時民族矛盾很尖銳，漢族地主階級內部擁滿和反滿的鬥爭也十分激烈。
於是清統治者采用禮葬崇禎帝後，升級擢用降吏和不改變漢人服製等項措施，來分化漢族地主階級；同時發布赦免罪犯、蠲免糧餉，等項告示，企圖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
然而，在清初四十年的時間裏，反清戰爭仍在不斷地進行。
“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鬥爭中最慘痛的曆史。
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的抗清軍堅持最久，在廣西、雲南等地由李定國領導的抗清軍到康熙元年才告失敗，由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抗請政權，則一直堅持到康熙二十二年。
也就是說直到康熙時清朝才最後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封建帝國，並采取了一係列恢複農村經濟的措施，以求和緩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
人民在經曆了明末殘酷的剝削、巨大的戰亂以後，有了安定喘息的機會。整個社會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也逐漸恢複繁榮，為清王朝積累了巨人的財富。
對外所采取的限製貿易的政策，則有力地遏製了西方早期殖民勢力的侵入，使封建經濟的發展有了保障。
並且清統治者繼承並進一步加強了明代的中央集儀政治製度，規定由內閣到六部等葉，央機構，均沒複職，滿漢平分。
但實際上中央大權，並不在內閣，雍正以前在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雍正以後在滿員充任軍機人臣的軍機處，而一切重要問題，最後都由皇帝裁決，形成了極端專製的封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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