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要知道經曆了自宋朝以來的長期發展，從明代中後期起，江南市鎮開始走向全麵興盛，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個體空間規模不斷擴大，更值得關注的是工商業的空前發達，商品經濟躍上了一個新的水平。
如果有一份當時的清明上河圖的話，大家便可以看到，哪裏各市鎮手工作坊和商業店鋪林立，四方商賈負資雲集，商品生產和流通活躍。
而且蘇州府盛澤鎮、嘉興府濮院鎮和王江涇鎮都是典型的絲織業專業市鎮。
盛澤鎮在明嘉靖年間“居民百家，以綢綾為市”，進入清代以後，發展為“日出萬綢，衣被天下”，交易額“日逾萬金”的巨鎮。
而濮院鎮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人口一度減少外，其居民一直在萬戶以上，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負資雲集”。
包括王江涇亦是“煙戶萬家”的巨鎮，其居民“多織繒為業，日出千匹，衣被數州郡”。
鬆江府楓涇鎮、朱涇鎮則是著名的棉業市鎮，鎮上棉業經營商家繁多。
“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鬆江楓涇、朱涇樂業，而染坊、踹坊，商賈悉從之。”
自然，發達的工商業，顯而易見的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員參與其中，雇傭群體的規模也不斷發展壯大。
在許多市鎮，雇傭人員逐漸形成了頗為龐大的社會群體。
像是在明朝後期，石門鎮油坊雇傭的工匠就有800多人。
到了清康熙初年，朱涇鎮上布局所雇的染匠、砑匠數量很多，僅當時發生的踹匠與鎮民衝突事件中，死去的踹匠就有數百人之多。
此後清代中葉，濮院鎮的絲業練染作坊，“每坊傭者數十人”。
而盛澤鎮僅從事絲織業的雇傭人員就有數千人。
史載：“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計，匯聚東廟並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
黃溪市絲織業發達，入清後，“機戶益多”，“雇人織挽”之風頗盛。
雙林鎮上有皂坊、黑坊、膠坊多家，僅皂坊雇工就多達數百人。
不斷增大的市鎮雇傭群體，就其地緣結構而言，可以分為本地人員和外來人員兩部分。
本地人員主要是指來自周邊鄉村地區的雇傭勞動者。
隨著江南眾多絲織業和棉織業市鎮的興起和興盛，使得原本作為家庭副業的絲織業和棉織業越來越多地轉變為農民的主業。
農民除了自己紡織外，還受雇於市鎮的機戶進行絲綢和棉布的生產、加工。
濮院鎮，“機戶自鎮及鄉，北至鬥門，東至泰石橋，南至清泰橋，西至於永新港，皆務於織”，四鄉皆以絲織為業，“間有業田者，田事皆雇西頭（石門、桐鄉縣界）人為之”。
機杼成為了濮院鎮周邊鄉村居民的生活所寄。
他們“生平足不出裏巷，目不見外事。衣於是，食於是，盡其力而終身焉，非止”。
唯亭鎮蔡顧巷，“比戶習織，工匠各有專頭，計日受值。匠或無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唿，名曰換找”。
因此康熙年間，常熟縣城鄉鋪戶染手雖不抵蘇鬆一大店，但“開張染鋪，雇倩一二染手，必係土著始留”。
雙林鎮染包頭絹的黑坊和染五色裱綾的膠坊，其雇工均為本鎮人。
這些有著專業技藝的本地紡織工匠，在市鎮絲綢、棉布的生產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此外，市鎮商品流通的活躍，需要大量從事搬運工作的腳夫，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本地人。
部分市鎮還出現了由本地腳夫組成的幫會組織，並禁止外來人員入幫，“惟外來流民，不得夥入扛幫”，目的在於保護工作崗位。
本地雇傭群體的發展壯大，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以市鎮為核心的農村商品經濟的興盛和雇傭關係的常態化。
市鎮工商業的發展使得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要吸收外來的勞動力。
與之相聯係，從明代中後期開始，江南人口流動進入一個發展的高峰期。
在此基礎上，市鎮外來雇傭人員逐漸增多，其地域來源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來自本地鄰近府縣。
明後期嘉興府崇德縣石門鎮榨油業發達，因本地勞動力不足，鎮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為傭”，所雇傭的工匠總數經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歸安縣雙林鎮油坊的雇工，有相當部分來自同府的長興縣，“籍則長興及江寧為多”。
前文提及的盛澤、濮院之類的絲織業市鎮，其專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中雇傭鄰近府縣工匠和相關人員的現象更為常見；二是來自江南其他地區的府縣。
明嘉靖年間，沈濟從湖州府遷居嘉興府桐鄉縣爐頭鎮，創設沈亦昌冶坊，所雇“冶工均無錫人”。
到了清代中期，雙林鎮各皂坊的雇傭人員有數百人，絕大多數是安徽涇縣人；其油坊的雇傭人員部分來自同府長興縣，部分屬於江寧籍；至於酒坊，則大多雇傭紹興技師。
嘉興府濮院鎮，“典當司櫃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寧波人，鑷工半句容人，染坊、銀匠多紹興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鬆江府楓涇鎮有很多布局，“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皆江寧人”。
蘇州府盛澤鎮的練坊、染坊、踹坊，從明末清初紹興籍人的陸續遷入起，“數百年來，皆為紹興人專利之業”。
外來雇傭人員的不斷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鎮經濟的發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鎮社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不過，在工種的選擇上，外來雇傭人員大多處於劣勢。
前文提到部分市鎮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類多為外地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這些工作比較苦累，本地居民不願應雇，隻能招募外來人員。
至於江南市鎮雇傭群體的職業結構的話。
前文好像已經簡單的提到過了，工商業的專業化是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
“士農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稱三百六十行，又稱一百二十行。”
與此相聯係，市鎮雇傭群體在職業結構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從職業性質的角度講，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雇傭群體可分為體力類、技藝類和管理類三部分。
體力類雇傭人員主要以體力謀食，從事絲、棉業中的練、染、踹，榨油業中的杵油，以及貨物搬運等之類的工作。練坊“皆男子事”，
練手負責煮、漚、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須壯有力者”，砑匠“非精壯而強有力者不能”，腳夫“資其力，肩挑背負”。
枟木棉譜枠詳細記載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為承，取無色布，卷木軸上，上壓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兩端，往來施轉運之，則布質緊薄而有光。”
從這段材料我們可以看到，踹布時腳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頭，且要左右運轉，力大者方能轉動。
體力類雇傭人員除了有強壯的身體條件，還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社會特點：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貧困，幾乎都屬於窮民階層；二是恃勇好鬥。
康熙年間，蘇州府的踹匠“皆係膂力兇悍之人”常常聚眾肆橫。
楓涇鎮的染匠、砑匠往來成群，擾害閭裏的事情經常發生。
石門鎮的油坊工人“恃勇好鬥，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員混雜，遊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藝類雇傭人員以專業技能謀生，主要從事具有一定技術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鎮的絲業和棉業尤為發達，形成了高度專業化的產業分工體係。
就絲業生產和經營活動而言，其絡絲、紡織、牽經、刷邊、運經、紮扣、接頭等工序，都需要雇傭有專門技能的工匠；綢行收購產品時，則雇傭專業人員辨別綢質的好壞，判定價格的高低，時人稱之為“看莊”。
棉業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負責看布的被稱為“賈師”。
在其他行業，同樣有不少技藝類雇傭人員。
如蘇州府平望鎮米加工業十分活躍，鎮上的礱坊、碓坊普遍采用杵臼治米的方法，其器具有大小之分，在杵臼過程中，要求所操作人員具有熟練的技巧，彼此配合一致且用力均勻，否則會損壞米粒，影響質量。
“大者五六人執之，其力齊米不損；小者一人執之，力不均則米損。”
鬆江府朱家角鎮匯聚了不少從事金屬製品的銀匠、銅匠、鐵匠、錫匠，皆為“攻金之工”。
與其他類型的雇傭人員相比，技藝類雇傭人員具有專業分工精細、職業傳承穩定的特點。
管理類雇傭人員分布於市鎮的各色作坊、商號、牙行、店鋪，主要從事不同行業的經營活動。
如市鎮典當鋪的“管棧之人”負責日常典當業務的管理，踹坊的包頭負責工匠工作的分派、監督和工資發放，商號的管事負責交易的運作。
錢肇然枟續外岡誌枠記載，徽州王某在嘉定縣謀職，被該鎮外岡鎮永昌典鋪聘為總管。
葉承慶枟鄉誌類稿枠記載，清代嘉興府王江涇鎮人葉明楠，“經理青浦朱家角，南潯劉氏之源康、同和兩典”。
王某和葉明楠，皆屬典型的管理類雇傭人員。
從行業分布的角度講，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雇傭群體涉及的行業領域十分廣泛，其中在絲、棉生產和加工業、榨油業、釀酒業、典當業、酒館茶樓業等行業分布較為集中。
進一步講，他們更多地是被與這些行業相關的各類牙行、作坊、店鋪以及商號所雇傭，為其工作，獲取報酬。
分布於江南各市鎮的牙行、作坊、店鋪和商號，不僅類型廣，而且數量多。
僅蘇州府盛澤鎮，根據馮夢龍枟醒世恆言枠中對該鎮嘉靖年間牙行數量的描述，其“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僅到此上市”。
同府的婁塘鎮，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統計，僅布鋪牙行就有125家；同裏鎮的米行，“官牙七十二家，商賈雲集”。
嘉興府濮院鎮上有絲綢行、桑葉行、煙葉行，湖州府南潯鎮上有絲行、樹行、西木行、米行。
在市鎮榨油業領域，蘇州府唯亭鎮、甫裏鎮、周莊鎮、陳墓鎮、震澤鎮，湖州府雙林鎮、南潯鎮、烏青鎮、菱湖鎮，嘉興府石門鎮等市鎮都集中了一批油坊。蘇州府唯亭鎮油坊“在外跨塘、陽城、澱涇”，元和縣油坊“在婁葑兩門及甫裏、周莊、陳墓等處”。
湖州府南潯鎮，清代順治年間，鎮上行鋪捐貨重修雲興寺，在油坊、典鋪、鹽木各行的捐貨者中，油坊居於首位。
該鎮榨油專用水牛拉油車，由於本地飼料不足，油坊還到外地購買，“南潯、震澤諸油坊買以飼牛，舟載不絕”。
烏青鎮油坊在清前期最著名的有四房車。
嘉興府石門鎮，明後期鎮上有油坊20家。
這眾多的商行、作坊，集聚了不同數量的雇傭人員，從事各種商品貿易和手工生產與加工活動。
此外，隨著市鎮本地和外來人員大量參與市鎮工商業活動，多種運輸、服務需求大增，船夫、腳夫、轎夫、樂人（工）、土工、剃頭等在內的臨時雇傭人員數量增多。
船夫、腳夫和轎夫等承擔著市鎮水陸運輸的工作，尤其是腳夫，不僅是民間凡遇婚喪嫁娶及鋪戶挑運一切貨物的扛抬者。
而且他們還承擔著“市肆貨物遷運出入，以及客舟起載”的任務。
這類雇傭人員數量的增多對滿足、協調市鎮商品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樂人、土工是有著重婚喪習俗傳統的江南所不可缺少的。
按民間習俗，“紅白事俱用吹鼓手”，“入殮必用鼓吹、炮手、僧道，出殯及葬亦如此”，土工則是“司送終之事，火葬者必用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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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份當時的清明上河圖的話，大家便可以看到，哪裏各市鎮手工作坊和商業店鋪林立，四方商賈負資雲集，商品生產和流通活躍。
而且蘇州府盛澤鎮、嘉興府濮院鎮和王江涇鎮都是典型的絲織業專業市鎮。
盛澤鎮在明嘉靖年間“居民百家，以綢綾為市”，進入清代以後，發展為“日出萬綢，衣被天下”，交易額“日逾萬金”的巨鎮。
而濮院鎮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人口一度減少外，其居民一直在萬戶以上，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負資雲集”。
包括王江涇亦是“煙戶萬家”的巨鎮，其居民“多織繒為業，日出千匹，衣被數州郡”。
鬆江府楓涇鎮、朱涇鎮則是著名的棉業市鎮，鎮上棉業經營商家繁多。
“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鬆江楓涇、朱涇樂業，而染坊、踹坊，商賈悉從之。”
自然，發達的工商業，顯而易見的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員參與其中，雇傭群體的規模也不斷發展壯大。
在許多市鎮，雇傭人員逐漸形成了頗為龐大的社會群體。
像是在明朝後期，石門鎮油坊雇傭的工匠就有800多人。
到了清康熙初年，朱涇鎮上布局所雇的染匠、砑匠數量很多，僅當時發生的踹匠與鎮民衝突事件中，死去的踹匠就有數百人之多。
此後清代中葉，濮院鎮的絲業練染作坊，“每坊傭者數十人”。
而盛澤鎮僅從事絲織業的雇傭人員就有數千人。
史載：“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計，匯聚東廟並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
黃溪市絲織業發達，入清後，“機戶益多”，“雇人織挽”之風頗盛。
雙林鎮上有皂坊、黑坊、膠坊多家，僅皂坊雇工就多達數百人。
不斷增大的市鎮雇傭群體，就其地緣結構而言，可以分為本地人員和外來人員兩部分。
本地人員主要是指來自周邊鄉村地區的雇傭勞動者。
隨著江南眾多絲織業和棉織業市鎮的興起和興盛，使得原本作為家庭副業的絲織業和棉織業越來越多地轉變為農民的主業。
農民除了自己紡織外，還受雇於市鎮的機戶進行絲綢和棉布的生產、加工。
濮院鎮，“機戶自鎮及鄉，北至鬥門，東至泰石橋，南至清泰橋，西至於永新港，皆務於織”，四鄉皆以絲織為業，“間有業田者，田事皆雇西頭（石門、桐鄉縣界）人為之”。
機杼成為了濮院鎮周邊鄉村居民的生活所寄。
他們“生平足不出裏巷，目不見外事。衣於是，食於是，盡其力而終身焉，非止”。
唯亭鎮蔡顧巷，“比戶習織，工匠各有專頭，計日受值。匠或無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唿，名曰換找”。
因此康熙年間，常熟縣城鄉鋪戶染手雖不抵蘇鬆一大店，但“開張染鋪，雇倩一二染手，必係土著始留”。
雙林鎮染包頭絹的黑坊和染五色裱綾的膠坊，其雇工均為本鎮人。
這些有著專業技藝的本地紡織工匠，在市鎮絲綢、棉布的生產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此外，市鎮商品流通的活躍，需要大量從事搬運工作的腳夫，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本地人。
部分市鎮還出現了由本地腳夫組成的幫會組織，並禁止外來人員入幫，“惟外來流民，不得夥入扛幫”，目的在於保護工作崗位。
本地雇傭群體的發展壯大，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以市鎮為核心的農村商品經濟的興盛和雇傭關係的常態化。
市鎮工商業的發展使得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要吸收外來的勞動力。
與之相聯係，從明代中後期開始，江南人口流動進入一個發展的高峰期。
在此基礎上，市鎮外來雇傭人員逐漸增多，其地域來源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來自本地鄰近府縣。
明後期嘉興府崇德縣石門鎮榨油業發達，因本地勞動力不足，鎮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為傭”，所雇傭的工匠總數經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歸安縣雙林鎮油坊的雇工，有相當部分來自同府的長興縣，“籍則長興及江寧為多”。
前文提及的盛澤、濮院之類的絲織業市鎮，其專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中雇傭鄰近府縣工匠和相關人員的現象更為常見；二是來自江南其他地區的府縣。
明嘉靖年間，沈濟從湖州府遷居嘉興府桐鄉縣爐頭鎮，創設沈亦昌冶坊，所雇“冶工均無錫人”。
到了清代中期，雙林鎮各皂坊的雇傭人員有數百人，絕大多數是安徽涇縣人；其油坊的雇傭人員部分來自同府長興縣，部分屬於江寧籍；至於酒坊，則大多雇傭紹興技師。
嘉興府濮院鎮，“典當司櫃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寧波人，鑷工半句容人，染坊、銀匠多紹興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鬆江府楓涇鎮有很多布局，“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皆江寧人”。
蘇州府盛澤鎮的練坊、染坊、踹坊，從明末清初紹興籍人的陸續遷入起，“數百年來，皆為紹興人專利之業”。
外來雇傭人員的不斷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鎮經濟的發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鎮社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不過，在工種的選擇上，外來雇傭人員大多處於劣勢。
前文提到部分市鎮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類多為外地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這些工作比較苦累，本地居民不願應雇，隻能招募外來人員。
至於江南市鎮雇傭群體的職業結構的話。
前文好像已經簡單的提到過了，工商業的專業化是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
“士農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稱三百六十行，又稱一百二十行。”
與此相聯係，市鎮雇傭群體在職業結構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從職業性質的角度講，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雇傭群體可分為體力類、技藝類和管理類三部分。
體力類雇傭人員主要以體力謀食，從事絲、棉業中的練、染、踹，榨油業中的杵油，以及貨物搬運等之類的工作。練坊“皆男子事”，
練手負責煮、漚、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須壯有力者”，砑匠“非精壯而強有力者不能”，腳夫“資其力，肩挑背負”。
枟木棉譜枠詳細記載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為承，取無色布，卷木軸上，上壓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兩端，往來施轉運之，則布質緊薄而有光。”
從這段材料我們可以看到，踹布時腳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頭，且要左右運轉，力大者方能轉動。
體力類雇傭人員除了有強壯的身體條件，還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社會特點：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貧困，幾乎都屬於窮民階層；二是恃勇好鬥。
康熙年間，蘇州府的踹匠“皆係膂力兇悍之人”常常聚眾肆橫。
楓涇鎮的染匠、砑匠往來成群，擾害閭裏的事情經常發生。
石門鎮的油坊工人“恃勇好鬥，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員混雜，遊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藝類雇傭人員以專業技能謀生，主要從事具有一定技術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鎮的絲業和棉業尤為發達，形成了高度專業化的產業分工體係。
就絲業生產和經營活動而言，其絡絲、紡織、牽經、刷邊、運經、紮扣、接頭等工序，都需要雇傭有專門技能的工匠；綢行收購產品時，則雇傭專業人員辨別綢質的好壞，判定價格的高低，時人稱之為“看莊”。
棉業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負責看布的被稱為“賈師”。
在其他行業，同樣有不少技藝類雇傭人員。
如蘇州府平望鎮米加工業十分活躍，鎮上的礱坊、碓坊普遍采用杵臼治米的方法，其器具有大小之分，在杵臼過程中，要求所操作人員具有熟練的技巧，彼此配合一致且用力均勻，否則會損壞米粒，影響質量。
“大者五六人執之，其力齊米不損；小者一人執之，力不均則米損。”
鬆江府朱家角鎮匯聚了不少從事金屬製品的銀匠、銅匠、鐵匠、錫匠，皆為“攻金之工”。
與其他類型的雇傭人員相比，技藝類雇傭人員具有專業分工精細、職業傳承穩定的特點。
管理類雇傭人員分布於市鎮的各色作坊、商號、牙行、店鋪，主要從事不同行業的經營活動。
如市鎮典當鋪的“管棧之人”負責日常典當業務的管理，踹坊的包頭負責工匠工作的分派、監督和工資發放，商號的管事負責交易的運作。
錢肇然枟續外岡誌枠記載，徽州王某在嘉定縣謀職，被該鎮外岡鎮永昌典鋪聘為總管。
葉承慶枟鄉誌類稿枠記載，清代嘉興府王江涇鎮人葉明楠，“經理青浦朱家角，南潯劉氏之源康、同和兩典”。
王某和葉明楠，皆屬典型的管理類雇傭人員。
從行業分布的角度講，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雇傭群體涉及的行業領域十分廣泛，其中在絲、棉生產和加工業、榨油業、釀酒業、典當業、酒館茶樓業等行業分布較為集中。
進一步講，他們更多地是被與這些行業相關的各類牙行、作坊、店鋪以及商號所雇傭，為其工作，獲取報酬。
分布於江南各市鎮的牙行、作坊、店鋪和商號，不僅類型廣，而且數量多。
僅蘇州府盛澤鎮，根據馮夢龍枟醒世恆言枠中對該鎮嘉靖年間牙行數量的描述，其“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僅到此上市”。
同府的婁塘鎮，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統計，僅布鋪牙行就有125家；同裏鎮的米行，“官牙七十二家，商賈雲集”。
嘉興府濮院鎮上有絲綢行、桑葉行、煙葉行，湖州府南潯鎮上有絲行、樹行、西木行、米行。
在市鎮榨油業領域，蘇州府唯亭鎮、甫裏鎮、周莊鎮、陳墓鎮、震澤鎮，湖州府雙林鎮、南潯鎮、烏青鎮、菱湖鎮，嘉興府石門鎮等市鎮都集中了一批油坊。蘇州府唯亭鎮油坊“在外跨塘、陽城、澱涇”，元和縣油坊“在婁葑兩門及甫裏、周莊、陳墓等處”。
湖州府南潯鎮，清代順治年間，鎮上行鋪捐貨重修雲興寺，在油坊、典鋪、鹽木各行的捐貨者中，油坊居於首位。
該鎮榨油專用水牛拉油車，由於本地飼料不足，油坊還到外地購買，“南潯、震澤諸油坊買以飼牛，舟載不絕”。
烏青鎮油坊在清前期最著名的有四房車。
嘉興府石門鎮，明後期鎮上有油坊20家。
這眾多的商行、作坊，集聚了不同數量的雇傭人員，從事各種商品貿易和手工生產與加工活動。
此外，隨著市鎮本地和外來人員大量參與市鎮工商業活動，多種運輸、服務需求大增，船夫、腳夫、轎夫、樂人（工）、土工、剃頭等在內的臨時雇傭人員數量增多。
船夫、腳夫和轎夫等承擔著市鎮水陸運輸的工作，尤其是腳夫，不僅是民間凡遇婚喪嫁娶及鋪戶挑運一切貨物的扛抬者。
而且他們還承擔著“市肆貨物遷運出入，以及客舟起載”的任務。
這類雇傭人員數量的增多對滿足、協調市鎮商品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樂人、土工是有著重婚喪習俗傳統的江南所不可缺少的。
按民間習俗，“紅白事俱用吹鼓手”，“入殮必用鼓吹、炮手、僧道，出殯及葬亦如此”，土工則是“司送終之事，火葬者必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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