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麵說的,李楊題材本身的審美多義性再加上不同時代下的不同審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視角下的李楊悲劇,使得李楊故事這部曆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斷被接受、被創造中獲得新的生命,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機。


    當然,除了上麵說的眾多原因外,還有李楊愛情故事在戲曲文學中的本事流變過程及其原因。


    因為我們在探討了李楊愛情為何能夠擁有巨大的生命力得以淵源流傳之後,我們還必須繼續來考證一下李楊愛情故事這一題材在戲曲文學中的流變過程。


    並以元代白樸的雜劇《梧桐雨》,明代吳世美的傳奇《驚鴻記》和清代洪昇的傳奇《長生殿》為例探討李楊愛情故事在戲劇文學中的發展變化及其原因。


    而涉及到這方麵的比較好的論文主要有錢葉春的碩士論文《李楊之戀的文化闡釋》,以及複旦大學楊靜的碩士論文《<長恨歌>與李、楊題材古今戲劇的研究—以主題演變為中心》,和程芳的碩士論文《李楊愛情故事的承傳與流變》。


    包括張帆的碩士論文《在流轉中永生與超越》,孟繁樹《戲曲史上的“李楊戲”》,劉蔭柏《從曆史、傳說、文學藝術到<長生殿>劇成論考》,葉海英《從曆史傳奇到愛情神話:論七夕故事在<長生殿>中的原型作用和象征意義》等。


    像是李楊愛情故事的本事和在戲曲文學中發展情況。


    因為對於李楊愛情故事的本事考證,就必須從唐人的史料和小說記載開始。


    這裏可以給大家說一下,關於唐代李隆基和楊貴妃兩人之間愛情故事主要的史料和文學作品有《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新唐書-楊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鄭縈《開天傳信一記》、溫舍《天寶亂離西幸記》、宋巨《明皇幸蜀記》、郭提《高力士外傳》、姚汝能《安祿山事跡》、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一名《明皇十七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段成式《酉陽雜俎》等。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鴻的《長恨歌傳》。


    此外宋代《太平廣記》卷20引《仙傳拾遺》記載了相關故事與傳說,樂史的《楊太真外傳))兩卷,綜合了一前人的筆記和傳奇,是李、楊故事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有關楊妃之事,所載非常詳細。


    到了宋以後,在汁梁和臨安等地的瓦舍勾欄裏,說話人也開始講說李隆基和楊貴妃故事。


    在當時說話人的重要參考書《綠窗新話》中,也輯錄了諸如《楊貴妃私通安祿山》、《楊貴妃竊寧王玉笛》、《楊貴妃舞霓裳曲》、《唐明皇咽助情花》、《明皇愛花奴揭鼓》、《貌夫人自有美豔》等作品。


    不過需要說明,這些故事隻一個大致輪廓,前述後評,情節略嫌簡略。


    這時期大量出現的關於李隆基和楊貴妃故事的說話表明,對於帝妃戀情的關注,不再僅僅是文人墨客詩家感興的專利,平民百姓也被激發了獵奇心理。


    與唐王朝的時間距離,使皇室故事被揭去尊貴、神聖與神秘的麵紗,成為平民百姓消閑娛樂的好題目。


    描寫唐明皇楊妃故事。轉踏是一種有歌有舞的表演藝術,它的體製為一詩一詞的連曲形式。


    顯然,這種藝術形式將唱與舞引入李、楊故事體係,對戲曲的發生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唐宋時期戲曲藝術形式在逐漸的成熟,出現了多種戲曲形式,而這一時期的李、楊故事通過詩、小說、筆記、說話及轉踏等各種藝術形式的鋪陳與渲染,勾勒了它的輪廓,添加了情節內容,豐富了它的傳奇性,為宋以後李楊戲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對李、楊戀情同情與譏諷這兩種矛盾的態度也成為後世李楊戲的兩種主要基調。


    李隆基和楊貴妃的故事被編成戲文、院本,開始在舞台上表演,有據可考的最早當推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該書“院本名目”條一記載了《張與孟夢楊妃》、《梅妃》、《洗兒會》、《廣寒宮》、《擊梧桐》等數個院本劇目。


    ‘這些院本劇目,多是行院藝人所創作,具有劇情粗率、以演員為中心、動作性強、滑稽調笑等戲曲初生期的特點,時間跨越北宋、南宋、元初等數代。


    像是王國維將《梅妃》列入金代作品。


    疑似南宋時期作品的李楊戲有《永樂大典?宦門子弟錯立身》提及的《馬踐楊妃》戲文劇目;宋元南戲遺響的福建地方戲莆仙戲有《馬踐楊妃》存目。


    林霧秋編《泉南指譜重編》(上海文瑞樓書莊印刷)載福建地方戲梨園戲七子班遺存的曲文,共四十五套,係閩南七子班常演的二十五種劇目之一((楊貴妃》的殘曲。


    上述三種劇目,學界一般認為是南宋戲文。


    而《泉南指譜重編》中楊妃思念安祿山時所唱兩套〔繡閣羅〕套曲,曲牌由“滿庭芳”等組合而成,與《天寶遺事諸宮調》亦采用“滿庭芳”一套三曲的形式相類似。


    劉念茲在《南戲新證》中認為“在《天寶遺事諸宮調》輯本中有祿山思念楊妃曲文,而缺楊妃思念祿山的曲文,疑為南曲專寫楊妃之‘汙’,以至終被馬踐之結局。”


    “閩南七子班遺存此南曲兩套,當與南戲《馬踐楊妃》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莆仙戲的《馬踐楊妃》與梨園戲《楊貴妃》之也許存在著劇目相互借鑒的可能,但是目前還沒有充足的資料可證明,故無法對兩劇關係做出進一步的分析與說明。


    但是,這些存目、殘曲的資料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李、楊故事至遲在宋、金對峙時期就已經被搬上了各地舞台,而且劇目繁多,長演不輟,深受觀眾喜愛。


    到了元代,許多戲劇家涉足這一領域,出現了一大批成熟優秀的文人作品。


    比如關漢卿《唐明皇哭香囊》,庚天錫《楊太真霓裳怨》、《楊太真浴罷華清宮》,嶽伯川《羅公遠夢斷楊貴妃》(《北曲廣正》錄數曲,題作《嶽伯川撰楊貴妃》,無名氏《明皇村院會佳期》,白樸《唐明皇遊月宮》、《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不過可惜的是,到目前,碩果僅存的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餘者皆佚失了。


    此外,在元代李隆基和楊貴妃的故事作品與戲曲關係頗密切的,還有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


    《天寶遺事諸宮調》全書早佚,在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明嘉靖時郭勳的《雍熙樂府》、清初李玉的《北詞廣正譜等書》中,保存《天寶遺事諸宮調》的套數和單支曲文。


    明代,李、楊故事仍是戲劇創作的重要題材。


    雜劇有程士廉《幸上苑帝妃遊春》、汪道昆《唐明皇七夕長生殿》、徐複柞《梧桐雨》、葉憲祖《鴛鴦寺冥勘陳玄禮》。


    以及王湘《梧桐雨》、傅一臣《錮盒奇姻》、無名氏《秋夜梧桐雨》、無名氏《明皇望長安》、無名氏《舞翠盤》、吾邱端《合釵記》、鄧誌漠《唐苑鼓催花》。


    像是“明初人作,不知誰筆,其情節與《驚鴻記》相同,而提出李白賦沉香亭詩以為標目,蓋日驚鴻者,以江妃賜白玉笛作驚鴻舞而名”。


    除《驚鴻記》、《彩毫記》、《磨塵鑒》外,餘皆佚失。


    其中,明代李陽愛情戲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就是梅妃形象的出現(我們在談論李楊故事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梅妃形象作為一個點進行研究)。


    梅妃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其人實有實無,眾說莫一。


    她在有關李、楊的重要史料、傳奇、小說如《新唐書》、《舊唐書》、《長恨歌傳》、《開元天寶遺事》、《楊太真外傳》等作品中均未登場。


    據說是唐代曹鄴所作的《梅妃傳》才詳細記載梅妃江采蘋生平與遭際,此傳在宋代隻見於《遂初堂書目》的雜傳類著錄,直到明代陶宗儀的《說郭》卷三八才有全文,魯迅先生認為它係宋人的偽作。


    還有《南村輟耕錄》“院本名目”中著錄《梅妃》劇目,元代現存的李楊戲《梧桐雨》沒有提到梅妃。明代,梅妃突然開始在李楊戲的舞台上占了很大的戲份,在《涼鴻記》中甚至成了主角。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李、楊故事從詩文、史傳到傳奇、筆記,再到說話、講唱、戲曲,在這種嚴肅題材逐漸被世俗化為民間娛樂的過程中,梅妃的形象豐滿起來。由於梅妃的加入,李、楊故事的情節漸趨複雜,這增強了故事的娛樂性、傳奇性和可看性。


    到了清代,雜劇有石韞玉的《梅妃作賦》(今樂考證》著錄),據《清雜劇全目》:有萬樹《舞霓裳》(未見傳本)、汪枉《江采萍愛梅錫號》、無名氏《梅妃怨》、梁廷楠《江梅夢》(清姚燮的《今樂考證》及梁廷楠的《藤花亭十種》均有著錄)、無名氏《天寶燈遊》、無名氏《唐明皇遊月宮》(據說有民國時《曲庵》抄本,未查到)。


    清代的傳奇有:亦齋《環影祠》(佚),孫鬱《天寶曲史》(收《古本戲曲叢刊》第三集,成書1671年,早《長生殿》17年),洪異((長生殿》,唐英《古柏堂戲曲集》中《女彈詞》和《長生殿補缺》。


    還有許逸的《逢壺院》(((古本戲曲從刊》五的初稿選,但在定稿出版時刪了),《清代戲曲史》第二章著錄。


    “《蓬壺院》四折,卷首有康熙癸未年馮武序、丙午年徐淑序,卷末有癸未三月、己醜二月作者誌語二則,以及作者六世孫誌語一則。”


    “作者誌語前一則論南北曲,後一則述有書賈送來洪異《長生殿》,閱過總目,感到與作者用意相同,因而‘歎人必之若此’。”


    “可惜作者‘未暇觀’,如果仔細一看,恐怕作者就會感到自己作品不足與《長生殿》相提並論了。此劇演楊貴妃死於馬鬼坡以後,與唐明皇在蓬壺院永久團聚的故事。”


    而《長生殿》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李楊戲,它不僅在李楊戲序列中,就是在整個戲曲史上也是最為光輝奪目的明珠之一。


    作者洪異在曆經十餘年三易其稿才最後完成,本著《長恨歌》的寫作宗旨,純化李、楊愛情故事,隱去楊妃原來是明皇兒媳、壽王之妃的身份,使二人的不倫之戀得到淨化。


    全劇共五十出,前二十五出,曆寫纏綿曲折、方奇旎情深的宮庭之戀和安史之亂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


    後二十五出寫在楊妃死後,明皇對她的執著追戀,“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楊妃;做了孤鬼的楊妃也在幽螟中,淒惶地四處追尋明皇。


    他們不舍那一點“曆劫無生死”的“情根”(二十五出),奮不顧身孜孜追尋著、奔向對方,其情之真、之切、之深、之苦,浸透紙背,泅潤著後世的讀者與觀眾。


    且不論其文學、藝術、思想上的成就(這一點在後文將作重點論述),單單在演出上,自它脫稿時的盛演之況就有徐麟記敘“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為之增價”。


    此後《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翻揀筆一記、日記,還可以看到它的演出記載和逸事多勝數。


    除文人創作以外,戲曲創作還有另外一條並行發展的線路,那就是民間戲曲。


    明清以來也有很多地方戲對於這一題材有了很多的涉及,例如福建地方戲中的莆田戲,蘿劇,高甲戲等。


    但是需要說明,由於對於民間戲曲文化的忽視,保留下來的文本資料比較少。


    所以這也啟發我們,在戲曲文化研究領域中,對於民間作品的缺席現象應該予以重視,不隻是文人的案頭劇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我們也應該對民間的戲曲資源進行保護和關注,這對於戲曲文學的研究也是很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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