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以上所說，由此，鄭傳寅指出，喜以悲反的美學品格反映了我國古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充分體現了對“和”的境界的追求。
包括王季思也有相似論述，他認為，不同於西方戲劇將悲劇的崇高和喜劇的滑稽加以提純而發展到極致，中國的戲曲將兩者糅合到一起，互相調劑和襯托。
這方麵表現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中庸調節，達到明辨是非、懲惡揚善後的超越，既是儒家積極入世的現實態度，又帶有道家陰陽相激、剛柔並濟的哲學意蘊，是民族傳統心理積澱影響下形成的獨特審美形態。
還有像是《中國古典悲喜劇美學初論》在肯定上述從敘事層麵對悲喜劇交替、苦樂相錯手法進行理解的基礎上強調指出。
這一手法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生命觀、人生觀:悲喜交集、苦樂相錯表現在生命觀上，就是生與死的循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表現在人生觀上，中國人的傳統看法是人的一生雖有種種磨難種種悲苦，坎坷不平，但好運終將降臨，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先苦後甜的人生認知和期盼影響。
並且大家都知道，在大部分的古典戲曲中多有發跡變泰、分離團圓等種種由悲轉化為喜的戲碼。
因此這種悲喜劇的存在不僅僅是敘事所能解釋的，也不僅僅源於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浸染，還直接決定於古人的人生觀。
而在這種人生觀的幹預下，戲曲作品往往同時具有悲劇高潮和喜劇高潮，兩者相互衝淡，相互作用，最終達到了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這就在考慮到傳統思想影響的同時，看到了參與古典戲曲悲喜交融特質形成的又一種因素。
從中和的審美體驗到人生觀、生命觀的文化意義，這應是古典戲曲所含蘊的審美意蘊之體現。
關於古典戲曲的主題與審美意蘊的話，眾所周知，戲曲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勢必承擔一定的社會功能，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
像是古典戲曲的不同題材和主題類型，都承載著反映和批判現實、樹立和追求美好理想等思想意義，這也是古典戲曲故事審美意蘊的組成部分。
關於這一點不再麵麵俱到地論述，僅以曆史劇、愛情劇和宗教劇之主題意義為例簡要說明。
因為曆史劇雖取材於曆史題材，實際抒寫的卻是劇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因此借古喻今、諷今是曆史劇的慣用手法和真實意圖。
或借助對曆史事件的描繪，展現激烈動蕩的社會風雲和曆史變遷，流露出普遍強烈的英雄崇拜意識，這一點在異族統治的元代尤為突出。
元雜劇曆史劇不僅寫出了英雄人物叱吒風雲的神采，甚至這種英雄主義的精神還被貫穿到劇中人物曆史生活的每一方麵。
例如將原本並非作為英雄行為的舉動當做英雄壯舉來寫;但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同時也展開了對英雄失路及造成英雄悲劇的時代環境的思考。
像是關漢卿的《單刀會》唿喚英豪，《西蜀夢》中關羽、張飛卻相繼被害，在那樣一個英雄尚且無法自保的時世，升鬥小民何以全身避禍，英雄死了，誰來拯救天下蒼生？
這就是關漢卿劇作中隱藏的主題，其中蘊涵著他對時代的深刻思考。
或通過曆史劇創作緬懷盛世，總結曆史興亡教訓，抒發劇作家山川滿目淚沾衣的曆史興亡之歎和備受壓抑之感。
比如《漢宮秋》有意將漢強番弱的曆史寫成番強漢弱的劇情，《桃花扇》的史著化處理，《長生殿》李楊情緣中蘊含著的對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表現等等，無一不表達了這種主題傾向。
曆史劇創作還涉及到其他種種主題和內涵，不再一一贅述，可參考孫書磊《中國古代曆史劇研究》等相關資料。
至於婚戀愛情劇則多通過對阻撓自由愛情的封建家長勢力的刻畫，批判封建禮教，讚美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和愛情的勇氣與堅貞。
比較出名的《西廂記》、《牡丹亭》等為代表的愛情劇多著眼於此，以及通過婚變、棄婦等主題和情節模式揭露不良社會現象和世風日下的道德傾向，如《白兔記》、《琵琶記》等。
而宗教劇中雖有單純反映神仙道化事件的劇作，但多數屬醉翁之意，更多的劇作著重通過神仙道化反映對社會的思考，寄托自己的情誌。
如元代宗教劇兩個最重要的意義維度在於以宗教為度人之筏與處世之方，度人脫離紅塵俗世，本身就體現了對時世的嫌惡，被度者多出將入相、聯姻高門，有很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又反映了元代知識分子對政壇的厭惡和恐懼，折射出元代社會的黑暗現實。
關於宗教劇的研究可重點參看鄭傳寅《古代戲曲與東方文化》。
以上種種無不立足於現實，滲透著劇作家對特定時代的思考，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心聲，共同熔鑄成豐厚複雜的文化內涵，這是元明清戲曲故事審美意蘊的又一構成。
像是我們可以以李楊愛情故事個案綜述，因為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自其產生就有眾多文人對此進行演繹。
由此，李楊愛情故事也就具有了長久的生命力，在中國戲曲和小說的舞台上長盛不衰。
因此對於這一題材的研究，是文學史和戲劇文學史上的一個持續的熱點話題。
根據在中國知網搜索的近二十年來的研究論文，以李楊愛情為關鍵字進行搜索戲曲文學研究的論文可以找到大約20篇文章。
以《長生殿》和《梧桐雨》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一共可以得出近百篇。
其中有一部分是與李楊愛情故事有關聯的，簡單的從總量來看，就可以知道對於整體李楊愛情故事的研究遠不如單篇的戲曲傳奇充的研究充分。
下麵我們就以幾篇主要的論文為根據，從李楊愛情故事流傳長盛不衰的原因，在戲曲文學中的本事流變過程及其發展變化的原因，故事自身的審美意蘊，以及以李楊愛情為主題的戲曲文學題材類型的意義這四個方麵對於李楊愛情故事這一個案進行具體的論述和分析。
首先是李楊愛情故事流傳長盛不衰的原因。
怎麽說呢，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李楊愛情故事汲取曆史資料和民間傳說，從政治領域走進了文學聖殿。
唐祚以降，曆代佳作迭出，李楊愛情被不同曆史時期的文人采取不同的藝術形式以表達不同思想感情。
在時間上，李楊愛情這一題材貫穿唐宋元明清朝代，在空間上，李楊愛情這一題材滲透於詩詞文曲諸體，顯示出這一題材的巨大張力。
蘭州大學張勇敢的《論李楊愛情張力性品格》和安徽師範大學陳慧敏的《論李楊題材在中國戲劇中的多重演繹》都對這一問題有過探討。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認識。
當然，這也包括李楊愛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傳奇色彩。
像是翁媳之情，違背倫常，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倫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驚世駭俗。
這種一反常規的“異情”、“豔情”，反過來刺激了文人們內心的創作欲望與創作靈感，引起他們獵奇涉豔的興趣。
以及李楊愛情故事所蘊含的人性色彩。
因為李楊情事不僅是某種曆史現象、社會現象，更是種人性現象、情感現象。
作為前者，一切荒淫誤國的帝王後妃之情都應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為，為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
而作為後者，它又常為人們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王臣”的皇權製下，皇帝表麵上享有極端自由，同時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斷被神化的過程中，也泯滅了其作為普通人的血性。
誠然，李楊之情也帶有鮮明的宮帷特色，但無論如何，那種存在於兩性之間的持久、熱烈、專一、相依的神聖美好的情感內涵，的確在李楊悲劇性情感中得以某種“契合”性地閃現。
眾所周知，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史也是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說，“女權製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說楊妃生前玄宗怎樣癡情及楊妃死後玄宗的苦苦遙思，就兩人平日相處也誌趣相投。史書記載了他們間的兩次矛盾，從中也可見出其感情真實:“天寶五載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單車，命高力士送還楊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
“妒”被視為古代婦女“七出”之首，可見楊妃不是把玄宗作為帝王來侍奉，而是作為丈夫來要求。
事實上，無論貴為帝妃，還是賤為平民，從人的情感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
可貴的是在李楊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性愛的怪圈。
尤其在楊妃死後，其情感更經過了淨化與升華。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演出了無數的愛情悲劇，但由於李楊的社會曆史角色，人們在觀照時就忘記了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過來，其真情更為難得，也才有了清人洪升“如此鍾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當然，這其中還包括李楊愛情故事所附著的政治曆史色彩。
因為李楊之情的特殊性，兩人的曆史角色規定了他們的情感帶有濃厚的政治曆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幾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極盛走向動亂的轉折期，因此不少論者認為正是他沉湎女色，導致戰亂。
如遊國恩先生就說，“(玄宗)晚年卻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內政日趨腐敗”。
無論如何，晚年的玄宗無法同時成就他的政治與愛情，以至貴為帝王，保不了妃子;貴為帝妃，一旦被視為喪邦辱國，求一布衣而不可得。
於是，李楊之情似乎就在這沉重的政治罪孽中無法涅槃。這樣的曆史感在朝代更迭之時總會給文人以更大的心靈震撼，產生強烈的共鳴，而情感的悲劇與政治的悲劇的重疊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必然成為一個重大的題材。
同時，大多數的曆史性書籍中也對李楊二人的軼事進行過記載，如《新唐書》《舊唐書》等，由於曆史上確有其事，所以李楊二人的故事就存在一個“曆史真實”和“文學真實”的雙重維度，而文人們也大多熱衷於對正史的記載進行再加工和再創作，這也使得李楊故事有了長久的生命力。
以及李楊愛情故事所散發的悲劇色彩。
像是有許多的學者認為，李楊二人是自我毀滅，構不成悲劇衝突，但是其實李楊悲劇的悲劇衝突是無形的，正是個人與社會、人情與政治的諸多矛盾綜合，這才造成了李楊的愛情悲劇由來。
李隆基和楊玉環出去自身所具有的社會屬性，當作曆史中的個人來考察的話，就會發現這是一種欲得愛情而不得的悲劇，是在亂世中無法獲得人生滿足的悲劇。
也正是因此從而使得李楊二人的感情上升為一種人生悲劇，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意蘊。
除此以外，由於曆代的改編和新作不斷，給後代的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性空間和可以發揮的餘地，從而也促使了這一題材的發展。
並且關於李楊故事的曆代演繹，卞孝萱先生認為，“隻是正史的記載是真實的”。
就像前麵說的，李楊題材本身的審美多義性再加上不同時代下的不同審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視角下的李楊悲劇，使得李楊故事這部曆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斷被接受、被創造中獲得新的生命，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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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王季思也有相似論述，他認為，不同於西方戲劇將悲劇的崇高和喜劇的滑稽加以提純而發展到極致，中國的戲曲將兩者糅合到一起，互相調劑和襯托。
這方麵表現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中庸調節，達到明辨是非、懲惡揚善後的超越，既是儒家積極入世的現實態度，又帶有道家陰陽相激、剛柔並濟的哲學意蘊，是民族傳統心理積澱影響下形成的獨特審美形態。
還有像是《中國古典悲喜劇美學初論》在肯定上述從敘事層麵對悲喜劇交替、苦樂相錯手法進行理解的基礎上強調指出。
這一手法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生命觀、人生觀:悲喜交集、苦樂相錯表現在生命觀上，就是生與死的循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表現在人生觀上，中國人的傳統看法是人的一生雖有種種磨難種種悲苦，坎坷不平，但好運終將降臨，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先苦後甜的人生認知和期盼影響。
並且大家都知道，在大部分的古典戲曲中多有發跡變泰、分離團圓等種種由悲轉化為喜的戲碼。
因此這種悲喜劇的存在不僅僅是敘事所能解釋的，也不僅僅源於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浸染，還直接決定於古人的人生觀。
而在這種人生觀的幹預下，戲曲作品往往同時具有悲劇高潮和喜劇高潮，兩者相互衝淡，相互作用，最終達到了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這就在考慮到傳統思想影響的同時，看到了參與古典戲曲悲喜交融特質形成的又一種因素。
從中和的審美體驗到人生觀、生命觀的文化意義，這應是古典戲曲所含蘊的審美意蘊之體現。
關於古典戲曲的主題與審美意蘊的話，眾所周知，戲曲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勢必承擔一定的社會功能，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
像是古典戲曲的不同題材和主題類型，都承載著反映和批判現實、樹立和追求美好理想等思想意義，這也是古典戲曲故事審美意蘊的組成部分。
關於這一點不再麵麵俱到地論述，僅以曆史劇、愛情劇和宗教劇之主題意義為例簡要說明。
因為曆史劇雖取材於曆史題材，實際抒寫的卻是劇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因此借古喻今、諷今是曆史劇的慣用手法和真實意圖。
或借助對曆史事件的描繪，展現激烈動蕩的社會風雲和曆史變遷，流露出普遍強烈的英雄崇拜意識，這一點在異族統治的元代尤為突出。
元雜劇曆史劇不僅寫出了英雄人物叱吒風雲的神采，甚至這種英雄主義的精神還被貫穿到劇中人物曆史生活的每一方麵。
例如將原本並非作為英雄行為的舉動當做英雄壯舉來寫;但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同時也展開了對英雄失路及造成英雄悲劇的時代環境的思考。
像是關漢卿的《單刀會》唿喚英豪，《西蜀夢》中關羽、張飛卻相繼被害，在那樣一個英雄尚且無法自保的時世，升鬥小民何以全身避禍，英雄死了，誰來拯救天下蒼生？
這就是關漢卿劇作中隱藏的主題，其中蘊涵著他對時代的深刻思考。
或通過曆史劇創作緬懷盛世，總結曆史興亡教訓，抒發劇作家山川滿目淚沾衣的曆史興亡之歎和備受壓抑之感。
比如《漢宮秋》有意將漢強番弱的曆史寫成番強漢弱的劇情，《桃花扇》的史著化處理，《長生殿》李楊情緣中蘊含著的對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表現等等，無一不表達了這種主題傾向。
曆史劇創作還涉及到其他種種主題和內涵，不再一一贅述，可參考孫書磊《中國古代曆史劇研究》等相關資料。
至於婚戀愛情劇則多通過對阻撓自由愛情的封建家長勢力的刻畫，批判封建禮教，讚美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和愛情的勇氣與堅貞。
比較出名的《西廂記》、《牡丹亭》等為代表的愛情劇多著眼於此，以及通過婚變、棄婦等主題和情節模式揭露不良社會現象和世風日下的道德傾向，如《白兔記》、《琵琶記》等。
而宗教劇中雖有單純反映神仙道化事件的劇作，但多數屬醉翁之意，更多的劇作著重通過神仙道化反映對社會的思考，寄托自己的情誌。
如元代宗教劇兩個最重要的意義維度在於以宗教為度人之筏與處世之方，度人脫離紅塵俗世，本身就體現了對時世的嫌惡，被度者多出將入相、聯姻高門，有很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又反映了元代知識分子對政壇的厭惡和恐懼，折射出元代社會的黑暗現實。
關於宗教劇的研究可重點參看鄭傳寅《古代戲曲與東方文化》。
以上種種無不立足於現實，滲透著劇作家對特定時代的思考，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心聲，共同熔鑄成豐厚複雜的文化內涵，這是元明清戲曲故事審美意蘊的又一構成。
像是我們可以以李楊愛情故事個案綜述，因為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自其產生就有眾多文人對此進行演繹。
由此，李楊愛情故事也就具有了長久的生命力，在中國戲曲和小說的舞台上長盛不衰。
因此對於這一題材的研究，是文學史和戲劇文學史上的一個持續的熱點話題。
根據在中國知網搜索的近二十年來的研究論文，以李楊愛情為關鍵字進行搜索戲曲文學研究的論文可以找到大約20篇文章。
以《長生殿》和《梧桐雨》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一共可以得出近百篇。
其中有一部分是與李楊愛情故事有關聯的，簡單的從總量來看，就可以知道對於整體李楊愛情故事的研究遠不如單篇的戲曲傳奇充的研究充分。
下麵我們就以幾篇主要的論文為根據，從李楊愛情故事流傳長盛不衰的原因，在戲曲文學中的本事流變過程及其發展變化的原因，故事自身的審美意蘊，以及以李楊愛情為主題的戲曲文學題材類型的意義這四個方麵對於李楊愛情故事這一個案進行具體的論述和分析。
首先是李楊愛情故事流傳長盛不衰的原因。
怎麽說呢，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李楊愛情故事汲取曆史資料和民間傳說，從政治領域走進了文學聖殿。
唐祚以降，曆代佳作迭出，李楊愛情被不同曆史時期的文人采取不同的藝術形式以表達不同思想感情。
在時間上，李楊愛情這一題材貫穿唐宋元明清朝代，在空間上，李楊愛情這一題材滲透於詩詞文曲諸體，顯示出這一題材的巨大張力。
蘭州大學張勇敢的《論李楊愛情張力性品格》和安徽師範大學陳慧敏的《論李楊題材在中國戲劇中的多重演繹》都對這一問題有過探討。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認識。
當然，這也包括李楊愛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傳奇色彩。
像是翁媳之情，違背倫常，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倫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驚世駭俗。
這種一反常規的“異情”、“豔情”，反過來刺激了文人們內心的創作欲望與創作靈感，引起他們獵奇涉豔的興趣。
以及李楊愛情故事所蘊含的人性色彩。
因為李楊情事不僅是某種曆史現象、社會現象，更是種人性現象、情感現象。
作為前者，一切荒淫誤國的帝王後妃之情都應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為，為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
而作為後者，它又常為人們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王臣”的皇權製下，皇帝表麵上享有極端自由，同時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斷被神化的過程中，也泯滅了其作為普通人的血性。
誠然，李楊之情也帶有鮮明的宮帷特色，但無論如何，那種存在於兩性之間的持久、熱烈、專一、相依的神聖美好的情感內涵，的確在李楊悲劇性情感中得以某種“契合”性地閃現。
眾所周知，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史也是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說，“女權製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說楊妃生前玄宗怎樣癡情及楊妃死後玄宗的苦苦遙思，就兩人平日相處也誌趣相投。史書記載了他們間的兩次矛盾，從中也可見出其感情真實:“天寶五載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單車，命高力士送還楊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
“妒”被視為古代婦女“七出”之首，可見楊妃不是把玄宗作為帝王來侍奉，而是作為丈夫來要求。
事實上，無論貴為帝妃，還是賤為平民，從人的情感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
可貴的是在李楊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性愛的怪圈。
尤其在楊妃死後，其情感更經過了淨化與升華。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演出了無數的愛情悲劇，但由於李楊的社會曆史角色，人們在觀照時就忘記了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過來，其真情更為難得，也才有了清人洪升“如此鍾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當然，這其中還包括李楊愛情故事所附著的政治曆史色彩。
因為李楊之情的特殊性，兩人的曆史角色規定了他們的情感帶有濃厚的政治曆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幾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極盛走向動亂的轉折期，因此不少論者認為正是他沉湎女色，導致戰亂。
如遊國恩先生就說，“(玄宗)晚年卻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內政日趨腐敗”。
無論如何，晚年的玄宗無法同時成就他的政治與愛情，以至貴為帝王，保不了妃子;貴為帝妃，一旦被視為喪邦辱國，求一布衣而不可得。
於是，李楊之情似乎就在這沉重的政治罪孽中無法涅槃。這樣的曆史感在朝代更迭之時總會給文人以更大的心靈震撼，產生強烈的共鳴，而情感的悲劇與政治的悲劇的重疊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必然成為一個重大的題材。
同時，大多數的曆史性書籍中也對李楊二人的軼事進行過記載，如《新唐書》《舊唐書》等，由於曆史上確有其事，所以李楊二人的故事就存在一個“曆史真實”和“文學真實”的雙重維度，而文人們也大多熱衷於對正史的記載進行再加工和再創作，這也使得李楊故事有了長久的生命力。
以及李楊愛情故事所散發的悲劇色彩。
像是有許多的學者認為，李楊二人是自我毀滅，構不成悲劇衝突，但是其實李楊悲劇的悲劇衝突是無形的，正是個人與社會、人情與政治的諸多矛盾綜合，這才造成了李楊的愛情悲劇由來。
李隆基和楊玉環出去自身所具有的社會屬性，當作曆史中的個人來考察的話，就會發現這是一種欲得愛情而不得的悲劇，是在亂世中無法獲得人生滿足的悲劇。
也正是因此從而使得李楊二人的感情上升為一種人生悲劇，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意蘊。
除此以外，由於曆代的改編和新作不斷，給後代的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性空間和可以發揮的餘地，從而也促使了這一題材的發展。
並且關於李楊故事的曆代演繹，卞孝萱先生認為，“隻是正史的記載是真實的”。
就像前麵說的，李楊題材本身的審美多義性再加上不同時代下的不同審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視角下的李楊悲劇，使得李楊故事這部曆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斷被接受、被創造中獲得新的生命，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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