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就是還湧現出了許多遺民詩人和少數民族詩人。
的確，像是由宋入元時期的詩人方迴、戴表元等人，在元代詩壇上的影響都比較深遠。
而至於少數民族詩人的話，像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就非常擅常寫律詩，而且風骨遒健，獨具風韻。
還有迴族人薩都剌，也是格調清新，十分具有個人特點。
以及理學家劉因的詩歌，其創作首開元詩宗唐之風，亦開元代理學家詩文創作之先河。
比如他的代表作品《渡白溝》、《觀梅有感》等，其風格獨特，意境深遠，清新淡雅。
當然，其中最出名的，還是元詩四大家了，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說一下，這四大家指的是虞集、楊載、範梈、揭傒斯四人，都是元代詩壇的風雲人物，十分出名。
而元代以後，就是明代的文學時間了，明代的話，大家都知道，是從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到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自縊，前後共計277年。
首先需要說明，因為明代社會是專製政治與思想控製，也就是極端專製的君主中央集權統治，它的特點的話，就是在社會政治上，采取特務統治，而思想文化上，就是高壓與鉗製（文字獄與八股取士）。
其次是王學左派的興起與禪宗思想的廣泛滲透。
這是因為弘治、正德年間，思想家王守仁，發展了宋代陸九淵的“心學”同時吸收了禪宗的思想和方法，提出“致良知”、“心即是理，心外無理”。被稱為王學左派。
陸王“心學”的特點是逐漸弘揚和強化人的主體精神，將“人欲”、“天理”的關係，由“存天理，滅人欲”導向了以情勝理。
不過與此同時，明代士人狂禪之風甚盛，狂禪嗬佛罵祖的反叛精神和對個性的張揚，為明代掀起的複蘇人性，張揚個性的思潮創造了一種氣氛，這使得程朱理學對人的束縛壓製逐漸被打破。
可以說“心學”是對人的主體精神的尊重與弘揚，以及禪宗的突破藩籬，使明代文學普遍傾向突出個性和人欲，形成了重個體、崇自我的思潮，深具時代烙印。
其次是商業經濟的繁榮與城市文化形態，因為明初朱元璋為了恢複被戰亂破壞的農業生產，采取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抑製了城市的繁榮。
而到了明代中葉，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明王朝抑商政策出現了鬆動，工商勢力重新開始活躍，手工業和城市商業迅速發展，農業生產也逐漸卷入了商品化的潮流，甚至出現了商品化的農業生產活動。
另一方麵，大地主的土地兼並也愈演愈烈，失地農民增多，種種原因促使市民階層迅速擴大，壯大了的新興階層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
與此同時，隨著明初攏絡壓製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有了鬆動，明中葉在與宦官集團的鬥爭中失意的文人和誌不獲展未入仕途的文人也進入市井。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讀者群形成，自然地改變了文學作品的麵貌。
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詩、文、小說、戲曲中越來越顯得舉足輕重
文學創作隨著接受對象的下層化、市民化而更加麵向現實，藝術趣味走向世俗化。
因此明代文學，從總體來說，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地位提高並繁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俗文學地位提高，因為明代中葉隨著社會經濟的迴升，統治者一改明初的崇儉政策，漸趨奢華享受，傾向於欣賞通俗文藝與文學。
其次是文人對於小說、戲劇、民歌等通俗文學讚賞與大力提倡，以及市民階層對於通俗文學的文化需求。
所以我們說明代是一個通俗文學的繁榮時期，因為當時首先是從理論上比明確地肯定了俗文學的價值，其次在創作上通俗文學繁榮。
這裏麵像是小說的勃興，要知道明代才第一次確立了古典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章迴小說，並產生了“四大奇書”這樣的優秀作品。
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也在明代得到發展，“三言二拍”代表了最高成就。
文言小說在話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變化，主要作品“三燈”叢話。
這其中還包括戲曲的興盛，像是《牡丹亭》就代表了戲曲的又一個高峰，而且戲曲聲腔得到發展，形成影響全國的昆曲，以及戲劇理論得到發展，“湯沈之爭”、王驥德《曲律》。
包括民歌也得到了重視，文人收集整理並模仿進行創作。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雅文學與俗文學交融。
俗文學的發展，推動、刺激了雅文學向著俗化的方向演變，而俗文學自身也在雅文學的規範、熏陶下趨向雅化。
以及文學流派與文學論爭眾多。
怎麽說呢，換而言之就是集團林立，流派紛呈，如詩文領域的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
詩文流派主要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複交鋒中發展。
戲曲領域的臨川派和吳江派為主的論爭主要在才情與聲律之間展開，以“雙美論”結局。
小說理論則主要在創作的虛實問題上展開各自的觀點。明代的文學群體及文學論爭既是現實創作的反映，也反過來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發展。
文學論爭與通俗文學的繁盛，推動了明代文人對文學特性認識的深化，這具體表現在高度重視文學的情感特征，清晰認識文學的虛實關係，開始關注人物的性格刻畫和更加注重文學語言的通俗易懂。
把情感作為品評作品美學意義和社會功能的準則，要求文學表達真情、肯定自我，以實現對個體意識和欲望的表達。
要求文學迴歸形象思維，擺脫理教的束縛。
至於整個明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可以以嘉靖元年（1522）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在戰爭中寫人，能把人物，特別是雙方主帥的思想作風、性格特征，作為決定勝負的重要條件來表現。
在具體描寫中，又把鬥智、鬥勇和戰鬥過程結合起來，著重表現雙方戰略戰術的運用、力量的對比、地位的轉化等。如：官渡之戰，袁紹敗於無智；赤壁之戰，孫、劉勝於鬥智；彝陵之戰，東吳顯是智勝。
從藝術上而言，作者力求犯中求避，同中見異。
因而大小上百次的戰鬥場麵，火攻、水攻雖數用而千變萬化，各不相同。
以弱勝強的戰爭數見亦各有千秋、特點鮮明。
描寫注重場麵氣氛渲染，多用張弛結合、動靜結合手法。
包括類型化、臉譜化的形象塑造。
怎麽說呢，就是重要人物都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其在形象內部諸因素中占決定性位置，此一特征足以支撐起整個人物形象，類似中國戲劇中的臉譜化與程式化；如關羽雖勇，卻以“義”為主。諸葛亮雖忠，以“智”為主。
其次是人物性格凝固，人物的主要特征穩定不變，缺乏縱橫方向的變化，從一出場，人物的性格就是呈現式的，沒有形成過程，也沒有發展變化，如：關羽。
還有就是和諧性，人物性格內部諸因素基本處於古典式的和諧之中，迴避了性格的複雜性，在衝突與和諧的對立中，力求和諧。
如為了突出劉備的仁，而轉移其性格中的其它方麵，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當然，這裏麵也有受曆史演義體語言的影響，導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就是淺近的文言。
而這裏麵最出名的，莫過於《三國演義》了，它算是中國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章迴小說的開山之作，更是曆演義的開山之作，帶動了曆史演義繁榮。
這裏先要給大家章迴小說的產生與形式特點。
首先是章迴小說的產生，這源於宋代平話（講史），其實細究的話，早在元代末年，章迴體製基本確立，主要就是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為標誌。
此後，章迴小說就成為我國長篇小說的傳統方式，也是唯一的形式。
章迴體製的特點的話，就是分章敘事、分迴標目，段落整齊、眉目清楚，迴目文字整齊具有對偶特點，具有概括性，而且每迴內容相對完整獨立。
就像前麵說的，《三國演義》是我國第一部章迴小說，也是曆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
不過《三國演義》並不是憑空編撰出來的，而是一部在長期的群眾傳說與民間藝術創作的基礎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
可以說《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大致如下：先是西晉陳壽《三國誌》、南北朝裴鬆之《三國誌》“注”。
在李商隱的《驕兒詩》中就有寫“或笑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說明三國故事晚唐已眾口喧騰。
到了宋元講史有話本的《三國誌平話》、《三分事略》、可見在戲曲舞台也有三國的戲了。
於是作者“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寫成小說，不過羅貫中先生的生平資料保存得很少，隻知道他生活在元末明初。
而《三國演義》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本，最流行的版本則是毛評本，其正統道德色彩更加濃厚，但在藝術上也有較大提高。
當然，具體版本情況如下首先是嘉靖本，也就是《三國誌通俗演義》，共有24卷，240則，每則前有七言單題，為現存最早版本。以後各種本子都是在其基礎上加以更動。
還有李評本，也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簡稱“李評本”，此本不分卷，將240則合並為120迴，目錄由單題變雙題，有眉批、總批，係葉晝假托，故後人稱“偽李評本”。
還有李漁評本：《笠翁評閱繪像三國誌第一才子書》，以李評本為底本。
以及毛本《三國演義》，這位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刊本，刪掉了原來的評語後自行加批，其次又對該書的文字和情節都作了一些更動，使原書的藝術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題亦有所變化，比如曆史宿命感、曆史循環論與正統觀念的加強，包括對“忠”的強調等，算是是三百多年來最流行的版本。
至於《三國演義》的主旨的話，怎麽說呢，主要是橫看成嶺側成峰，每個人的見解都不同，這裏麵有“正統”說；有“忠義”說；有“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有“反映三國興亡”說；有“歌頌理想英雄”說；有“讚美智慧”說；有“天下歸一”說；有“謳歌封建賢才”說。
以及有“悲劇”說；有、“總結爭奪政權經驗”說；有“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有“宣揚用兵之道”說；有“人才學教科書”說；有“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有“總結曆史經驗”說；有、“無固定主題”說等。
反正《三國演義》描寫的就是自黃巾起義、終於西晉統一的近一百年曆史，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同時也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了對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明君良臣的渴慕。
並且《三國演義》著力宣揚了仁政思想，這在劉備這一仁君形象身上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而與劉備相對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個殘暴的奸雄曹操，兩人的鮮明對比，從中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同時《三國演義》還著力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義氣，描寫了主要人物劉備、關羽、張飛之間的異姓兄弟關係。
這種忠義雖然是封建性質的，但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幫助、迴報和溫情方麵，與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可以說《三國演義》把蜀國的劉備、諸葛亮、關羽等君臣作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觀念的化身，把魏國的曹操等作為暴政的代表，形成了全書明顯的擁劉反曹的傾向，這表現了當時人們對統治者的倫理要求，符合廣大民眾的願望。
但作品的悲劇結局，又體現了作者對於理想幻滅的困惑與痛苦。
所以從整體上看，作品中體現出史家文化與儒家文化交織，士文化與市民文化交織，主流思想與下層心理的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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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像是由宋入元時期的詩人方迴、戴表元等人，在元代詩壇上的影響都比較深遠。
而至於少數民族詩人的話，像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就非常擅常寫律詩，而且風骨遒健，獨具風韻。
還有迴族人薩都剌，也是格調清新，十分具有個人特點。
以及理學家劉因的詩歌，其創作首開元詩宗唐之風，亦開元代理學家詩文創作之先河。
比如他的代表作品《渡白溝》、《觀梅有感》等，其風格獨特，意境深遠，清新淡雅。
當然，其中最出名的，還是元詩四大家了，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說一下，這四大家指的是虞集、楊載、範梈、揭傒斯四人，都是元代詩壇的風雲人物，十分出名。
而元代以後，就是明代的文學時間了，明代的話，大家都知道，是從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到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自縊，前後共計277年。
首先需要說明，因為明代社會是專製政治與思想控製，也就是極端專製的君主中央集權統治，它的特點的話，就是在社會政治上，采取特務統治，而思想文化上，就是高壓與鉗製（文字獄與八股取士）。
其次是王學左派的興起與禪宗思想的廣泛滲透。
這是因為弘治、正德年間，思想家王守仁，發展了宋代陸九淵的“心學”同時吸收了禪宗的思想和方法，提出“致良知”、“心即是理，心外無理”。被稱為王學左派。
陸王“心學”的特點是逐漸弘揚和強化人的主體精神，將“人欲”、“天理”的關係，由“存天理，滅人欲”導向了以情勝理。
不過與此同時，明代士人狂禪之風甚盛，狂禪嗬佛罵祖的反叛精神和對個性的張揚，為明代掀起的複蘇人性，張揚個性的思潮創造了一種氣氛，這使得程朱理學對人的束縛壓製逐漸被打破。
可以說“心學”是對人的主體精神的尊重與弘揚，以及禪宗的突破藩籬，使明代文學普遍傾向突出個性和人欲，形成了重個體、崇自我的思潮，深具時代烙印。
其次是商業經濟的繁榮與城市文化形態，因為明初朱元璋為了恢複被戰亂破壞的農業生產，采取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抑製了城市的繁榮。
而到了明代中葉，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明王朝抑商政策出現了鬆動，工商勢力重新開始活躍，手工業和城市商業迅速發展，農業生產也逐漸卷入了商品化的潮流，甚至出現了商品化的農業生產活動。
另一方麵，大地主的土地兼並也愈演愈烈，失地農民增多，種種原因促使市民階層迅速擴大，壯大了的新興階層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
與此同時，隨著明初攏絡壓製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有了鬆動，明中葉在與宦官集團的鬥爭中失意的文人和誌不獲展未入仕途的文人也進入市井。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讀者群形成，自然地改變了文學作品的麵貌。
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詩、文、小說、戲曲中越來越顯得舉足輕重
文學創作隨著接受對象的下層化、市民化而更加麵向現實，藝術趣味走向世俗化。
因此明代文學，從總體來說，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地位提高並繁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俗文學地位提高，因為明代中葉隨著社會經濟的迴升，統治者一改明初的崇儉政策，漸趨奢華享受，傾向於欣賞通俗文藝與文學。
其次是文人對於小說、戲劇、民歌等通俗文學讚賞與大力提倡，以及市民階層對於通俗文學的文化需求。
所以我們說明代是一個通俗文學的繁榮時期，因為當時首先是從理論上比明確地肯定了俗文學的價值，其次在創作上通俗文學繁榮。
這裏麵像是小說的勃興，要知道明代才第一次確立了古典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章迴小說，並產生了“四大奇書”這樣的優秀作品。
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也在明代得到發展，“三言二拍”代表了最高成就。
文言小說在話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變化，主要作品“三燈”叢話。
這其中還包括戲曲的興盛，像是《牡丹亭》就代表了戲曲的又一個高峰，而且戲曲聲腔得到發展，形成影響全國的昆曲，以及戲劇理論得到發展，“湯沈之爭”、王驥德《曲律》。
包括民歌也得到了重視，文人收集整理並模仿進行創作。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雅文學與俗文學交融。
俗文學的發展，推動、刺激了雅文學向著俗化的方向演變，而俗文學自身也在雅文學的規範、熏陶下趨向雅化。
以及文學流派與文學論爭眾多。
怎麽說呢，換而言之就是集團林立，流派紛呈，如詩文領域的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
詩文流派主要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複交鋒中發展。
戲曲領域的臨川派和吳江派為主的論爭主要在才情與聲律之間展開，以“雙美論”結局。
小說理論則主要在創作的虛實問題上展開各自的觀點。明代的文學群體及文學論爭既是現實創作的反映，也反過來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發展。
文學論爭與通俗文學的繁盛，推動了明代文人對文學特性認識的深化，這具體表現在高度重視文學的情感特征，清晰認識文學的虛實關係，開始關注人物的性格刻畫和更加注重文學語言的通俗易懂。
把情感作為品評作品美學意義和社會功能的準則，要求文學表達真情、肯定自我，以實現對個體意識和欲望的表達。
要求文學迴歸形象思維，擺脫理教的束縛。
至於整個明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可以以嘉靖元年（1522）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在戰爭中寫人，能把人物，特別是雙方主帥的思想作風、性格特征，作為決定勝負的重要條件來表現。
在具體描寫中，又把鬥智、鬥勇和戰鬥過程結合起來，著重表現雙方戰略戰術的運用、力量的對比、地位的轉化等。如：官渡之戰，袁紹敗於無智；赤壁之戰，孫、劉勝於鬥智；彝陵之戰，東吳顯是智勝。
從藝術上而言，作者力求犯中求避，同中見異。
因而大小上百次的戰鬥場麵，火攻、水攻雖數用而千變萬化，各不相同。
以弱勝強的戰爭數見亦各有千秋、特點鮮明。
描寫注重場麵氣氛渲染，多用張弛結合、動靜結合手法。
包括類型化、臉譜化的形象塑造。
怎麽說呢，就是重要人物都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其在形象內部諸因素中占決定性位置，此一特征足以支撐起整個人物形象，類似中國戲劇中的臉譜化與程式化；如關羽雖勇，卻以“義”為主。諸葛亮雖忠，以“智”為主。
其次是人物性格凝固，人物的主要特征穩定不變，缺乏縱橫方向的變化，從一出場，人物的性格就是呈現式的，沒有形成過程，也沒有發展變化，如：關羽。
還有就是和諧性，人物性格內部諸因素基本處於古典式的和諧之中，迴避了性格的複雜性，在衝突與和諧的對立中，力求和諧。
如為了突出劉備的仁，而轉移其性格中的其它方麵，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當然，這裏麵也有受曆史演義體語言的影響，導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就是淺近的文言。
而這裏麵最出名的，莫過於《三國演義》了，它算是中國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章迴小說的開山之作，更是曆演義的開山之作，帶動了曆史演義繁榮。
這裏先要給大家章迴小說的產生與形式特點。
首先是章迴小說的產生，這源於宋代平話（講史），其實細究的話，早在元代末年，章迴體製基本確立，主要就是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為標誌。
此後，章迴小說就成為我國長篇小說的傳統方式，也是唯一的形式。
章迴體製的特點的話，就是分章敘事、分迴標目，段落整齊、眉目清楚，迴目文字整齊具有對偶特點，具有概括性，而且每迴內容相對完整獨立。
就像前麵說的，《三國演義》是我國第一部章迴小說，也是曆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
不過《三國演義》並不是憑空編撰出來的，而是一部在長期的群眾傳說與民間藝術創作的基礎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
可以說《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大致如下：先是西晉陳壽《三國誌》、南北朝裴鬆之《三國誌》“注”。
在李商隱的《驕兒詩》中就有寫“或笑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說明三國故事晚唐已眾口喧騰。
到了宋元講史有話本的《三國誌平話》、《三分事略》、可見在戲曲舞台也有三國的戲了。
於是作者“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寫成小說，不過羅貫中先生的生平資料保存得很少，隻知道他生活在元末明初。
而《三國演義》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本，最流行的版本則是毛評本，其正統道德色彩更加濃厚，但在藝術上也有較大提高。
當然，具體版本情況如下首先是嘉靖本，也就是《三國誌通俗演義》，共有24卷，240則，每則前有七言單題，為現存最早版本。以後各種本子都是在其基礎上加以更動。
還有李評本，也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簡稱“李評本”，此本不分卷，將240則合並為120迴，目錄由單題變雙題，有眉批、總批，係葉晝假托，故後人稱“偽李評本”。
還有李漁評本：《笠翁評閱繪像三國誌第一才子書》，以李評本為底本。
以及毛本《三國演義》，這位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刊本，刪掉了原來的評語後自行加批，其次又對該書的文字和情節都作了一些更動，使原書的藝術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題亦有所變化，比如曆史宿命感、曆史循環論與正統觀念的加強，包括對“忠”的強調等，算是是三百多年來最流行的版本。
至於《三國演義》的主旨的話，怎麽說呢，主要是橫看成嶺側成峰，每個人的見解都不同，這裏麵有“正統”說；有“忠義”說；有“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有“反映三國興亡”說；有“歌頌理想英雄”說；有“讚美智慧”說；有“天下歸一”說；有“謳歌封建賢才”說。
以及有“悲劇”說；有、“總結爭奪政權經驗”說；有“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有“宣揚用兵之道”說；有“人才學教科書”說；有“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有“總結曆史經驗”說；有、“無固定主題”說等。
反正《三國演義》描寫的就是自黃巾起義、終於西晉統一的近一百年曆史，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同時也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了對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明君良臣的渴慕。
並且《三國演義》著力宣揚了仁政思想，這在劉備這一仁君形象身上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而與劉備相對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個殘暴的奸雄曹操，兩人的鮮明對比，從中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同時《三國演義》還著力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義氣，描寫了主要人物劉備、關羽、張飛之間的異姓兄弟關係。
這種忠義雖然是封建性質的，但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幫助、迴報和溫情方麵，與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可以說《三國演義》把蜀國的劉備、諸葛亮、關羽等君臣作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觀念的化身，把魏國的曹操等作為暴政的代表，形成了全書明顯的擁劉反曹的傾向，這表現了當時人們對統治者的倫理要求，符合廣大民眾的願望。
但作品的悲劇結局，又體現了作者對於理想幻滅的困惑與痛苦。
所以從整體上看，作品中體現出史家文化與儒家文化交織，士文化與市民文化交織，主流思想與下層心理的完美結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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